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驰的广告大片中，老花单品总是不可或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进行了一轮财富洗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很多事情都改变了——次贷危机让无数人无家可归，又让一部分人趁势而起，成为新富阶层。
历史总是在交替之中不断向前，老花也一样。在21世纪初期，老花曾经“炙手可热”，但不久之后便“偃旗息鼓”，然而，在金融危机之后，老花重新焕发活力，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回归。这一次，它可比千禧年的时候还火。
这件事并不难理解，当财富从人们手中流失之后，人们又开始热衷于炫耀他们的所有。
在金融危机之前，极简主义正成为时代精神之一，穿戴印满巨大logo的奢侈品是粗鄙的。
在“老钱”们看来，“新钱”阶层是如此喧闹而粗俗，这恰恰为极简主义的流行提供了土壤。
然而，在财富洗牌之后，那些重新获得资本的人，准备一改之前“老钱”们的做派，他们对极简主义嗤之以鼻，认为这种主义不仅妨碍他们对身份的定位，更是虚伪的。
他们要向世界宣称：我不仅回来了，而且，我很有钱。
老花，正是在这个契机下重归时尚界宠儿的宝座的。
现在，上至路易威登、芬迪、古驰，下至MLB、Supreme，再到充斥着高仿假货的批发市场，老花都是不可缺少的时尚元素。在某种程度上，老花就是财富在时尚界的代名词。
老花从未真正过时，它只是暂时潜伏了起来
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时尚界都以浮华和奢靡著称，老花正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高光时刻——尽管它已经诞生了百年之久。当乔治·威登（Georges Vuitton，路易·威登之子）在1896年创造出两个重叠在一起的“LV”字母后，他可能没想到，一百多年后的时尚设计师竟是如此无能，依旧沿用着他的设计。
乔治·威登认为，一个品牌需要有一个一致的标志性图案，这一做法，恰好符合现代品牌营销的哲学。
这种营销理念被证明是成功的，很快便引发了诸多品牌的竞相效仿。
1967年，时任迪奥创意总监马克·博昂（Marc Bohan）设计了迪奥的经典老花标志，以“D”为主，“ior”围绕，组成了著名的Oblique老花；芬迪的正反双“F”logo，由卡尔·拉格菲尔德于1965年设计而成，在1974年演变成其老花图案，后来又经过了几次小的比例调整，成为了现在的样式；20世纪40年代，古驰品牌创始人的儿子奥尔多·古驰将品牌先前使用的钻石纹路改成了双“G”纹路，形成了古驰的“经典老花”。
尽管这些奢侈品牌的老花都有着完美的履历，它们的诞生往往出自最富有想象力和商业嗅觉的设计师之手，但这仍然挡不住老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走向衰败，甚至成为对身份的讽刺。
但凡喜欢阅读八卦杂志的读者都知道，那些古老的“千禧年明星”，如帕丽斯·希尔顿、金·卡戴珊和林赛·罗翰，都曾手挽路易威登老花手袋，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花边新闻。
人们曾经厌恶老花有充分的理由。
事实是，它一旦成为必备品，就不再是必备了，而是变成了需要被替换的东西。
铺天盖地的老花，最终成为流行的倒退。
当满大街的人因为媒体、广告和明星效应都手挽老花包袋出行时，老花变成了对流行文化的诅咒。
简言之，千禧年前后小报文化的兴起与老花的衰落是同步进行的，流行文化最终埋葬了流行文化。
然而，老花从未真正过时，它只是暂时潜伏了起来。
2017年，在经历了许多季没有老花的发布会后，古驰在设计师亚历山德罗·米歇尔的领导下走上了一条被认为是“伟大”的道路，他让老花再度扬帆起航，在服装、配饰和鞋履上大放异彩。
在2016年春季男装系列中，米歇尔推出了带有“GG”印记的长款外套和与之配套的手提包。从此，老花再次随处可见。
而在其2018年的度假系列中，古驰乘胜追击，推出了毛皮外套、裤子和裙子。当然了，每一件都印有“GG”标志。
紧接着，时任芬迪首席设计师卡尔·拉格菲尔德于2018年春季系列推出了几件印有“FF”标志的浮雕作品：从夹克到裤子、从短上衣到配饰，看上去活脱脱一个行走的芬迪广告。
此外，名人对老花的走红同样贡献颇多。当《欲望都市》中的女主角凯莉·布拉德肖背着迪奥马鞍包时，全世界女性都猛然觉醒，她们的需求被凯莉激发出来，似乎背上马鞍包，Mr. Big就会如约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厅，哪怕是燕郊的咖啡厅。
时隔多年之后，迪奥女装创意总监玛丽亚·格拉齐亚·基乌里（Maria Grazia Chiuri）让这款老花马鞍包在其2018年秋季系列中回归，并进行了全新演绎。很快，这款包就成为了社交媒体的宠儿。
时尚评论员伊莎贝尔·德卡特雷特（Isabel de Carteret）写道：“贝拉·哈迪德（美国超模）和碧昂斯在内的名人都被看到背着老花迪奥包——如果对他们来说（这个包）足够好，那对我们来说也足够好。”
1.2021秋冬米兰时装周，范思哲秀场后台。(图/IC)2.2021年11月10日，英国伦敦。Lady Gaga现身街头，身穿古驰老花斗篷以及古驰老花连衣裙。(图/IC)
3.2021年11月17日，上海。黄明昊出席路易威登2022 春夏女装大秀。(图/IC)
只有本身足够强大和自信的人，才会选择葆蝶家
在老花的另一端，如菲比·费罗（Phoebe Philo）领导下的思琳（Céline），以及艾迪·斯理曼（Hedi Slimane）指导下的圣罗兰（Saint Laurent），都被视作极简主义运动中的引领者。
在极简主义运动中，审慎和低调是重中之重，它更像一场猜谜游戏——提倡一种“如果你知道，你就知道”（if you know, you know）的审美观，而不是迫不及待地展示财富。
这种所谓的“低调”正是一种对财富和阶层的暗合，它意味着对门外汉的拒绝、对只有钱买经典款的普通消费者的隐晦的轻蔑——这种低调让他们局促不安，并让拥有者莫名满足。
另一方面，极简风格是有缺陷的，它的悖论在于奢侈品和极简主义有着天生的矛盾。极简让“被看见”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而购买奢侈品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被人看见。
简单说来，用3000块钱买一件奢侈品牌的白T恤，如何能证明这件T恤值3000块钱而不是3块钱成了问题。
简而言之，至少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为买老花感到羞耻了。
伊莎贝尔·德卡特雷特写到，logo是身份的象征，是一种向全世界展示你能穿得起巴黎世家的方式，即使它只是一件正面印有“巴黎世家”字样的纯白T恤，它至少高喊着“我有钱！”。
巴宝莉前创意总监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iley）在接受Dazed杂志采访时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动荡的时代，熟悉的东西能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而老花正是那个令人“熟悉的东西”。
也有一些品牌不打算循规蹈矩。它们追求用设计来替代老花，宣扬自己的品牌标识。
在一众奢侈品牌中，葆蝶家（Bottega Veneta）一反常规，它唯一的“老花”就是其编织工艺。
葆蝶家的品牌格言是“When your own initials are enough”（当你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就已足够时），葆蝶家认为，只有本身足够自信的人，才会选择这个品牌。
很少有品牌像葆蝶家这样，拥趸和反对者的界限划分如此清晰，喜欢它的人认为它“低调的高贵”、货真价实的奢华品质代表了真正的奢侈品；反对者则表示，这种低调不仅多余，而且守旧。
对于那些生活在一个多世纪前的人来说，在随身物品上写上姓名首字母是一种实用而精致的做法。
费城艺术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服装和纺织品副馆长克里斯蒂娜·豪格兰（Kristina Haugland）说：“在19世纪末，花押字成为人们在内衣和家用亚麻制品中添加的东西。这是一种标记被送出去洗涤的东西的方法，这样你就可以把它们拿回来，因为它们很值钱。”
很大程度上，人们喜欢老花就和喜欢签名一样，不论是把品牌的首字母绣在衣服上，还是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写在书的扉页上，都是一种动物性的标记行为，一切不过是为了证明，它是我的，且（最好）是唯一的。
老花，至少在时尚设计领域，是一种偷懒和投机的行为。一件加了字母“GG”“LV”“FF”“MLB”的白T恤，就设计的意义来说，恐怕是失败的，更是令人汗颜的。
但在商业领域，它却是成功的，区区几个字母足以让资本翻滚几十至上百倍，设计师是否满意如今的现状，很难说清，但至少这里有两个人满意，那就是商家和消费者。
至少在可见的未来，老花还会风靡一阵，然后有可能跟着时尚圈阴晴不定的步调，再次成为人们厌恶的对象，到那个时候，我或许会再写一篇文章，夸夸极简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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