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遭遇过多少次这样的情况？你与朋友、同事或家人发生了争吵，或者更糟糕一些——争执的对象是社交媒体上的陌生人，此时你说出了自认为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得到的回应却是“好吧，这只是你的观点”，或“这只是看待问题的一种方式”。
这种回答伴随的语气可能彬彬有礼，也可能咄咄逼人，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一种“后真相”（post truth）现象的典型例子，它有狡猾、隐蔽的一面，同时令人不安。根据《牛津词典》的定义，“后真相”指“某种情况下，公众不愿自己的观念被客观事实所左右，而更倾向于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后真相”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如此普遍，哪怕是已被明确证明的事情，只要不受我们待见，就可以被随意摈弃——如今我们和客观、真实的疏远程度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虽然我们身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盛行的后现代世界，但面对各种文化和政治问题时，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却越发将我们的社会推向观点两极化的境遇。我们被要求选边站队，每个人都要就“真相”发表明确声明。当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论断与有可靠证据支持、无可辩驳的事实发生交锋时，由于受特定意识形态信仰的驱使，前者竟然占据上风，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见证了“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现象是如何运作的。在社交媒体上，它常与阴谋论联动，也常出现在民粹主义领导人或煽动者的宣言中。可悲的是，这种非理性思维方式已经主导了许多人的惯常认知，包括他们对科学的看法。所以我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人在提出主张时更习惯依赖观念，而不是证据。
电影《她说》（2022）剧照。
在科学体系中，我们会用不同的模型来描述自然现象，用不同途径来搭建科学知识框架，以及创造不同的叙述手法——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到底想要阐释现象或机制的哪一方面，但这并不是说世界上有不同的事实。像我这样的物理学家试图揭示关于“世界到底如何运行”的终极真理，这些真理的存在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感情和偏见。取得科学知识进步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只要承认“真理在那里”，我们就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我们的使命就会更加明确。遵循科学的方法——对理论进行质疑和验证，重复观测和实验——能让我们更接近真理。
即使在纷繁混乱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仍然可以采取科学的态度来了解事情，从而让我们的视线穿透迷雾，直抵真理彼岸。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察觉并剔除那些“基于文化的真理”或“由意识形态驱动的真理”，理性地检视它们。当我们遇到被称为“另类事实”的谎言时，我们必须记住，提倡和拥护这些谎言的人并不是试图用可信的阐述来取代原本的事实，他们只是在传播一些对事实似是而非的怀疑，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服务。
《科学思维的八堂课》，[英]吉姆·艾尔-哈利利 著，殷融 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22年12月版。
我们该如何获取真理呢？
我们需要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并着手步步探求。在许多日常生活场景中，这种做法不但高效、实用、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而且可以产生远不止于此的巨大价值。可我们该如何获取真理呢？——不是我所相信的真理或你所相信的真理，不是保守主义的真理或自由主义的真理，不是西方的真理或东方的真理，而是关于事物本身的真正的真理，不管有多平凡。我们该向谁求助？该如何确定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有时我们很容易看出为什么某人、某团体或某组织会支持特定立场，因为他们有直接动机或相关利益。例如，如果烟草业的销售代理告诉你，吸烟并不会真的有损健康，这一行为的健康风险被夸大了，那么你应该毫不迟疑地无视其言论。毕竟这是符合他们身份的话，对吧？但人们常常自以为是地在不必要的时候也使用相同的逻辑推理。例如，假定一位气候学家说地球气候正在迅速变化，为了避免无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我们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否认气候变化的人在反击时可能会说：“他们当然会这么呼吁……给他们付薪水的可是‘X’。”（这里的X可能是环保组织或绿色能源公司，也可能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术机构。）
电影《托里和洛奇塔》（2022）剧照。
我并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冷嘲热讽可能有合理的一面，因为我们都能联想到一些基于特定意识形态或利益动机而开展研究的案例。我们还必须警惕所谓的数据捕捞（data dredging）——也被称为“p值操纵”（p-hacking）——这种做法的套路包括故意误用数据分析，做出一些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然后只报告对自己有利的结论。但除了这些不可避免的偏差外，人们之所以会怀疑或否认科学发现，往往还是因为他们对科学研究的运作模式缺乏正确认识。
在科学领域，经过科学方法验证的解释可以被看作关于世界的既定事实，它能进一步增加我们累积的科学知识……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我最喜欢的物理学例子。伽利略提出了一个能够计算物体下落速度的公式，但他的公式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已”。4个多世纪后，我们仍然在使用它，因为我们知道它是真的。如果我把一个球从5米高的地方扔下去，它的落地时间是1秒——不是2秒也不是半秒，而是准确的1秒。这就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既定、确定的真理，永远不会改变。
“真理”有时确实不止一个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当涉及人类复杂的个体行为（心理学）或彼此在社会中互动的方式（社会学）时，一些结论难免存在细微差异或模糊暧昧之处，这表明“真理”有时确实不止一个，具体情况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但在物质世界中就不会这样了，比如一个球落地所需的时间就是确定的。当自然科学家，如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陈述某个结论是否成立时，他们不是在谈论复杂的道德真理，而是在谈论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
为了更好地表明我在说什么，这里列出了几条我随意选择的结论，它们要么为真，要么为假，且其真假不存在可商讨之处，也不为观点、意识形态信仰或文化背景所左右。我们可以用科学方法来证实或排除它们，结论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一些读者可能想提出反驳意见，他们也许会说，“这只是你的观点”，或者“你凭什么这么肯定？我认为真正的科学总是为怀疑保留适度空间”。然而，列出这些结论就是为了强调，在科学研究中，一旦我们在某些领域获得了更深刻的见解，一些曾经被认为是正确的事可能会变得不正确，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科学中的新观点和新解释。
电影《罪后真相》（2022）剧照。
但与此同时，对于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这千真万确。我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如果以下结论有任何一条出了错，那么整个科学知识的大厦就需要被推倒重建。更糟糕的是，所有依赖于这些知识的技术都不可能被创造出来，而事实上它们已经被创造出来了。所以我对这些结论非常确信——正如科学研究领域的同行一样。这些结论是：
1.曾经有人类在月球行走——真
2.地球是平的——假
3.地球上的生命是通过自然选择得以进化的——真
4.世界是大约6000年前被创造出来的——假
5.地球气候正在迅速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类行为——真
6.在真空中，没有什么能比光速更快地穿过空间——真
7.人体中大约包含7×1027个原子——真8.5G基站加快了病毒的传播——假
对于这些例子，每一条我都可以提供大量相应证据来证其真或假，但这样做可太没劲了。我认为真正有趣的是探究为什么有些人会不同意我的观点。我认为，问题出在他们没有进行科学思考。以可证伪性为例，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说过，我们永远无法证明一种科学理论是正确的，因为这需要我们以所有能想得到的方式对其进行检验，显然这不可能做到。
然而，我们只需要找到某个理论的一个反例就能证明它是错的，这可能会让你想起我之前提到过的白天鹅的例子。波普尔认为可证伪性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他的论点有一个软肋，那就是反例本身可能是错误的，例如实验出现失误。也许，那个能反驳“所有天鹅都是白天鹅”这一说法的棕天鹅只是恰巧身上沾了太多泥，我在引言中提到的著名超光速中微子实验也属于同样情况。不幸的是，阴谋论者正是利用这个漏洞来否认一些证据的真实有效性——这些证据违背了他们偏爱的假说，比如登月是一场骗局，地球是平的，MMR疫苗（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联合疫苗）会导致儿童患孤独症。他们可以永远宣称，反对他们理论的证据本身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误用科学方法的典型示例——一味否认和排斥任何证伪自己理论的证据，但从不在科学上解释为什么这些证据是错的，也从不说明要证明自己的理论是错的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一个简单的真理也能够被不断扩展
相反的情形则更具有戏剧性：尽管存在压倒性的证据，但千真万确的事却被人否认了。否认可以分为几种形式。最简单直白的是直接否认（literal denial），它的意思是人们单纯拒绝接受或相信事实。还有一种是解释性否认（interpretive denial），指人们接受事实，但会根据个人的理念、文化、政治或宗教信仰对事实做出不同解释。而最值得注意的则是连带否认（implicatory denial）——社会学家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创造了这一概念。它指的是，如果A意味着B，而我不喜欢B，那么我就会否认A。
例如，进化论暗示生命的进化是随机的、没有目的性的，但这违背了我的宗教信仰，因此我干脆拒绝进化论。又如，阻止气候变化需要我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我不准备这样做，因此我拒绝相信气候变化这一事实，或我们可以对此进行干预的说法。再如，为了阻止新冠病毒传播，我们必须听从政府建议，居家隔离，暂时减少收入，外出时戴口罩，而这些做法限制了我的基本自由，因此我选择不相信它们背后的科学依据。
当然，确凿、精准的科学事实与我们那些杂乱、含混的日常生活真相有很大的差别。当关于某件事的说法与信念、情感、行为、社会互动、决策以及其他数以百万计我们争论不休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时，它往往比简单的黑白之分要复杂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说法就是不对的，而应该说，它可能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完全适用。一个最简单的结论也可能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真假之别，它在一些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然。
其实科学领域也是如此，当我说一个球从5米高的地方掉下来需要1秒才碰到地面时，我没有提到保证该说法为真的必要背景，即这只适用于地球。如果一个球从离月球表面5米的地方落下，就会大约需要2.5秒的时间才能碰到地面，因为月球比地球质量小，引力更弱。我使用的是相同的科学公式（万有引力定律），这是确定的真理，但不同场景下我代入的数字是不同的。因此，即使是科学真理也必须考虑情境。
一个简单的真理也能够被不断扩展，给我们带来更多信息及更深刻的见解，这可以把它带到不同方向。例如，无论是在地球还是月球，球落地所需要的时间都是通过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进行解释的。但爱因斯坦后来提出的相对论让我们对引力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虽然球（在特定情境中）下落需要的时间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可我们现在更好地理解了这一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影《深海》（2023）剧照。
在牛顿绘制的科学画卷中，引力是一种无形的力，它会把球拉向地面。爱因斯坦的解释将其取而代之，根据他的描述，准确说法是质量会使周围时空发生弯曲1。可即使是后者这幅更深邃的科学图景，未来也可能被更加触及根本的引力理论取代；但同时，球落地所需时间这一事实是不会改变的。
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呢？
你可能会想，虽然在科学领域中举出一些真理取决于情境的例子很好，可是这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呢？想想“运动有益健康”这个论断，你会认为那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你已经锻炼得太多，或你现在身患的某种疾病让运动对你来说变成一件危险的事情，“运动有益健康”就不是真理了。
有些人认为，在判断某件事是否正确时，个人和文化偏见、社会规范以及历史背景应该被考虑在内。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的理论主张，真理是由社会过程建构的，而且事实上，所有的知识都是“建构”的。这意味着我们对真理的知觉也具有主观性。这一观念甚至已经影响了我们对许多现实事物的科学表述，比如如何定义种族、性取向和性别。有时这种思考视角确实很有意义，然而，如果我们在这条路上走过了头可能就会被导向一个危险的想法，即真理是由社会决定的。在我看来，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电影《罪后真相》（2022）剧照。
所幸，这不是大多数科学家看待世界的方式。总的来说，科学一直在不断进步，我们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也得以不断扩展，这要归功于所谓的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这种思想认为，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描述现实的地图，它能发展得越来越精确，并独立于我们的主观经验。
换句话说，不管我们决定采用什么样的解释方式，宇宙中有一些事实是确定的，如果我们对实际情形有不止一种解释，那么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宇宙的问题。也许我们永远无法找到对实际情形的正确解释，那么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解释就是一个满足科学理论所有标准的解释：例如，它与所有现有证据兼容，能做出可检验的新预测，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验证；或者，我们必须等待后代提出更好的理论或解释，就像爱因斯坦对引力的解释取代了牛顿的解释一样。我想要强调的是，科学家们知道，即使我们目前对物质世界某些方面的理解还不够清晰明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怀疑或争论物质世界本身是否存在真理。
所以，存在关于世界的客观科学真理，可这一理念如何帮助我们判断资本主义是好是坏，或评判堕胎是正当的还是错误的？让我们简单地思考几条乍看之下毫无争议的道德“真理”，看看我们是否可以用理性论据来检验它们是客观还是主观的。这里有四个论断：
1.表现出善意和怜悯是一件好事；
2.谋杀是错误；
3.人类遭受痛苦是坏事；
4.如果一种行为带来的伤害多于福祉，那么它是不好的。
乍一看，你可能会认为这些说法都没什么好争辩的。无疑，它们都算是普遍、确定的道德真理的典型例子。然而，每个论断其实也都必须与情境联系起来。想想第一句话，有人可能会说这只是一种同义重复，你也可以说，做好人是好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它其实没意义。再看第二句话，谋杀是错误，可如果你有机会在大屠杀发生之前杀死希特勒呢？如果你知道杀死一个人就可以拯救数以百万计无辜的生命，那么杀死他是对的吗？至于第三句，它是关于人类的痛苦的，那么内疚或悲伤怎么说？它们也是一种痛苦，可它们也不好吗？我们是应该尽可能避免所有的痛苦，还是应该拥抱某些痛苦，因为它们为我们的生命赋予了意义？对于最后一个论断，通常一个行动或决定会给一些人带来福祉，但也会伤害另一些人，所以，谁来决定哪个更重要呢？
现在你可以看出，这个世界上存在许多初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道德真理，但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从中找出漏洞并不难（就像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当有人说一些他们自认为绝对合情合理的事情时，总有人唱反调）。此外，我们希望接受和遵循的道德真理，不同于球落地时间之类的科学真理。
尽管如此，我们大多数人同意，当涉及人类行为规范时，确实存在着一些跨越了时代和文化差异，且全人类都应该去努力遵循和实践的普遍道德特质，如同情、善良和同理心。这些特质之所以在人类和其他高等哺乳动物身上得以进化出现，可能是因为它们赋予了生物生存优势。对于如今的人类社会来说，它们可能并不是我们的生存必需品，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令人神往的美好品质。至于上述四个论断，推翻它们并不需要创造出什么反事实情境，仅仅将它们放到不适合的情境中就足以揭示它们并不是绝对正确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德真理不存在或不真实，只意味着它们需要被很好地框定，就像一个球下落5米需要1秒是科学事实，但我们也需要将背景框定为地球。
电影《深海》（2023）剧照。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应对许多混乱棘手的问题。通常，关于某一问题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都有可能建基于一个基本真理，因为每一种观点都在其各自适用范围内是合理的。我敢保证，你持有的许多观点都不能直截了当地说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而是都基于一个核心真理，再加上无数的假设、迷思、偏见、猜测以及一厢情愿或夸大的想法。然而，如果你愿意付出努力，通常你可以筛掉所有纷杂因素，只留下关于那个问题最简单的事实——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是黄金般的真理，还是赤裸裸的谎言。然后你就知道在回答一个问题时，如何用信息丰富、见解深刻的观点来组织答案。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意味着学会客观地研究问题——例如，将整体问题分解后，从不同角度考虑各个组成部分，再适时抽离出来，站在更高层面上用全局视角进行剖析。
当然，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他们遍及各行各业，从试图侦破悬案的警探，到揭露政治丑闻的调查记者，再到诊断疑难杂症的医生。在所有这些职业中，科学方法都可以被用于分析问题和发现隐藏的真相。虽然从事这些职业的人都受过高度专业化的训练，但我们其实也可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同样的基础思维应用到我们生活中。因此，不要只是被动地接受你所看到的或别人告诉你的，要学会审慎地分析，重视所有可靠的证据，考虑所有可能的选项。
总之，尽管人类主观思想世界会体现出种种误差、软肋、偏见和困惑，但关于世界的客观事实是存在的——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这些客观真理都是存在的，不要相信那些宣称“不存在客观真理”的说辞。
本文选自《科学思维的八堂课》，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英]吉姆·艾尔-哈利利
摘编/何安安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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