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之存亡,首要在于民众之觉醒。当外敌入侵,只要广大民众能有一腔热血,不为外敌所屈服,所利诱,那这个民族必将获得胜利。正如南开大学被日军炸为废墟后,校长张伯苓沉着回答:“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70年前,中国人赢得了那场战争的胜利;70年后,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当年中国文人那些让人热泪盈眶的民族气节。

抗战中令人记忆深刻的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1)

七七事变后,朱自清的一个学生来到他家,说自己想去参军,但又放不下学业,希望老师能帮他做个选择。朱自清对他说:“读书人所为何事?无非忠孝仁义。一个大时代就要来临,文化人应该挺身起来,加入保卫祖国的阵营。”学生拿出一本小册子,让老师题字留念,朱自清不假思索,提笔写下:“壮志饥餐胡虏肉,谈笑渴饮匈奴血。”

1937年11月18日,在济南任教的老舍为了南下宣传抗战,忍痛抛下妻子和三个孩子,只身来到湖北武汉,投入到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繁忙工作中。对于离开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老舍一直很愧疚,但也没办法,他后来说:“人孰无情?弃家庭,别妻小,怎不伤心?可是国难至此,大家就该硬起心肠,各尽其力,才能不把眼泪咽在肚里。谁也不当怨谁,而是一齐为国家设想,为国牺牲。”

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后,日军规定沦陷区内的所有报纸必须送交日军审核。当时在上海的《大公报》决定停刊。1937年12月14日,《大公报》在上海的最后一期发表了两篇社论,主笔王芸生写道:“(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1937年12月底,孔子第77代嫡长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应国民政府之邀,前往重庆,主持成立孔学会。一次,日军飞机来轰炸,所有人都慌忙躲进防空洞,唯有孔德成仍然在不慌不忙地写字。日军飞机走后,有人问他不怕飞机轰炸吗,孔德成淡淡一笑,说:“天如丧斯文,我死得其所;天不丧斯文,日本的飞机又能奈我何?”

日军侵华期间,弘一法师的日本友人找到他,劝他去日本避一避,顺便效法鉴真,到日本弘扬南山律宗。弘一法师平静地说:“我在日本留学5年,日本学校教给了我很多知识,这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1200年前,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邀请鉴真法师去日本传扬佛法,鉴真法师慨然应允,六渡日本,终致成功。鉴真法师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和医药介绍到日本,他还是日本律宗的创始人。可是现在不同了,当年鉴真法师去日本,海水是蓝的,现在已被你们染红了。日本,我是万万不会去的。”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推举巴金为协会理事。当时巴金正因事滞留在广州,无法脱身。直到9月,武汉会战已进入高潮,粤汉铁路也被日机炸断,巴金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困难和阻碍反而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去看看大会战的武汉……要把个人的情感融化在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者的情感里面,纵然只能在那里住一天,我也要去!”

1938年4月,丰子恺来到武汉,放弃了闲淡悠远的漫画风格,开始用最直接简单的画风,创作了大量抗日爱国题材的漫画,如《睡狮初醒》《狼入中原人流离》等等。丰子恺在给朋友宋云彬的信中写道:“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1917年,胡适刚从美国回来时,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后,正好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胡适自然不能袖手旁观,毅然加入到抗战的行列。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以争取美国的援助。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胡适说:“吾从未担任官职,吾珍视吾之独立思想。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业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牺牲了。”

抗战中令人记忆深刻的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2)

香港沦陷时,梁漱溟跟一大批文化名流坐船撤离。日寇的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水里也不停地有水雷炸响,全船的人都吓得半死,唯独梁漱溟呼呼大睡,毫不在乎。同行的人问他不害怕吗?他说:“我是死不了的,如果我死了,中国怎么办?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所以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抗战爆发后,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到四川宜宾的李庄,作为骨干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同行。在李庄,因水土不服,且极度贫困,林徽因身染重病,长期卧床。1942年年底,美国的朋友费正清得知他们的窘况后,亲自来看望他们,并邀请他们去美国生活。林徽因回答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汪伪政府筹办伪中央大学时,想聘请原中央大学教授、著名藏书家王瀣任教。王瀣当时已70岁高龄,全家生活艰难,只能靠变卖珍藏多年的书籍为生,但王瀣毅然拒绝了汪伪政府的聘请,连来人的面都不见。1944年9月25日,王瀣在贫困交加中病逝,临终前,嘱咐家人道:“我生不愿见日寇,死了,棺材也不要见到敌人。我死后,棺材不准出门,就地埋在自家后院里。”整整一年后,抗战胜利,家人才含泪将其遗体迁葬故里。

1944年10月21日,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广大知识青年踊跃参军。“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很激动,也动员自己所里的年轻人积极参军,说:“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

1944年12月,日军攻陷贵州独山,兵锋直指陪都重庆。一时,重庆人心惶惶,很多人都开始逃难。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问妈妈:“如果日本人真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林徽因淡淡地说:“中国读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冼星海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已过世,靠着母亲给人帮佣供他上学,所以他从小的愿望就是早点长大,孝敬母亲。1935年从法国留学回来后,正赶上国内抗战,冼星海哭着对母亲说:“我非常对不起您,我应该在家里侍奉您,可是,我们的国家有难,我必须要去做点事。”母亲深明大义,劝他不用挂念自己,等胜利了再回来。从此,冼星海辗转各地,再未能见母亲一面。1945年抗战胜利后,冼星海在苏联病逝,十年之约猝然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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