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余蕊均 每经编辑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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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到人口红利的郑州，还想进一步做大。
日前公示的《郑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显示，到2035年郑州常住人口将达到1800万，同时，考虑人口流动性和发展不确定性，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配置预留20%的服务人口弹性。
这也意味着，届时这座河南省会的常住人口将逼近深圳，服务人口更有望达到2160万人。
而作为“中部第一城”的武汉，同样不甘落后。根据《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公示，到2035年武汉可容纳常住人口1660万人，并按照2000万人的服务人口配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放眼整个中部地区，包括郑州、武汉、长沙、合肥4座强省会纷纷对下一个阶段提出更高发展目标——人口规模是一个直观结果，背后其实需要有更高水平的空间资源配置支撑。如何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让千万人口的每个个体感受到“宜居”，做起来并非易事。
面向2035，“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些城市的蓝图中找寻答案。
人口目标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客观规律。
过去十年间，武汉、长沙、郑州、合肥从“小”变“大”，不仅成功跨越了GDP万亿台阶，也迎来了人口规模的激增。截至目前，仅有合肥还处在“900万 ”梯队，其余3城均已跻身“千万人口俱乐部”。
迈向2025、展望2035，更高的人口集聚度是这4座强省会城市的共同目标。
根据各地公示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草案，到2035年，郑州常住人口将达到1800万人，武汉预计容纳1660万人，长沙、合肥也将分别达到1500万人、1300万人。同时，按服务人口测算，郑州、武汉的人口规模有望超过2000万人，长沙也将达到1900万人。
上述预测数据，显露了郑州的勃勃雄心——无论人口规模预测值还是增量空间，郑州都高居第一。到2035年，其常住人口和服务人口规模将领先武汉超过100万人，坐稳“中部人口第一城”。
一个背景是，2020年，郑州曾凭借“七普”常住人口的微弱优势（27万人），超过武汉首次登顶。但一年后，武汉就以全国第一的人口增量实现反超，重回中部第一。2021年，郑州常住人口比武汉少了9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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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中部来看，与现有人口规模相当甚至更高的城市相比，郑州的目标值同样处于“高位”水平。
比如，广深2021年常住人口分别为1881万人、1768万人，领先郑州五六百万人，对应两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提出的目标，2035年常住人口规模为2000万人、1900万人。而目前与郑州同处在“1200万 ”人口梯队的杭州，2035年预测人口规模为1500万人。
目标紧追吸引力强劲的沿海城市，郑州的底气在哪里？
事实上，背靠全国户籍人口第一大省、常住人口第三大省，郑州作为河南省会拥有明显的“腹地”优势。
河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郑州吸纳省内其他城市流出人口达368万人，占全省的58.1%。郑州也是全省唯一一个人口净流入的省辖市，净流入人口354万人，占其常住人口的28.1%。
这一年，河南仍有多达1483万的净流出人口，留住更多河南人，对郑州和河南来说，都非常重要。
目前，郑州的人口首位度在中部六省会中处于垫底水平，在“强省会”战略加持下，具备较大增长空间。
有意思的是，《郑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做了一个关于当地市民眼中郑州当前竞争力的调查，结果显示，“交通发达便利”占比最高，“距离老家近”排在第四，好于生活成本、医疗水平、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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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格局强省会们还在继续集聚人口，但在国土空间“三条红线”的严格要求下，已然不能再走“摊大饼”式的扩张老路。
如何在市域面积不增加的情况下“安放”2000万人？
带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期许，城市发展方式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尤其是作为特大城市的武汉、郑州、长沙，也已走到“瘦身健体”的关口。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此前在受访时向城叔表示，从发展形态上看，现在比较推崇大城市市域范围内的相对分散发展。
“比如北京建城市副中心、上海建5个新城，都是从市域空间格局上进行调整，让整个城市有更大的容量，人口可以更加合理的分布。”他指出，中心城区的规模控制住了，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和造成的“城市病”可能会减弱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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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公示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来看，集约发展的意图很明显，“组团式”空间格局很清晰。在市域范围内，中心城区依然是核心，关键在“做优”，同时也会有次级副中心承接区域性功能，从而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结构。
比如武汉，未来将形成“一主、四副、多点”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一方面，利用长江、汉水的自然分隔，加强“三镇三城”差异化发展和一体化融合。同时，将重点保障四大产业基地、光谷科创大走廊、长江新区、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等省市重大战略的空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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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的“核”还是主城区，同时形成浏阳城区和宁乡城区两个副中心，另有星沙松雅湖组团、空铁组团等十个组团。
郑州的市域城镇体系从上一版城市总规（《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的“一主一城三区四组团”，调整为“一主一副、三城三组团”。航空港区的副中心位置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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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则明确提出要将中心城区建设为近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截至2020年，合肥城区人口仅为377.76万人，在最新公布的“百座大城市榜单”中被认定为“Ⅰ型大城市”。同时还要把巢湖城区、庐江县城、长丰县城建设成为辐射皖江、带动皖北的“桥头堡”。
值得注意的是，4份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都呈现了一种“区域视角”，都市圈协同被放到了更突出位置。有评论指出，保证规划的一致性，能让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更顺畅。
产业集聚这也是“多规合一”后各地首次发布的未来蓝图。
过去，各级各类空间规划在支撑城镇化快速发展、促进国土空间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规划类型过多、内容重叠冲突，审批流程复杂、周期过长，地方规划朝令夕改等问题。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印发，明确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
从规划层级和内容类型看，国土空间规划分为“五级三类”。
“五级”对应行政管理体系，其中国家级规划侧重战略性，省级规划侧重协调性，市县级和乡镇级规划侧重实施性。
“三类”指规划类型，分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其中总体规划强调规划的综合性，是对一定区域，如行政区全域范围涉及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做全局性的安排。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作为“五级三类”规划体系中重要一级，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发挥着战略性、约束性和传导性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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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产业也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出发点、支撑点和着力点。对中部4城来说，不可能只集聚人口，而不集聚产业，经济与人口从来都是联动的。
其中，武汉将布局以“两江四岸”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功能区片，国家存储器基地、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国家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基地、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和大健康产业基地等先进制造业功能区片；同时，布局东湖科学城、光谷科学岛、长江大学城等重点大学城科教功能区片和产业创新功能区片。
郑州将强化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等战略性产业引领发展，引导现代食品制造、品牌服装及现代家居、装备制造、铝及铝精深加工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发展，促进生物医药、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跨越发展。
长沙在布局五大产业板块（包括临空先进制造板块、河西科创引领板块、宁乡智能制造板块、北部临港制造板块、南部都市产业板块）的同时，打造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创新麓谷、中国V谷、湘江智谷、种业硅谷等创新平台。
合肥近期的重点在建设合肥滨湖科学城，远期则希望依托滨湖科学城，深度融入G60科技创新走廊与沪宁合产业创新走廊，共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汉、郑州以“国家中心城市”定义自己时，长沙、合肥也把“国中”写到了目标愿景上。随着规划一步步落到实处，中部地区将释放多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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