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见到圣诞老人会死吗（圣诞老人如果没有被毒死或者冻死）

圣诞老师到底存在吗？

如果存在，

他是会被冻死，

还是会被邮件压死？

让我们来围观来着生活大爆炸的答案

……

我和嫂子说要写一本关于圣诞老人的书，但还没有完全确定“圣诞老人存在”还是“圣诞老人不存在”，她说：“哦，明白了，你挺矛盾的。”当时我想：不，这就是我想解决的问题。我是想找到一种方法来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忽近忽远犹豫不决。这使我意识到即便经过了调和，我们也无法完全接受矛盾。调和的方法有的好有的坏，多种多样，所以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我们不想自我催眠或逃避，也不想变得精神分裂，一会儿觉得这一方有理，一会儿又“跳”到另一边去。我们不想在赞成一方时，又以近乎自残的方式去纠缠另一方。我们既不想抽身放弃，也不想陷入困惑的泥沼。

晚上见到圣诞老人会死吗（圣诞老人如果没有被毒死或者冻死）(1)

我们想找到解决圣诞老人这个问题的方法，它同样也会成为解决其他矛盾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将逻辑学和神秘主义的优点集合起来。幸运的是，圣诞老人滑稽，欢乐，大笑时震得像果冻一样的肚子。圣诞老人这是在告诉我们，解决问题要依靠幽默。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的酒窝充满欢乐！

他的两颊红得像玫瑰，他的鼻子像是樱桃！

他那滑稽的小嘴就像画的一张弓……

他有一副宽宽的脸和小小的圆肚，

当他笑的时候，

那小肚震得就像一个碗装满了果冻。[1]

虽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被称作“笑的哲学家”，但实际上西方理性主义一直对幽默没什么好感。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说我们之所以发笑，是因为对比他人突然产生了优越感。

“一种突然的荣耀感，它产生于突然感受到的我们自身的某种优越感，这是通过与别人的弱点做对照，或是与先前的自我做对照。”换句话来讲，我们看到一个体面的人骑着马路过，会觉得他比自己强。他突然从马上栽了下来，我们就笑了，这是因为突然觉得自己比他强。

这对幽默精神来说并不好笑，但从霍布斯这样痴迷于专制的思想家口中说出来，也就不那么奇怪了。无论如何，他还是抓住了一个主要问题。笑是从时间的角度去触及矛盾的。一开始，骑马的人比我们强，之后就不行了，这种变化非常突然。逻辑学和神秘主义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让我们舍弃时间，但幽默却陪着我们从紧张过渡到放松发笑。既然如此，我可以这样说，幽默能在不反对任何一方的情况下调和这种矛盾。除了逻辑学和神秘主义，它是面对矛盾的第三种方法。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布伦丹（Brendan）是一名从事反欺凌的教育工作者，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撰写了多篇关于欺凌的心理学文章。在没有调查和电视演讲任务的时候，他会走到小学课堂中去，用吉米（Jimmy）和布利（Bully）两个木偶来讲故事。假设我们都被叫到了礼堂，校长向大家介绍了布伦丹，他上了台，说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人，然后就去他的包里翻找吉米。就在这时，我们很清楚地听到布伦丹不小心拉裤子了。当然对他来说，这一天真是不堪回首，但对于台下十几岁的观众，这简直就是一辈子最可乐的事了，即便年纪大了，每每想起也会觉得非常好笑。为什么呢？

我们会笑，是因为看到了自己能够掌控的矛盾的东西。笑能缓解紧张，当然，这种缓解紧张和排便缓解紧张还是不同的。对孩子来说，不拉裤子也是最近才学会的事，是很难做到的。如果你感到结肠很胀，那么拉出来肯定既轻松又愉快，但有时你不能这么干，尤其在课堂上不能这么干。对教师、家长这种权威人士来说，在掌控某件事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自己这种排便的欲望。[2]布伦丹不该在这个时候失禁，这之所以好笑，是因为它展示出了两个矛盾的事实：一是拉裤子很搞笑，二是我们不该这么做。

我认为这种原始的矛盾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训练去厕所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如果你是最近才学会的，那恭喜了！）但想一想，我们是怎么看待排泄物的呢？有些人会把排便当作两性情趣，可能因为打破禁忌很刺激，也可能因为他们想成为婴儿，无论做什么都能得到无条件的爱。（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他们就是喜欢这么干。）一旦我们有了孩子，肯定会经常洗尿布，如果父母年纪大了，可能也要清洗他们的尿布。一开始可能会很尴尬，但究竟是为什么呢？假如说你特别痴迷于玛丽莲·梦露，那你想不想用金子或是有机玻璃保存一块她的排泄物呢？这可绝对是一份私密的纪念品。

对待这件事正确的哲学态度应该是什么呢？一些神秘主义者可能会挺欢迎，有些人可能当场就掏出刀叉，跃跃欲试地证明自己已经跨越了神圣与世俗、难吃和美味的界限。我是不会这么做的，也不会在他们证明后立即去亲吻他们。即便是玛丽莲·梦露的超级粉丝，也不应该去收集人家的排泄物，但这种逻辑上的解释并不能令我信服，因为它没有展示出这种既喜欢又恶心的感觉。另外，我也不确定在逻辑上能够讲得通。她的面容和胸脯确实很性感，所以排泄物就很性感吗？喜欢接吻的人都喜欢唾液，但你会喜欢对方的鼻涕吗？那眼泪呢？母乳呢？汗液呢？眼屎呢？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你有多喜欢梦露这个人。性反应在接受的同时也会有所拒绝，幽默就对此抱有一种理性的态度。它能将我们的厌恶和喜欢结合在一起，有时汗味和胃酸味也会让人着迷，因为它能让我们想起爱的人，但细想起来又很可笑。

还有其他心情矛盾或是态度不一致的例子吗？当我们以这种眼光观察世界时，就会发现它无处不在。拿死亡来说，我们很爱自己，也很爱对方。当他们去世后，我们就不再拥抱或亲吻，只能将他们埋葬。我们究竟爱不爱他们呢？神秘主义可能会说他们和自己的躯体是两回事，死亡并不是真的离去，所以无所谓。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生前我们相互拥抱时可以那样开心，离开后我们又会如此难过呢？如果神秘主义当真认为爱的人离世也无所谓，这种理论对我们的生活也就可有可无了。就像我关掉电脑，文字就烟消云散了一样，为别人痛哭流涕也变成了没有意义的事。神秘主义还指引我们去博爱，这就更讲不通了。既然死亡是一种幻象，为什么自我牺牲与遭人谋杀相比，前者会更受人尊敬呢？逻辑在这里能帮到我们吗？来看看以色列历史学家奥托·多夫·库尔卡（Otto Dov Kulka）的回忆录《死亡都市的景象》，他的童年是在奥斯威辛度过的。在书里他讲了个黑色笑话，说集中营里的孩子认为死后就会上天堂，还认为看守掌握着选择的权力，谁能被送进毒气室谁就能去天堂。这用逻辑能解释得通吗？

神秘主义和逻辑学看问题一刀切，那我们来听听幽默大师怎么说。这里有一些喜剧大师罗伯特·诗密尔（RobertSchimmel）曾讲过的笑话，他与癌症奋战了十五年（最后死于一场车祸）：

你能扛住多少，上帝就会给你多少。但他肯定是误会我了，我都要累死了。

牧师曾对我说：“死亡并不是终结。”我说你能不能把这话告诉我叔叔，他1976年去世后就觉得自己已经死了，为此还举办了葬礼，现在还在地下埋着呢。

有朋友曾对我说，死亡是新旅程的开始。你确定？嘿，我想去冒个险，那先去死一下好了。然后像辣香肠披萨那样把自己挤进盒子，扔进坑里，埋上土烂掉。有人想一起来吗？

（以上均摘自cliffviewpilot.com）

晚上见到圣诞老人会死吗（圣诞老人如果没有被毒死或者冻死）(2)

诗密尔的笑话展现了我们对待死亡的矛盾态度：我们知道那是终结，很害怕，所以不希望那是终结。

在我看来，他说得最妙的是这条，这是我哥哥在确诊了白血病之后告诉我的：“儿子患了癌症，我觉得糟透了，直到我也患了癌症。”

社会普遍能接受的观点是：我们不希望别人身上发生坏事。如果朋友生了病、丢了工作、失去了爱人，我们还说“还好没发生在我身上”，社会所有的负面压力就会倾泻而下，我们就没有朋友了。社会期待（尤其是对女性的期待）是为他人的高兴而高兴，为他人的难过而难过，即便自己身上有好事发生，也要尽量弱化这种喜悦。我们喜欢那些能满足他人愿望的英雄和圣人，但仔细想来，其实我们是希望自己的愿望能被满足。如果没人想满足愿望，也就没有人会崇拜英雄和圣人了，他们就没了市场。无须多言，有些人身患癌症但无钱医治，每次我们选择消费（比如买这本书），而没有将钱送给他们，都是将自己的需求置于他们之前。

但说到底我们都会死，如果一生只满足自己的愿望，未免太过狭隘。我们不是在假装关心别人，而是真的关心。为了孩子，我们不是一直都在牺牲自己的快乐吗？

但我们能付出多少呢？会为自己的孩子牺牲生命吗？如果他们患了癌症，我们愿意将疾病转嫁到自己身上吗？有些人会，但并不自知。如果要我想象这一情景，首先上帝一定不会允许，其次即便我能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英雄、一个好爸爸、一个烈士，我也不确定这些幻想会不会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生。

所以说，诗密尔的笑话很妙，让我们与矛盾来了个面对面。我们会说：“你不该那么说！你应该说宁愿自己得癌症，也不愿孩子患病。”但也有一些人会说：“当然啦。”我又不是英雄，怎么会用自己的命去换别人的命。最多也就是用骨髓去救一下我哥哥，这还让我得了三天的流感。如果要用生命救孩子，比如说用心脏去治疗他的癌症，那我可能就笑不出来了。但之后我又对这个笑话有所领悟：无论是英雄还是烈士，他们都不是逻辑机器人，对世界漠不关心，只选对的。他们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觉得世间万物皆为一体，送死也无所谓。正如罗丹（Rodin）在雕塑《加莱义民》中表达出的意思：英雄也会挣扎。他们也遇到过这样的矛盾，需要在自爱与爱孩子之间做出选择。所以我认为，他们比我们更能体会到诗密尔这则笑话中伟大的真实感。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像我们在《圣尼古拉来访》中看到的，圣诞老人抖动的肚子像是果冻。这预示着果冻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矛盾点，对此萨拉·西尔弗曼[3]（Sarah Silverman）有一个不错的笑话：“我正在舔男朋友阴茎上的果冻，突然意识到—‘天啊，我变成我妈了！’”[4]

好吧，我是开玩笑的，这则笑话和果冻没什么关系，这则笑话的主题是性。

这则笑话很复杂，它有多层含意，要把它解释清楚就是毁了它。我就打算毁一下了，估计西尔弗曼不会在意的。

第一层含意和我们的母亲有关。母亲有性生活吗？一方面我们会想“呃……”对不对？只有在与以下两种女性相比时，母亲才是最可能有性生活的—处女和干瘪的老太婆。但另一方面，我们会去思考母亲有性生活这件事吗？我们知道肯定有这回事，最起码也得有过一次，但我们不愿去想这件事。如果非要将母亲和果冻联系起来，那她也是在用果冻做三明治。

笑话的另一层含意要从性感讲起。罗伯特·诗密尔会给你这种印象是因为他真的患了癌症，你忍不住会去想他就要死了，这让你很难过，也很恐惧。萨拉·西尔弗曼会给你这种印象是因为她很性感，只要你是直男或是女同性恋，这种性感就足以让你去想象她舔果冻的这个场景，这让你很兴奋。但之后她非要你去想象你母亲在做这件事，你只能强行阻止自己继续想象下去。实际效果就像是带着你的神经系统坐过山车。诗密尔利用的是我们面对一个将死之人的焦虑，而西尔弗曼利用的是一种矛盾的感情—一个故意挑逗的女人突然开始担心自己让母亲陷入一种不正常的模式。我们要用两种方式去看待她，一是性感尤物，一是焦虑的伦理哲学家。

在展示性感时，我们不会去想自己正在变老，也不会去想自己是不是在重复某种模式。在思索生命要去向何方时，我们一般也不会是在滚床单。当然了，舔果冻的和焦虑的是同一个人，我们既性感，又有自我道德意识。虽然平时并不自知，但看到比尔·克林顿一手举着香烟调戏莫尼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一手操办福利改革时，我们还是很震惊。我们不过是在用道德谴责的方式麻痹自己，但这就是真实的生活—总统既喜欢香烟女人，也喜欢福利改革。有性生活的人都会有那么一刻，对人类的身体更感兴趣，对世界和平没有兴趣。如果你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只能说你严重侮辱了床伴，而且很可能存在性功能上的障碍—因为太关心世界和平了，所以无心沉浸其中。我们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甚至是摩西和耶稣—这取决于你信仰谁—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那一刻，他们不会关心种族歧视、人类疾苦或世界和平。最佳的答案是什么呢？是逻辑吗？不，这个答案太不性感了。幽默既能让我们接受性的概念，也能让我们接受这种矛盾的态度。

晚上见到圣诞老人会死吗（圣诞老人如果没有被毒死或者冻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