作者：唐悦哲 董晨宇，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数字媒体对人生有什么影响?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数字媒体对人生有什么影响
作者：唐悦哲 董晨宇
社会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表达了这样的焦虑——虽然信息技术把沟通的门槛降到最低，但由于长久停留在浅薄甚至虚伪的线上交往中，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正陷入更深的孤独。是啊，线上狂欢，线下孤单，说进了多少人的心坎。
《交往在云端》 南希·K.拜厄姆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但在新近翻译出版的《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一书中，作者南希·拜厄姆冷静地以“我们应该始终对过于简单的解释保持警惕”反驳了以上观点，并就如何看待数字媒体和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这一切，要从书中反映的两个关于互联网的日常迷思讲起。
线上自我必然是虚假的吗？
提到线上自我，拜厄姆先讲了自己学生汤姆的“网恋”故事。汤姆想找个女朋友，就登录社交网站，搜索附近与他兴趣相投的女生并发去私信。很快他便开始和一位女孩聊了起来，几个小时后他们交换了电话号码，并相约共进晚餐。虽然他俩之间的化学反应是不可否认的，女孩赴约时还是带了闺蜜一同前往。那晚过后他们顺利交往，而女孩的家人直到参加汤姆的毕业典礼时还在感叹：“哇，原来你真是个研究生！”显然，女孩和她家人对汤姆的怀疑展现了许多人共同的担忧——网上认识的人大多不可信赖，甚至极有可能是危险的。
由于在网络上看不见彼此的身体，线上的身份总会使人感到困惑。人们会因此大肆撒谎吗？他们会去伤害妇女和儿童吗？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网络世界里的犯罪司空见惯，因为犯罪分子能轻易地通过网络乔装打扮，诱骗无辜者进入一段段虚假关系里，使他们遭受骚扰、绑架乃至进一步的伤害。但《交往在云端》则用调查数据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与熟人关系中的侵害相比，陌生人之间的侵害极为罕见，网友实施的侵害更只占后者的一小部分。年轻人在网络上遭受过真切的侵害，这一点不可否认，但对比美国前后互联网时代的数据，孩子们在新媒体上受到的伤害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有所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还有可能在网上更加真诚。例如，我们偷偷建立的微博小号、豆瓣账号，它们就像藏匿于网络的“告解室”，也是自我伸展最舒适的角落。原因在于，虽然网络上社交线索的减少降低了撒谎的成本，但分隔的时空和稀疏的线索同样也减除了社交压力，让说谎看起来并不必要。
数字媒体切割了自我和肉体，创造了仅停留在言语层面的无实体身份。但作者整理的研究表明，多数人在使用新媒体时的行为方式与实体自我非常一致，或者更多地，以一种不太夸张的手段在不同平台上修饰与经营着多重自我。
事实上，自我的多样性并不是伴随互联网而产生的。身份研究者戈夫曼就一直认为自我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就像面对我们在领导、亲戚、朋友不可能说一样的话。这样一幅图曾火遍微博：西装革履的中年大叔毕恭毕敬、笑容可掬地站在大家面前，而背后的梳妆镜却出卖了身着性感黑丝的另一个他。一旁的配文为：朋友圈里岁月静好，但我却在微博蹦迪。现代人何止这两幅面孔呢：知乎的我们有理有据，豆瓣的我们清新文艺，抖音的我们幽默风趣……在不同的网络平台，面对不同的人，我们可以借助不同的网名、头像、照片、隐私设置等线索来策略性地呈现多个“我”。由此可见，线上线下的自我之间也是若隐若现地延续着的。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线上虚假，线下真实”这种二元对立思考，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粗暴的判断。
线上关系注定是肤浅的吗？
作者拜厄姆在书中分享了自己曾经做过的一项小调查，她请受访者分别评价面对面沟通、电话沟通和网络沟通，得到的答案大同小异：面对面沟通更私人、更亲切，因为我们不仅能听到对方在说什么，还能观察到对方的表情、动作、语气、声调，其次是打电话，至少能有声音上的满足，相比之下，网络沟通虽然方便，却最没有人情味。
这种结论似乎也和我们的直觉相符。毕竟中介化的交流只能承载有限的社交线索，所以人们不免对它有这样一种担忧，即线上沟通会让人际关系变得日益淡薄与匮乏，甚至引发敌对性矛盾。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拜厄姆的调查表明，经历一年左右的发展后，线上关系和线下关系的质量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事实上，即便是在看似最为贫瘠单调的纯文本媒体中，人们也在想方设法展现情感与亲近性，调动各种方式来弥补社交线索的缺失。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自己和周围人身上找到相关例子：比如年轻人把“你是不是傻”写作“你4不4洒”，以此来表达无恶意的戏谑和调侃；再比如近期流行的xswl（笑死我了）、zqsg（真情实感）、dbq（对不起）等从粉丝群体演绎出来的语言变体，也为营造友好轻松的谈话氛围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粉丝并不是盲目愚昧的“文化白痴”，相反，他们在积极地参与和消费媒体内容，也从其中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数字互动的热情与需求也在不断重塑媒体本身。开发者们回应着用户的创意，在社交媒体中开发出表情包、语音、视频等越来越丰富的交流形式，如此一来，缤纷多彩的社交线索得以通过中介进行传播。尽管中介化交流呈现出来许多新的特质，这背后还要归功于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因为无论哪种语境下，文化都在深刻地影响信息。
对于人们普遍担忧的另外一个问题，即线上交往增加之后，会不会造成脱离物理现实，减少线下相处的时间，拜厄姆的研究尚不足以支撑我们对此做出明确的判断。但她的调查显示，媒介使用和面对面交流的频率正向相关，即那些喜欢使用数字媒体维系社交关系的人往往是社交需求度比较高的人，也更愿意进行面对面交流。也就是说，新媒体不会用虚假的模拟来削弱或替代真实的参与。
当然，社交行为本身是围绕特定的文化背景展开的。拜厄姆的调查样本基本来自欧美国家，所以部分结论可能存在局限。儿童过早使用社交媒体会带来什么影响，亦不在此书的讨论范围。但我们能从以上两个迷思的探讨中，看到该书的价值——它让我们跳出惯性思维，探索更多技术与人类相互作用的更多可能。围绕关系和数字媒体的问题并不能以简单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视角来评判。技术只是起点。我们更应该看看包裹技术的社会文化，去感受两者间复杂的化学反应。又或者，也许只有当这种新技术被驯化为熟悉的事物时，我们对其社会意义的评判才能更为冷静和理性。
事实上，世界没有因为数字媒体的出现，单纯变得更好或者更坏，而好坏与否也不是我们讨论数字媒体的终极目标。我们期待的，是新技术和人类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正如作者所言：“当我们在谈论数字媒体时，我们实则作为个体、群体和社会在谈论我们自身。当我们通过文字、对话、隐喻、图像等方式展现这些陌生的人际交流工具时，我们也在集体讨论着人际关系究竟是什么，以及我们期待它成为什么样子。”
（作者为传播学者、《交往在云端》一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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