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所载突厥葬俗问题
突厥石人石围墓中通常不见人骨殖，原因与其火葬习俗有关。《周书》卷五〇《突厥传》载：
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一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始坎而瘗之。
《隋书》卷八四《突厥传》略作“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贞观八年(634)颉利可汗卒，唐太宗“诏其国人葬之，从其俗礼，焚尸于灞水之东”，[1]这是突厥采取火葬的实例。
图1：各时代墓葬立石、石人
突厥火葬习俗大概在贞观初以前就起了变化。《新唐书·突厥传上》载贞观二年(628)唐太宗言突厥“俗死则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嫚鬼神也。”[2]说明这个时候已经有一部分突厥人变更旧俗，放弃火葬。这种改变也许是由于某种新的信仰在汗国流行所导致的。不过，“从其俗礼”火葬颉利可汗，说明还有部分突厥人坚持传统的火葬。两种不同的葬式在突厥汗国内并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内部不同信仰的消长。
《周书·突厥传》又云：“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挂于标上。”《隋书·突厥传》“表木为茔”的意思应当也是指在墓葬立标。《北史》卷九九《突厥传》钞合《周书》、《隋书》记载，改“表木为茔”作“表为茔”，意思不明。乌宗塔尔科科尔村东北10～15公里德耶尔捷彼山岗上共有四个石围墓，两大两小，呈南北向排列。2号石围墓东侧立一尊石人像，以东一字排列11块立石，长约172米。在两处石围之间的空地上及附近有火堆的痕迹和其他遗物。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石围中间都有埋着半截落叶松树干的坑穴。松树干周围还有一些动物骨骼，而以马骨居多。这些现象应与突厥人的荐亡活动有关。至于坑穴中所埋的落叶松干，有前苏联学者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圣树”。[3]突厥石人石围墓栽木的例子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这一现象正可以和上引汉文文献相印证，墓中所埋半截松干就是《周书》说的“标”，《隋书》说的“表木”。称为“圣树”，恐怕是夸大之词。
《隋书·突厥传》又载，突厥墓葬“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对这段文字向乏合理的解说。根本问题在于史料本身语焉不详，概念含混。事实上墓中立屋并图画战阵之状只见于突厥大型贵族墓葬，对普通墓葬而言是不适用的。而且，这种方式也只见于第一汗国的北突厥和第二汗国漠北地区。西突厥一支尚未发现有类似作法。不但如此，突厥大型贵族墓采用这种形式也只是在汗国雄张漠北之后才开始的。佗钵可汗陵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一例，此前突厥民族墓葬中尚未见有类似迹象。追溯这种形制的来历，我们发现其中揉合了不少唐和萨珊波斯的文化因素。[4]
二 突厥石人问题
突厥墓葬有一个特点是在石棺墓前立石人。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叶尼塞河流域的奥库涅夫文化。
二十世纪60年代，人们发现介乎阿凡那羡沃(Afanasyevo Culture，前2200～前1700)与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前1700～前1200年)之间还有一种奥库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5]该文化广泛分布于叶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至中国新疆北部地方，属南西伯利亚金石并用时代晚期文化。[6]奥库涅夫人属蒙古人种，是目前所知中亚草原最早的蒙古人种部落。奥库涅夫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阿尔泰山至南西伯利亚一带，又是阿勒泰语系民族的原始故乡，因此它可能是阿勒泰语系民族最古老的文化之一。[7]
奥库涅夫文化墓葬通常采用方形石围垣，高度30-50厘米，最大面积可达400平方米。垣内西或西南部有一般一个或数个石板墓穴，个别甚至多达23个。每个墓穴埋葬死者1-3人，常见男女或妇幼合葬墓，仰身屈膝，头向西，头下垫石。奥库涅夫文化盛行墓前立石，(图1：2)通常还随葬小型石人像或骨雕人像、鸟禽。(图1：4、5)奥库涅夫人还在居址或祭祀地树0.5-2米高的大型立石。立石一般利用天然碑形巨石，有的简单线刻面目狰狞的鬼神或怪兽，个别则采用圆雕。(图1：1、3、6-8)
奥库涅夫文化立石传统后来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在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墓葬中曾经发现过再次利用奥库涅夫石碑的现象。[8]不过，在坟墓立石人作法要到斯基泰时期才有更大的发展。斯基泰时代墓葬立石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没有刻画或简单刻画的立石，(图1：9-10)另一种是石人雕像。(图1：11-13)石人像立于墓顶，[9]雕琢相当精细，人物形象往往可以和斯基泰金银器上的图像相印证。石人通常手持来通(Rython)，腰佩典型塔加尔风格的短刀。
1、2：南俄地区奥库涅夫文化墓葬立石3、6～8：南俄奥库涅夫文化墓葬石人4、5：南俄地区奥库涅夫文化随葬小石人9、10：斯基泰时期墓葬地表立石11～13：斯基泰时期墓葬石人14～18：突厥石人19：内蒙古正蓝旗羊群庙元代1号祭祀遗址石人20：羊群庙元代2号祭祀遗址石人21：羊群庙元代3号祭祀遗址石人22、23：南俄蒙元时代石人
突厥墓葬石人目前已发现1000余件，有不少学者做过讨论。[10]但我个人认为，由于资料的不完善，因此以往研究中对石人所做的那些型式分析的科学性是值得商榷的。原因在于，已知的石人和原墓葬的关系大多已经不清楚了，有许多甚至连出土地点都不甚了了。在有价值的科学资料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勉强进行分区和分期，恐怕只能是似是而实非。故而，这里只简单地提出几点意见以供参考。
第一，突厥石人的性质。关于这个问题，前苏联学者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石人代表杀人石(balbal)，也即墓主人的敌人。反对者则认为石人代表突厥武士。然而，只要稍微全面地分析过材料就不难发现，双方的看法都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突厥墓前立杀人石见诸中国史籍。《周书·突厥传》：“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挂于标上。”大概由于这段文字才引发了对石人性质问题的争论。突厥墓前立杀人石是不争的事实，但也不能就此一概而论。总体看来，突厥墓葬立石至少可以分三类：(1)不做刻画或刻画得极其粗糙的立石，在成排的立石中，通常只有第一块才略事刻画。这一类应是杀人石;(2)刻画得比较完整的石像，通常立于石棺前，有部分是立于石棺正中，这一类则表示墓葬的主人。小洪那海石人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其底座的粟特铭文明确指出石人是泥利可汗的塑像。[11]库蛮石人的情况，同为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详见下文)还应该指出，这一类石人并非全部都是男性。新疆阿勒泰博物馆藏的一件石人，头上有髻一样的装饰。我曾在那里仔细观察了几天，可以肯定它确实是一尊女性石人像。钦察石人同样也有不少是女性形象。(3)贵族陵墓神道石人。这一类则是受唐陵制度影响的产物。[12]
第二，石人的分期问题。前苏联、俄罗斯以及日本学者都有过尝试，但缺乏科学的分析，主观随意性大，总体上是失败的。对石人进行分期至少应注意两点：首先，是石人与墓葬的对应关系;其次，鉴于突厥民族的分布和迁移的复杂性，分期和分区研究必须密切结合。割裂开来研究，或是忽略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科学性都是堪虞的。目前情况看来，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因此，将六～八世纪的突厥石人笼统归为一期，[13]也许是不失稳妥的一种办法。不过，有几种还是情形值得一提。(1)不能单纯以刻画粗细程度做为年代先后的判定标准。比如，小洪那海泥利可汗像刻画得比一些明确属于第二汗国时期的石人更精细。突厥石人刻画的细致程度可能还与墓主的身份地位有关。(2)据目前所知的情况，突厥鲁尼文要到第二汗国时期才开始使用。因此，刻突厥鲁尼文的石人时代不早于第二汗国。[14](3)有一种石人双手在胸前做拱手状，和中原陵墓的翁仲或蕃臣像接近，明显是受中原影响后才出现的。这类石人的年代也不早于第二汗国。还一种形制类似控马官，也当作如是观。(4)跪或盘腿姿式的石人也始见于第二汗国贵族陵园，性质亦应属神道石人。(图2：8、9)(5)胸前执长刀(?)的石人也是受中原影响后才有的，年代也不早于第二汗国。(6)坐式石人像开始于第二汗国后期，但石人所坐的椅(台?)刻画得比较简单，不能辨别形制。(图2：10)钦察(库蛮)、蒙古石人坐像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7)也许可以通过手执器物的样式对突厥石人进行分期。[15]我在数年前就产生了这个想法，也做了一些研究，但始终觉得不尽人意。毕竟多数石人刻凿粗率，走形忒甚，不利于严格比对。而最感棘手的还是上面提到的资料混乱问题，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还原石人与墓葬的对应关系。
图2：突厥石人
第三，突厥石人持器问题。突厥石人继承了斯基泰持器的传统，但斯基泰石人所持为来通或羊角杯，而突厥石人所持则多为瓶、罐、壶、杯等。
在斯基泰(塞种)部落中，有崇拜豪麻的塞种值得注意。豪麻(Haomo)[16]既是指古伊朗神话中神圣的豪麻汁(Haoma-juice)，又是指这种豪麻汁之神以及产生该汁液的植物。祭神的饮品里，豪麻最有效力。[17]据称豪麻可使信者永生，宇宙安宁。《阿维斯塔》以豪麻为世界上最美好之物，拥有金色的眼晴，可以祛病，能带来永生和美丽。[18]饮其汁者可得保护，可以战胜敌人，还可以引导灵魂走上正道。[19]最先向豪麻致祭的人是维万格凡(Vîvanghvant)，豪麻赐予他一个儿子——伊玛(Yima)[20]。伊玛的国度是无病苦，无老死盡，温暖舒适的极乐世界。[21]琐罗亚斯德也向豪麻呼求，请求赐予力量、胜利、健康(祛疾)和财富等等。[22]因此，豪麻也被视为是天地间饶益之物的创造者，豪麻祭在古波斯盛极一时且极为隆重。豪麻祭以祭牛开始，将豪麻注入乳中，从而获得永生的汁液致献给阿胡拉·玛兹达。最后一次豪麻祭将意味着世界重回普世永生之境。斯基泰石人手持来通也许正反映了对豪麻的信仰以及饮豪麻的习俗。
突厥承继了斯基泰石人持器的传统，但意义可能有异同。虽然突厥也信仰祆教，但持器却不一定就与豪麻有关。
据十三世纪圣方济各会会士法国人威廉(William of Rubruk)的见闻，突厥墓地立石人的传统传给了库蛮人(Cumans)。“库蛮人给死者筑一座冢，为他立一尊像，面朝东方，手在肚脐眼上拿一只杯子。”[23]这则记载还可以证实一些突厥石人代表墓主人本身。佩切涅格人(Patzanakitai)在九世纪开始离开俄罗斯草原后，该地区逐渐归乌古思人和钦察人所有。阿拉伯地理学家又称钦察人为库蛮。据加尔迪齐记述，库蛮先前是突厥人的一支。直到1222年蒙古入侵为止，库蛮一直是俄罗斯草原的主人。[24]上世纪中叶，前苏联学者在南俄草原调查了大量十三世纪左右的石人，[25][可能多数是钦察石人。(图2：22、23)蒙古共和国在文物普查时也发现了大量蒙元时期的石人坐像，[26]服饰和交椅是明显的蒙元时期样式，其中部分应属于突厥化的蒙古人所有。
1992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中发现三尊石人坐像。1号遗址有石围墙，汉白玉石人像位于围墙内中间偏东处。石人坐在靠背圈椅上，头部已失，袍上有双龙卷云纹，右手持一高足杯在胸前，左手垂放在圈椅扶手上。2号、3号遗址的石人也大致相同。稍不同的是，2号遗址石人袍上饰团花。[27](图2：19-21)这三尊石人可能和燕铁木儿家族有关。[28]元许有壬《至正集》卷十六有诗题为：
陪右大夫太平王祭先太师石像，像琢白石，在滦都西北七十里，地曰旭泥白。负重台、架小室贮之。祭以酒湩注口彻，则以肥胾周身涂之，从祖俗也。因裁鄙语用纪异观。
太平王即燕铁木儿，元文宗时权臣，钦察人。从诗题可知，以酒湩注口，再用肥肉涂抹石人全身，是钦察人的旧俗。事实上，斯坦因在新疆喀喇特克(Kara Teke)伊达克山口(Idak Pass)柯尔克孜人恰尔阔伊德神殿(Shrine of Chal-koide)中也的确发现过突厥石人被当做神祗崇拜的现象。[29]钦察是突厥语部落，因此根据燕铁木儿祭祖的方式来推测，突厥石人手执容器可能与饮酒湩祭仪有关。蒙古祭持杯坐像石人的情形应该与钦察类似。
三 突厥拂云堆祠地望问题
北方游牧民族一旦跨过阴山，越河套地区入鄂尔多斯高原，便可长驱直指长安。基于地理上、军事上的重要性，河套一带始终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往复争夺的地区。六世纪中叶以后至八世纪，隋、唐与突厥几次争夺过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七世纪前期，突厥降户大量入居河套。八世纪，唐与第二突厥汗国又在河套地区屡次交锋。唐朝的一项重大军事举措是在黄河北岸置三受降城，一举向北拓地数百里，扩大了河套地区的缓冲地带，提高了黄河以南地区的安全性，故云“三受降城，皇唐之胜势者也”。[30]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31]
右三受降城，景云三年(应是中宗景龙二年，即西元708年)张仁愿所置也。初，突厥入寇，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贼所败，诏仁愿代之。先是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堆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时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娑葛，仁愿奏请乘虚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绝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师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黄河，今于寇境筑城，恐劳人费功，终为贼所有。仁愿固请不已，中宗竟从之。仁愿表留年满镇兵以助其功，时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仁愿擒获尽斩之，军中股栗，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遥相应接。北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牟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
唐朝筑三受降城后，还做了一些相应的军事布署。辽也在此地有所建置，[32]但从《辽史》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看，当时对三受降城的认识已经混乱。例如，《太平寰宇记》将拂云堆误置于胜州榆林县北一百七十里处。[33]虽然《中国历史地图集》已经标出三受降城的大体方位，但具体对应哪些遗址则待推敲。我于2003年秋在内蒙古进行了实地调查，结合以往的考古发现，证以文献记载，对中受降城及突厥致祭的拂云祠的地望产生一点想法，简单讨论如下。
1976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发掘了位于巴盟乌拉特前旗额尔登宝拉格乡赛胡同(陈二壕村)唐王逆修墓。[34]王逆修曾为天德军州都防御马步都虞候，卒于长庆三年(823)。墓志称“安茔于军南原五里”，“军”当指天德军。(图3)唐一大里约当531米，[35]那么天德军的位置应在墓地以北2655米周围。《元和郡县志》卷四关内道胜州天德军条载，由于黄河泛滥，城南面受毁，故而天德军于元和九年(819)由西受降城移理至大安军旧城。大安军城为天宝十二载(753)安思顺请筑，位于大同川西(“西”字恐有误，详见下文)、西受降城正东一百八十里处。[36]长庆年间天德军治所没有迁移，[37]因此王逆修墓志中所指的天德军的方位就是元和九年移治的大安军旧城。在王逆修墓北5华里有一处土城子。现在已经被乌梁素海淹没，只有个别土丘露出水面。据老乡介绍，该土城方圆约有数千米。发掘者据此认为该土城就是原来的天德军所在。[38]对此说似乎未见异议。[39]发掘者寻找天德军城的方位大体没有问题，不过这个土城子是否即是天德军城，还值得推敲。文献记载大安军旧城“周回一十二里，高四丈，下阔一丈七尺”，[40]换算成现代长度单位，即是周长约636米(12×531=636)。做为一个边塞屯兵之地，这样的大小是比较合理的，而方圆数千米则显然偏大太多。[41]还有一个证据表明大安军旧城规模不大。天德军一度移治永清栅，永清栅“城甚牢小，今随事制宜，仍存天德军额”。[42]由此可知，天德军后来的治所规模也有限。虽然元和九年移治大安军旧城时做了些修筑，但从李吉甫的密陈来看，工程不大，时间不长，当不是大规模的扩建。比照文献记载与考古踏察的资料，我们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老乡所描述的尺寸不可靠;第二，土城子遗址已非原来大安军旧城，而是后来有增建;第三;可能是将大安军旧城与永清栅两城混为一城。[43]我们只能在此提出疑问，期盼着将来进一步考古工作能够提供更多的资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大安军旧城在额尔登布拉格县以北是基本可以肯定的。这里北傍乌梁素海，南依乌拉山，是一片平阔的地带。这里有两条主要的道路：一条向西可通往杭锦旗，该道在西山咀与五原通往包头的大路交会;另一条道路往北从南圐圙经乌兰忽洞、台梁、梁畔圪堵、召店，穿过哈达门沟可达包头。[44]从交通路线看，大安军旧城所处位置非常重要，可以控扼南北的通道。
图3：天德军治所(大安军旧城)方位示意图
文献称大安军旧城“其城居大同川中，当北戎大路，南接牟那山、钳耳觜，山中出好材木”。[45]“当北戎大路”正与上述地理情况相吻合。内蒙古临河县文管站在乌拉山地区的工作了也表明了这里的确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活动的重要区域。这里不仅发现有大量两汉时期带有明显北方草原风格的遗物，同时也有隋唐时代突厥人的遗迹。2003年秋，在乌拉山前就发现过一座典型的突厥石棺墓。应发掘单位之邀，笔者到过发掘现场做过做调查。墓葬所在的位置正在临河至包头的公路北侧，向北越过乌拉山，即是上述大安军城往北的道路。这再一次说明，大安军城“当北戎大路”的记载确实可信。
《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大同川似即乌拉特前旗从阴山西南流经大佘太镇的河流，该河中游建有大佘太水库，其北之金河似即乌拉特中后联旗之摩楞河。[46](图3)这一比定的根据是什么，不得而知。据上文对大安军旧城所处地理的描述，可以推知牟那山应即乌拉山西段，《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示的也大体在这个方位，但大同川则可能是乌加河(或乌梁素海)。与大安军旧城近在咫尺的乌梁素海即系乌加河退水注入形成的淡水湖。如果大同川即乌加河，那么“其城居大同川中”的记载完全符合实际的地理情况。相反，如果将大同川比定为大佘太镇西南流向的河流，则“其城居大同川中”便无从说起，况且这条河与大安军旧城所在位置相去在二十公里上下。试想古人在记述大安军城时何以会舍就近的乌加河、乌梁素海不提，却记载一条四十里外的河流呢。因此，我们怀疑《元和郡县图志》“请于大同川西筑城置军”的“西”字可能是“东”字之讹。
确定了天德军城的大致方位，对于寻找中受降城及拂云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1980年内蒙考古工作者在调查中发现了敖陶窑子古城，该城位于包头市南郊敖陶窑子村北，南距黄河一公里许，北距万水泉镇2公里。城平面略呈长正方形，南墙和西墙一部分尚存，其余部分均已湮没。实测城墙东西长880米，南北长800米。未发现瓮城、马面痕迹。南墙正中有一宽10米的豁口，可能是门道。南墙两端各有一突出城墙的台墩基址，推测为角楼。经解剖，南墙为板筑，有明显的夯层。南墙经过修补，其中夹有辽代的陶片。在耕土中杂有沟槽方砖、素面筒瓦和板瓦，以及有水波纹的滴水等建筑材料。调查者还采集到了白瓷片、开元通宝、崇宁通宝、政和通宝等等。城内建筑遗物极少，但在偏北部还存有一座高约两米左右的大型建筑台基。这一台基现已被辟为耕地，东西宽约60米，南北长98米，其上遍布瓦砾。(图4)据认为，此城是当时当地发现的唯一有唐代遗迹的古城遗址。调查者认为，该城可能就是唐代三受降城之一的中受降城故址。[47]其后又有人撰文赞同。[48]而刘幻真则进一步提出古城北部的台基可能是辽代寺庙遗址，其下所压正是突厥所祭之拂云堆。[49]
图4：敖陶窑子古城遗址平面图
那么，敖陶窑子古城真就是中受降城吗?我们试从相对地理方位和形制规模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相对地理方位。据《元和郡县图志》，天德军“西至西受降城一百八十里，东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50]这里的里数是道里数，而不是直线距离。20世纪70年代调查发现，乌拉特中后联旗乌加河公社(现改称乌加河镇)北圐圙补隆村有一处东古城遗址，通常比定为西受降城。东古城的位置在大安军旧城西北一百公里左右(折合约188唐里)。[51]证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道里数是准确的。折算起来，中受降城到天德军所在的大安军旧城106公里左右(200×531=106,200米)。从乌梁素海边的大安军旧城所在方位到敖陶窑子古城，如果走上文所述两条主要交通道的西道，里程约175公里(约折合330唐里)，走北道则约150公里(约折合280唐里)。两个资料都远远高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的道里数，说明中受降城的方位应在敖陶窑子古城西北数十公里外。
第二，形制规模。张仁愿三受降城“不置瓮门及却敌战具”，至常元楷为总管时“始筑瓮门”。[52]可知，后来的受降城是有瓮城的，这点已为西受降城遗址所证明。[53]敖陶窑子古城没有瓮城，显然与文献记载不符。根据实测资料，敖陶窑子古城周长3360米，面积704,000平方米，面积为西受降城的14倍，[54]相差显然过于悬殊。因此从形制而言也不可能是中受降城。
既然敖陶窑子古城不是唐代的中受降城，那么其北部台基自然就不是拂云堆。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受降城和拂云堆的位置应在包头的西北方向。
注释：
[1]《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6册，5160页。
[2]《新唐书》卷二一五上，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9册，6034页。
[3] 库巴列夫《关于东阿勒泰地区古代突厥人围墙的新资料》，载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四期，1983年，25页。
[4] 关于突厥墓葬的分析，请参考陈凌《突厥汗国考古与欧亚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12—64页。
[5]《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夏鼐主编，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23页。
[6] 马克西缅科夫《关于米奴辛斯克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林沄译，《考古学参考资料》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81-103页。
[7] K. Jettmar: Cultures and Ethnic Groups West of China in the Second and First Millennia BC, Asian Perspectives, XXIV (2), 1981.
[8] 马克西缅科夫上揭文，86页。
[9] Скифские Иэваяния VII-III в. в., Mockвa,1994;Renate Rolle1:The World of the Scythi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pp.19-37.
[10] 对石人的研究主要有A. Д. Гpaч:Дpeвнeтюpkcиke Иэвaяния Tyвы, Mockвa 1961;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林俊雄《モンゴリアの石人》，《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21卷1号，1996年，177-283页。石人研究史可以参看三者的相应章节。
[11] 详参上揭拙文第二章。
[12] 详参上揭拙文第三章。笔者最近又有《突厥陵墓形制及其影响》(待刊)一文做了更进一步的讨论。
[13] 王博、祁小山上揭书。
[14] 这里指的是那些突厥鲁尼文和石人本身不存在打破关系的石人。有些石人上的突厥鲁尼文是后来刻画上去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容易断代错误，需要具体分析。苏、俄学者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通常都比较随意、粗糙。详参上揭拙文第三章。
[15]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魏坚教授曾经询问突厥石人分期的办法，我讲了这个想法，并大致说明了要点。我一直在进行这项工作，但始终觉得许多中间环节不够完善，还需要深入推敲。
[16] 对应于古印度的苏麻(Soma)。
[17] The Zend-Avesta, trans.by James Darmesteter,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IV, XXIII, XXX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4-1887,vol.IV, Introduction, p.lxix.
[18] 如Gôs Yast IV,The Zend-Avesta, vol.XXIII, p.114.
[19] Bahrâm Yast XVIII, The Zend-Avesta, vol.XXIII, p.246.
[20] 伊玛即吠陀中的阎罗(Yamo)，他的荣耀后来转归琐罗亚斯德教所有。参见Zamyâd Yast, The Zend-Avesta, vol.XXIII, pp.286-309.
[21] The Hôm Yast, Yasna IX, The Zend-Avesta, vol.XXXI, p.232.
[22] The Hôm Yast, Yasna IX, The Zend-Avesta, vol.XXXI, pp.236-239.
[23]《鲁布鲁克东行纪》，柔克义译注，何高济汉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合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20页。
[24]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16—120页;René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ans. by Naomi Walford,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0, pp. 182-188;伯希和《库蛮》，冯承钧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1—22页。
[25] Cтепе Евразии в эпоху средневековъя, Apxeoлoгия CCCP, Mockвa 1981.
[26] Mohгoл Hytaг Цaxb Tyyx Coëлbih Цypcгaл, Yпaaнбaaтap,1999.pp.115-138..
[2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正蓝旗文物管理所《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及墓葬》，李逸友、魏坚编《内蒙古文物考古论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年，610-621页。
[28] 叶新民《羊群庙的石雕像与突厥、蒙古族的祭祀》，同着《元上都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192—205页。
[29] A. Stein: 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vol.3. p.1311,l341.
[30]《全唐文》卷六三○吕温《三受降城碑铭》，中华书局影刊本，1983年，第7册，6353页。
[31]《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116-117页。参《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唐会要》卷七三“三受降城”条、《资治通鉴》卷二○九中宗景龙二年三月条、《全唐文》卷六三○吕温《三受降城碑铭》。关于默啜西征突骑施，可以参考以下两书的有关章节，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李佩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32]《辽史》卷四一《地理志五》。历来有不少学者指出《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存在不少错误。该志在记载辽在河套地区的建置时同样有很多纰漏，见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94-200页。
[33]《太平寰宇记》卷三八，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光绪八年金陵书局本，1990年。
[34] 张郁《唐王逆修墓发掘纪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502-518页。
[35] 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年1期，42页。
[36]《元和郡县图志》，上册，113-114页。
[37] 参《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丰州九原郡条，第4册，976页。
[38] 张郁上揭文，514-515页。
[39]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5期，5页。《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沿袭了这一看法，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77页。
[40]《元和郡县图志》，上册，第114页。
[41] 请比照西受降城周长900米左右，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上揭文。
[42]《元和郡县图志》，上册，第114页。
[43] 在大安军旧城西南三里(约当1593米)处尚有永清栅，称为南城，而大安军旧城称为北城。参《元和郡县志》上册，113-114页。
[4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测绘局编绘，1973年，118-119页。
[45]《元和郡县志》上册，114页。
[46]《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册，40-41页;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集》，118-119页、120- 121页。
[47] 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建国以来包头地区文物工作主要收获》，包头文物管理处《包头文物资料》1983年第一辑，12-13页;刘幻真《唐拂云祠地望考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年，443页。
[48] 张郁《中受降城址初探》，包头市文物管理所编《包头文物资料》第二辑，111-114页。
[49] 刘幻真上揭文，444-445页。
[50]《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天德军”八到，上册，115页。
[51]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上揭文;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集》，153-156页。《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所标示的西受降城的位置大致就在这个区域。王北辰《内蒙古后套平原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兼考唐西受降城》(载同着《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358-370页)对西受降城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无论地理方位还是形制，都证明位于临河市东北八一乡丰收村古城就是西受降城遗址。但王氏所说的丰收古城与大安军所在地的距离190市里是直线距离，实际道理远不止此数。其次，丰收村古城虽在黄河北岸，但尚处乌加河以南，乌加河此段古代亦称为黄河。而越过乌加河，以北才是阴山山脉。因此丰收村古城的位置既不在古黄河北，也达不到控扼阴山往南通道的作用，与文献记载的西受降城不符。第三，丰收村古城没有瓮城，王氏认为这种形制符合张仁愿未筑瓮门的记载，这显然是由于他没有通观史料而造成的误解。因此，我们认为丰收村古城不是西受降城遗址。
[52]《元和郡县图志》卷四“西受降城”条下，上册，116-117页;参《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第9册，2982页;《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第13册，4152页。
[53]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上揭文，5页。
[54] 西受降城每边长约225米，可知周长约900米，面积约50625平方米。
编者按：本文原载《第二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上海，2007年9月，页36-47。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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