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7日，很平常的一天，但对于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五年级二班12岁的学生黄帅来说，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日子。
这天，他们班上一位同学上课不遵守课堂纪律，遭到了语文老师齐鸿儒的训斥，有些生气的齐鸿儒指着这位同学骂道：“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
那个年代，老师训斥学生是常有的事情，实话说，这位齐鸿儒老师说的话也并不算太过分，毕竟，老师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不是？
然而，这话落在黄帅的耳中却有些刺耳，因为她认为，教鞭是用来教学的，不是用来打同学脑袋的，她觉得自己的语文老师对同学的批评太严厉了，应该耐心帮助，而不是拍桌子、瞪眼睛，这样解决不了思想问题。
虽然这位名叫齐鸿儒的老师在这件事儿上做的不对，但他语文教的极好，黄帅也并未因此心生厌恶，而是决定给老师提意见。
当时，齐鸿儒老师已经开始教他们写日记，对于日记，就两点要求，第一，写心里话，第二，不能有错别字，全班都执行得很认真，于是，黄帅决定把心里话写在日记本里，好让老师看到。
很快，齐鸿儒便看到了黄帅的这篇日记，然而，他并没有接受来自学生善意的“批评”，反而认为黄帅写的这些东西，是对老师权威的一种挑战，是为了拆老师的台，是在降低自己在学生中的威信。
感觉受到侮辱的齐鸿儒，也开始了自己的“反击”，他号召学生们跟黄帅划清界限，不要跟着她“跑”。
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黄帅成了学校的另类，所有人都嘲笑她，批评她，甚至连最好的朋友都跟她划清了界限，这让黄帅痛苦难当，她不明白，自己只是好心提个建议，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
就在黄帅痛苦难当的时候，她无意间看到一则消息，说是有个小学生，也遇到了跟自己类似的情况，在自己没办法解决的情况下，就给《北京日报》写信求助，在报社的帮助下，他和老师之间的隔阂消除。
抱着同样的心态，1973年12月的一天，黄帅揣着一封自己写的600字左右的信，交给了《北京日报》的工作人员，她本以为自己的问题马上就会得到解决，可谁成想，自己短短的一封信，竟然会掀起惊涛骇浪。
信交给《北京日报》没多久，就到了有心人手里，当时正处于一个特殊时代，于是就有些人想借这篇“小作文”搞风搞雨，很快，说是要把她这篇文章刊登到报纸上，这让黄帅大吃一惊，自己只是想让报社帮忙解决一下自己和老师之间的矛盾，没想着把事情搞大呀？
虽然才12岁，但黄帅也清楚，若是自己写的东西被报社刊登，会引发怎样的浪潮，可惜的是，接下来的剧情，已经不是黄帅说了算的了。
没多长时间，就有两个身穿军装的人找到了黄帅，要走了她的日记本，这两个人来找黄帅的时候，黄帅正在生病，浑身发抖，他们还围着他绕了2圈，然后摇摇头说：“不像个小闯将”。
事后，黄帅才知道，这二人名叫迟群和谢静宜，都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大红人。
1974年12月12日，黄帅的信和日记被《北京日报》发表，紧接着，又出现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并且人民广播电台也播报了这篇文章，黄帅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紧接着，各地中学开始运动，要“破师道尊严”、要“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要“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于是，无数老师倒了霉，批判老师的大字报糊满墙，短短几个月时间，北京学校打碎的玻璃，就超过了20万平方米。
这个时候，好好学习的学生，也成了小绵羊，而像黄帅这样的，却成了“反潮流”英雄，作为其中的佼佼者，黄帅开始做报告、上新闻、参加国宴，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虽然这并不是黄帅心中所愿……
很快，黄帅正在五四干校劳动的母亲，也看到了黄帅的新闻，明白女儿被利用的黄母心急如焚，自己的女儿她怎么会不清楚？一个12岁的孩子，怎么会反潮流？
黄帅的事情，在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比如，在北京内燃机厂上班的一位老工人，他直接给黄帅写信，让她好好想想，把他捧红的是些什么玩意，为什么要拿小学生做文章，为什么要借题发挥。
比如在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知青王亚卓，也写信义愤填膺地质问黄帅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于王亚卓的质问，黄帅表现得很愧疚，因为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同样不是她的本意，黄帅的态度，让王亚卓很满意，这让她意识到这个孩子，并非恶人。
然而，还没有等王亚卓反应过来，广播里便播出了一篇名为《黄帅致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
“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多么相似？……”。
当黄帅看到这篇文章时，她是惊讶不已，因为，这样的文字，别说往出写了，12岁的她就是读都几乎读不下来。
也是因为给黄帅写信，王亚卓被关、打、饿，甚至流放，直到1977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揭穿“王亚卓事件”冤案》的文章，王亚卓才恢复正常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特殊的时代结束，黄帅的身份也变了，从“小闯将”变成了“小爪牙”，人们开始贴她的大字报，找她的麻烦，同学们也开始欺负她，就连她的父亲也被抓捕入狱，因为，她给《北京日报》写的那封信太过成熟，有人怀疑是他父亲操刀。
黄帅的父亲是南京大学高材生，毕业后在中科院上班，是人人敬仰的科学家，可就因为黄帅的这封信，成了阶下囚，黄帅心中的愧疚可想而知，更令黄帅心痛的是，她的母亲也因忧虑过甚病倒了。
好在一点，这些糟心事并未影响到黄帅的学业，1979年，她以322.2分的好成绩，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然而，直到开学前夕，她都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即便时隔6年，她的那封信的"后遗症"还没有过去，许多人认为，像她这样在教育战线制作混乱的人，不应该被录取，当然，也有明事理的，认为这是那些人炮制的，老师是受害者，学生同样如此，黄帅也不例外。
因为此事，两派人争论不休，录取通知书一直没能发下来，很快，此事儿传到了中宣部领导胡耀邦耳中，最终胡耀邦拍板做了决定，他说：
“考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就了不起！”。
在胡耀邦的决定下，黄帅顺利地进入了北京工业大学，这让她感激不已，同时，也找到了能为父亲平冤的人。
进入大学不久，她又给胡耀邦写了封信，把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说给胡耀邦听，令黄帅惊喜的是，胡耀邦很快回了信，并且派人调查此事儿，最终，他的父亲重获自由。
可惜的是，经过这段牢狱之灾后，黄帅的父亲再也没有发表过论文之类的东西。
1984年，黄帅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进入北京计算机研究所工作，第二年，东渡日本留学，然后留在日本工作，从此淡出大众视线，直到1998年，黄帅才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同时照顾年迈的父母。
2007年，黄帅因癌症病逝北京，享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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