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西安•弗洛伊德作品）
有疑说
据那些热爱读书的朋友介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三位思想家之一（其他两位是马克思爷爷和达尔文爷爷）。好多“变态狂”由于他而为自己找到了充分成立的理由。每每读到二十世纪初的好些书，有疑君都冷汗直流。
原来那时的一些先进的中国文人们早已通过弗洛伊德得到了最大化的解放。甲骨文多古老啊，郭沫若大师却能用这位犹太人的奥克姆剃刀几乎将所有问题归结为一个神圣而低俗的话题——性。说了半天，狡猾的有疑君是为了让你认识另一个人，他就是老弗洛伊德的孙子——卢西安•弗洛伊德。这家伙一生结了两次婚，被他承认的小孩儿有十四个。没有人说得清楚他到底与多少美人儿发生了关系。而他又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继毕加索之后最伟大的画家。按照他爷爷的解释，艺术也是力比多的呈现嘛。高尚的艺术被他爷爷解构之后，他，卢西安•弗洛伊德，在神神秘秘的生活世界里给人留下了太多谜团。有人试图大叫一声“芝麻开门”，却又被他击倒在地。只有在他去世几年后才了一本真正属于他的传记。
弗朗西斯•斯波尔丁（Frances Spalding）是英国著名艺术史家、作家，长期在《卫报》上撰写与艺术文化有关的专栏文章。《去你的，生活：与卢西安•弗洛伊德共进早餐》问世不久，她便对这本传记撰写了书评。所以说，这本书的出版真是不该忽视的事件。幸运的是，新星出版社找到了这篇文章的中文版。他们傻乎乎地费力地做成的新书很快就要出现在大家眼前了，这篇书评就拿来解解饥吧。慢慢来，别噎着了，后面的大餐还等着你呢。
文/弗朗西斯•斯波尔丁
评《去你的，生活：与卢西安•弗洛伊德共进早餐》
新星出版社授权刊登
乔治•格雷格的新书是充满智慧灵光与高级八卦且绝无歉意的综合体。它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于卢西安•弗洛伊德作为人和艺术家的理解，而且默许了某种不可置疑的神话。它既迷人，也震撼。弗洛伊德拥有“无边界人”的名声。这本书同样没有顾忌传统的禁忌，混合了多种元素，切入到最具问题意识的地方，让那些反复积累的、常让人感到恶心的与弗洛伊德模特的对话来弥补空隙，还包括应径直来自《谁是谁》的桥段。当然，这并不全部关涉性爱史。不过，任何一个对弗洛伊德充满兴趣的人都不会忽略此书。总而言之，这是至今为止反映他真实最多的一本书。
全书亲切地开始于灯光明亮的高档的克拉克餐厅。餐厅位于肯辛顿教堂街，里面有浆得笔直的桌布。在他最后的十年里，弗洛伊德常在这儿使用早餐。他会穿过隔壁的熟食店，而这里服务的早餐并不寻常，通常还有他的助理大卫•道森陪伴着他。大卫带着大幅报纸、《每日邮报》，这些把占据了屋后圆桌的一大半面积。客人也会受邀约而来，尤其是在星期六的早上，有时候这样的聚会会形成小沙龙。固定的客人便是格雷格。有时他会带来自己的三个孩子。带着岁月的芳香，弗洛伊德会佯装从他们的耳朵里变出樱桃，唱小调，背诵沃尔特•梅尔或鲁德雅德•吉普林的诗歌，或者用汤勺和拳头击打桌面。
这很好地向人提示了他的魅力。不过翻过这书几页之后就会发现，他的赌马业朋友维克多•钱德勒讲到的故事显示出他是一个满嘴脏话的酒醉鬼。一位露营侍者以戏虐的言语激怒了他，他对别人动口又动手。在河岸咖啡厅，他偕维克多刚走进去，一旁有两对夫妇，而弗洛伊德始终为两位女士身上散发出的浓烈香水味感到冒犯。他叫嚷道：“我讨厌香水。女人只该闻起来有一种味道：阴道。”在钱德勒看来，这个故事更显得不堪的是，这两对夫妇是生活在伦敦北区的犹太人。任何生活在海德公园以北半公里地方的人都远在弗洛伊德的世界之外，但是他自己就是犹太人。按照钱德勒的判断，如果这种鲁莽反抗的背后有着反犹主义的话，那么这就不光是奇怪的，而且是不可宽恕的。
但是，我们习惯了这种与弗洛伊德相关联的震惊和不安，因为这些都是他的艺术素材。他强有力的绘画作品吸引着、抵制着不同的观众，以至于形成了崇拜者与憎恶者两大阵营。很少有人能逃脱这些绘画所带来的冲击。劳伦斯•高英刚开始对弗洛伊德作品做了大量考察之后，便认为，即使熟悉了，他的绘画依然具有冲击力，因为其“不可预测的嘈杂”、“极端的混乱”、“非协调的冷峻”。高英试探性地提出这样的观点，弗洛伊德希望他的画能被人发现到尴尬。他应该是对的。弗洛伊德极好地提升了裸体画的品位，这样的方式干扰了、困惑了他的欣赏者。或许没有比他将活老鼠带到画里更刺激的了。
动物反复出现在弗洛伊德的肖像之中，还常常伴有在人物身上缺乏的柔弱感。狗休憩在人的手臂或膝盖上，他巧妙地表达出狗爪子或鼻口的重量和感觉。据说他为他的祖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引以为骄傲的，并不是因为他是心理分析学的奠基者，而是因为他原本是造诣深厚的动物学家，且率先区分了鳗鱼的性别。在《裸体男人与老鼠》（1977-1978）中，这个被喂了安眠药的动物在它和模特之间并不能引起相互的同情感，即使那个男人斜躺着，一只手放在老鼠身上，而它的尾巴正卷曲于他赤裸的大腿便，紧靠着他的睾丸，开腿张开，展露无遗。模特雷蒙德•琼斯知道弗洛伊德画肖像的时间长短，于是问他是否有必要一开始便将老鼠放在其中。它能否晚点儿出现？“不行，”弗洛伊德答道，“因为这关系到整体的情绪态度……如果这只老鼠没在那儿，你的思绪会有所不同。”
“如果你不懂他们，”弗洛伊德曾说到他的模特们，一幅肖像画“不过像一本旅行书。”他还声称，在肖像中寻找相似性是错误的，他希望他的肖像画正是这些人，而不是像他们。
任何陈腐的概括的可能性都被弗洛伊德抛弃在外，代之以长时间的近距离观察。这种方法被马丁•盖福特记述为他当模特的《带蓝围巾的男人》一书中有细微的描写。盖福特在做完模特之后非常庆幸能与弗洛伊德共进晚餐，但很快认识到在他们的谈话过程中弗洛伊德对他的探究仍在继续。
但通常来说，却很难将弗洛伊德的肖像锁定在心理因素上。格雷格在学生时代看到《裸体男人与老鼠》之后感到危机与危险，并毫无疑问地感受到“真相会伤害人”。然而任何叙述总是被刻意地保留着；画面组成部分是各自独立的，眼睛与模特举起的手臂、打开的手掌处于一体，握着的老鼠与它清晰的尾巴、生殖器与上面的空白又同模特的面孔相映照。这画达到了弗洛伊德追求的“真实的紧张”，但仍保留了旅行书的特质：它的真实仅仅被外在的面貌所捕捉到。
贯穿格雷格全书的是他对弗洛伊德陶醉了三十三年的故事。故事开始于他十七岁的时候。那时，由于在伊顿一位英语老师的洞察力，他被带到一场弗洛伊德在属于安东尼•道菲的画廊的一次展览上。道菲后来成为一流的当代艺术代理人。受到冲击后，格雷格开始不间断地给弗洛伊德写信，但是多年未有答复，直到他最终能利用他的在世界新闻界的地位——作为《星期天时报》的文学编辑，然后是《泰特勒》的编辑，这样才得到他的回应。
他最终与弗洛伊德见面了，且发现自己“处于弗洛伊德领地”。他说，“这正是绘画所带来的熟悉感——光秃的地板，堆积的碎布片，摇晃的餐椅，颓废的怠慢感”。但是这无疑帮助了曾生活在纽约的格雷格与弗洛伊德前妻卡罗琳•布兰克伍德的女儿拥有了一段情事。格雷格在这书里爱玩的伎俩便是考索出弗洛伊德在情人与朋友间的乱伦关系。
弗洛伊德接受了为女王画肖像的任务，在格雷格的头脑里，他与凡•戴克联系了起来。这书论述道，两人作为他们时代中最令人生畏的肖像画家攻克了英国社会。但是万为贵族、社会肖像画树立了范式，给约书翰•雷洛兹留下深刻印象，影响至今。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至今未能促使那些热衷于表面诡计的当代肖像画家转而注意到紧张的品质、执着的观察。但是，谁又能忘记他的被盗于一九八八年而从未出现的小幅肖像画《弗朗西斯•培根》呢？又有谁能忘记他对于约翰•明顿性格中强烈忧郁的记录？对于弗洛伊德难题，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托马斯•曼的语言来提出疑问：“谁能解开艺术家天性与性格中的疑团！谁能解释这种对于其依靠的法则与奇逸所作出的本能般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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