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下文简称《白领》）这本书给笔者的感受多少是“情绪低落”的。不同于“白领”一词在中国的含义，米尔斯所指涉的“白领”相较于老资产阶级成为了一种“衰退”，这种衰退似乎是全方位的，不仅在财产方面——白领近乎成为“无产阶级”，并且在生活层面，白领的生活也并不比老资产阶级要好。而这种基调似乎延续了韦伯对现代性的一部分悲观情绪。
毋庸置疑的是，学界关于本书的讨论大多数集中于阶级层面——毕竟米尔斯这本书探讨的就是一个“新阶级”——因此，本文依旧以“阶级”为基点，将从诞生、机制、反思三个层面探讨“阶级之外”的内容。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一、美国有产阶级的“衰落”——中产阶级是何以可能的
在米尔斯的《白领》一书中，其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某种结构性因素的变迁所导致的阶级的产生。实际上，关于某种阶级的产生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恰恰是本书所没有涉及到的重要方面，而这一部分构成了后世学术界关于“中产阶级”的重要研究方向。但是，作为读书笔记，受篇幅和结构的影响，本文的第一部分将简要论述中产阶级是何以可能的。
本书写于二战后的美国社会的繁荣时期。二十世纪初，在工业革命及相关贸易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远的变迁。以农场主、小企业主为代表的老式中产阶级，由早期私有财产的占有者并且是美国经济的奠基者，逐步转变成为美国工业化发展中的利益受损者。美国在经济发展之初，依靠农产品出口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伴随着国内人口稳定，国外市场缩小，先进技术推广，农产品过剩与工业原料的缺乏形成鲜明对比。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之后，“生产过剩危机”尤为突出，在经济动荡的同时，农村的上升机会也十分渺茫，在农业领域看不到希望的年轻人被迫离开农村，进入了城市。在自由市场的调节下，巨额剩余农产品和不断成熟的关税壁垒，使美国工业亟需的原材料和资本进口成为可能。这样的资本主义发展路径，促使美国老式中产阶级逐渐没落，新中产阶级悄然兴起。与此同时，在工业领域，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美国原有的广泛分布的小企业主同时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垄断企业的价格挤压和兼并，由此，大量老式中产阶级的有产有业者尤其是其家庭成员进入了大企业工作，构成了新的中产阶级。
因此，区别于老资产阶级，米尔斯所说的“新中产阶级”一定程度上从原有的有产者变为了无产者；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使得对阶级的定义有了多重的内涵。显而易见的是，对于老资产阶级而言，这一新的转变似乎并不意味着某种进步，相反，是从均衡的自由主义走向了分裂的垄断经济，在这一过程中，科层制成为了强化这一新的社会结构的重要机制。
二、新教徒与职业人——科层制的统治与符号化暴力
本书的第三章生活方式的开头写到：“乔治·奥维尔的《走向自由》一书的主人公波林先生说，‘我得到了工作......工作也得到了我......所有对我来说有价值的事情都在这之前发生的......是啊，他们说幸福的人是不追怀往事的，保险公司的那些人也没有这种嗜好’”（米尔斯，1987：245）。这样的一种情绪像极了韦伯所阐述的新教徒与职业人之间的对比。在韦伯看来，新教加尔文宗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某种“价值”——成为上帝的选民。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意味着，行动者的生活构建围绕工作这个目的展开并建立相关原则，职业和工作成为了自身的目的。但对于“解魅”后的世界中的职业人而言，这样一种不仅是生产同时是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运作机制便成为了“繁重”的负担。
因此，当新教伦理不足以维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时，科层制则为这一体系提供了新的助力。借用米尔斯（1987：131）的话说，资本主义精神被科层化，企业成为了拜物的对象。由此，企业和科层制取代了传统的宗教，成为了现代生活的目的之一。在文中，米尔斯（1987：175）尤其谈到了科层制对知识分子的裹挟，其日益成为奠定知识分子生活条件的基础，并越来越有力地控制了其工作成果的销售市场。新的科层机构，无论是国家的、商业的、政党的或民间的，都已成为了只是份子的主要雇主，成为他们智力产品的主要购买者。
换言之，中产阶级区别与无产阶级的重要特征在于前者是主动地接受剥削，而后者是被迫地接受剥削。中产阶级的“主动性”在于这样的一种经济体制为他们提供了金钱、地位与权力，并且居于科层中的人是安全的，且心安理得的，这为科层制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这种“代理人”或“工具人”的属性使得人处于组织中具有了“无忧无虑的机器人的道德”（米尔斯，1987：267）。吊诡的是，科层制一方面“抹杀”了个体的特性及其特殊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个体以组织的价值，并使其为组织“献身”。因此，科层制统治了美国及美国的中产阶级，而其所具有的上述特质又使得这一管理体制得以延续下去并不被大众及知识分子“怀疑”——尽管总有不满，但并没有打破科层的行动。
另一方面，美国的大众传播系统也使得中产阶级一定程度上并不具有反抗精神，并成为所谓的“政治后卫”——老资产阶级热衷于公共事业，而新中产阶级的声望来源于科层，这使得他们不敢或无意于违背现行的体制，并表现出一定的政治冷漠。由于大众传播系统并不是完全自由且独立的，它有选择地反应社会和政治生活，并通过推广某些特点来强化这些特点，通过选择和强化，它创造了一个世界。换言之，人们真实地活在了他所看到的那个世界中，即便这并不完全是真实的世界。在此借用“符号化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概念，符号化暴力涉及的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处场域（field）内部的社会支配的内化过程，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布尔迪厄，1998：221）。在布尔迪尔看来，这种暴力是先于自我意识而存在的，并且不由主体间的支配所决定，而是由主体间的社会地位的相互作用来决定。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符号化暴力，使我们“相信”其所宣称的东西是合理的。同样地，中产阶级被安置的标签和生活处境就是符号化暴力的体现。一旦被安置了具有价值判断的标签，那么一切针对这些标签所进行的“手术”在理性上来说就是合乎理性的了。
但是，在这里，米尔斯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时间”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来说，科层制所产生的使个体在工作时间“全身心”地围绕着“公共事务”行动的特性，使得其在心理层面会在非工作时间排斥公共事务。因此，闲暇时光对人们来说便意味着从工作的专制的严肃中获得一丝轻松的自由感（米尔斯，1987：271）。
现在去看描写建国后农村生活与农业生产的老电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电影中，每家每户的厅堂桌上总会摆一个小挂钟，这是建国后国家对农业改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以工业时间指导农业时间。现代社会的高效生产体系不仅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之上，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严格的工作时间的划分。因此，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不仅仅需要生产技术的提升，同时还需要相应的生产组织与生产时间的“配合”。换言之，相较于老资产阶级的工作道德，即生活和工作近乎为一回事，现代人，包括中产阶级的工作与生活被时间严密地划分开了。一定程度上，工业时间既是在指导工作，也是在指导生活，工作时间的目的在于换取有价值的生活时间，因此，这种对时间的严格控制和区分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工作以外的私人生活被迅速娱乐化了；其二，被赚钱和花钱填满了的生活并不需要也不能去考虑其他的问题。由此，中产阶级在现代成为了社会的所谓“中坚力量”与稳定的基石。
社会学的想象力
三、“被迫化”的中产阶级——寻找之外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追求中产阶级的“平衡轮”和“稳定器”这一功能时（米尔斯，1987：326），我们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将某物所具有的功能当做了其存在的原因。在米尔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中产阶级相较于老资产阶级而言，实在是一个很难让人满意的存在。这种感受像极了老一辈看后辈儿孙时的不满感。但是，如今的中产阶级在“修辞”层面似乎成为了一个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社会阶级，在这一点上，中产阶级对于社会的意义是积极的——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周晓红，2002）。那么问题是，是否具有积极意义的存在就应该存在呢？
难以避免的是，当学者在谈论“阶级”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抹杀”了人的存在。当笔者看到米尔斯所描述的科层体系下的“工具人”时，很容易与当下中国的“996”、“715”的工作体制相联系起来。从生产效率与经济收益的角度看，这样的一种工作体制固然是符合“理性化”的要求的，而“寄居”于这一体制下的人也自然享受着经济层面的“福报”。但是，只要我们把人性层面的所谓“贪得无厌”悬置起来而不批判——认为这种对现有经济体制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贪得无厌的表现——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并感受到这一工作体制的“非人之处”。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中产阶级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固然是值得认可的，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中产阶级带来的，而是具有某种相似的较好经济特征、社会处境并且具有相似心理的那群人完成的。换言之，我们需要的是功能，而不是为了发挥这种功能而过着的“被迫”的生活。
尽管笔者并没有参与过中产阶级的相关研究，但为了避免空谈且更好地说明上述的看法，笔者暂以自身的经历与农村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感受进行例证。
笔者曾同一位苏州朋友到访过烟台的一个乡村，他是一个始终心系农村的“现代乡建派”，在去之前，他同我诉说北方农村的衰败状况：村子里没什么年轻人，只剩下一些中老年人，村里的生活单调乏味，既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新的产业，一切都是一种空洞和静止的印象。无论是去之前还是去之后，笔者对于他的这样一种看法始终是惊讶且不理解的，毕竟，这就是中国大多数农村的正常状况。
令人时常感到怀疑的是，我们究竟是为了建设乡村还是为了乡村里的人？——这一点在关于中产阶级的复杂情感上也是相似的，即我们究竟是为了经济还是为了人？——民国乡建的原因是除了乡建“似乎”别无他路，因为就连城市也都是凋敝的；但如今的乡建却是为了拯救而拯救。当我们提出问题——“农村的出路在哪儿？”的时候，不妨换个方式去问——“农民的出路在哪？”在这里借用李培林先生一段论述：“农民的传统‘正业’就是务农；但这个‘正业’却很难说是他的‘职业’。因为我们一般所说的‘职业’，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尽管对于不同的人，选择的自由度也不同。但农民的务农，那是他的命运，并不是他的选择，或者说是他无奈的‘选择’。在各种关于青年职业选择期望的调查中，还很少看到对于务农的选择”（李培林，2010:27）。农民的出路在哪儿呢？当然是不要务农，至少是不要像过去和现在那样务农。但是纵观我们关于乡村建设所采取的方式，则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民间乡建者的梦想——让农民继续留在土地上；另一种是国家的期望——把农民变成半工半农的存在。这两种方式共同目的都是“富农”，并且这两种方式共同结果也大多是一样的，使得农民没有出路。这里所认为的“没有出路”并不是“富农”意义上的，而是指这两种方式并没有改变农民在现代社会中被先赋的地位和身份。
李培林、张翼（2008）曾对“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复杂指向有过论述，即中产阶级究竟是一个表示社会职业构成的概念，用以解释工薪劳动者技术替代劳动的过程；还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概念，用以表示收入分配的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变；抑或是一个阶级分析的概念，用以表示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换言之，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体现了“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亦如周晓红（2007）所描绘的咖啡店经理在阐述印度是中产阶级国家时的自得，我们很能够看到，即便中产阶级的概念需要从经济的角度去衡量，但是经济这一概念本身也是需要被重新衡量的。
因此，尽管“寻找之外的生活方式”这一想法并不具有完全的现实性，但是，社会学的意义之一就是在已经结构化了的世界中找寻可以重新建构的部分。亦如，相较于静态的身份或主观性，福柯更关心的是某种给定的生活模式之下的身份化和主观化过程。对于我们而言，当我们在谈论“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警惕这一生活模式下的身份化和主观化过程，而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的隐忧则多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米尔斯
参考文献：
布尔迪厄，皮埃尔、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培林，2010，《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培林、张翼，2008，《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第2期。
米尔斯，1987，《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周晓虹，2002，《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社会学研究》第6期。
——，2007，《<白领>、中产阶级与中国的误读》，《读书》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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