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教师：文化视野与人文情怀
——作家李伯勇在寺下主题讲课
2017年4月26日晚，作家李伯勇在寺下中学做了题为《中学教师：文化视野与人文情怀》的主题讲课。
李伯勇以“从廊桥重建讲起（发掘寺下的文化底蕴）——我的文学创作与寺下的渊源——教师的职业素质：业务素质、人文（文学）情怀——寺下中学应该成为寺下文化的高地”等四个层次，以生动的寺下本土的人文历史事例，纵向追溯了寺下片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横向以当下全球化进程中，中学教师所面临的精神挑战，提出如何理解和开拓文化视野，确立植根于乡土传统的人文情怀的精神课题。
实际上，李伯勇这次讲座富有传承传统、乡村重建的现实内涵。
这里发表的是讲稿中第一和第三部分的内容。
从廊桥重建讲起：廊桥的呼唤和召唤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工作关系，也由于那时寺下是县城到营前的中转站，寺下盛产木材，寺下圩又辐射两县好几个乡，寺下虽地处偏僻，依然是个兴旺的乡镇。只是交通线路改动，加上工业化城市化浪潮，本地青年纷纷进城打工，乡镇——包括寺下也就边缘化了。但是，寺下的乡村建议设、圩镇建设还是沉稳有序地展开，圩镇扩容，已今非昔比，寺下的宗祠庙宇保存得相对完整，而且认真重建，前几天陶书记陪我参观了寺下好几个宗祠庙宇，特别是新华村的罗屋宗祠，巍然大观，并不比风景名胜的庙宇差，不比县城的宗祠差，我感受到了寺下人的一种自信和从容，并不因为自己不住在热闹之地就对建设宗祠随意，说到底，寺下人（不管有没有文化）从心里意识到，修建宗祠——修建廊桥——修建公共设施，都是自己的事，事关家家户户的子孙发达，事业的传承。这种热忱发自内心，这就是文化的热力，这就是寺下文化底蕴的显现！
教师的职业素质：业务素质、人文（文学）情怀
我明白今天我讲座的听众主体是教师，必须围绕教师的本职工作，我讲座的关键词就是“中学教师”、“文化视野”和“人文情怀”。
能教中学的，都是大学毕业，或者他的文化水准达到了大学，毫无疑问具备了一定的文化视野，具备了一定的古今中外文化知识。这是我们老师吃这碗饭的本钱。我可以称之为知识视野。
还有一种就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各种知识和信息纷至沓来，可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许多中小学（更不要说大学）都利用互联网进行教学。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学校从书本里学到的知识，局限性很大，有的教材落后于时代，比如还保留阶级斗争时代的过时课文，有的明显是假大空，也就是说，我们教师接受的知识营养是不全面的，正好利用互联网进行弥补。关键在于自觉，还要能辨识，因为互联网鱼龙混杂，却往往以新奇怪出现，充斥着表面的甚至虚假的东西。我称之为信息视野。
上述两种“视野”，有可能欠缺一种人文精神。大学教科技术知识，追求金钱，造成了一些人眼高手低，不愿做基础工作和具体工作，总想三几年就成为叱咤风云的成功者。北大资深教授钱理群先生称之为“精致利己主义者”，遇事逢迎，迁就，不愿独立思考，不注重从人性和心灵的健康引导学生，培养学生。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每天置身其中，而有可能被忽视的地方文化传统或叫乡土文化传统，我称之为乡土视野。缺乏乡土视野，就不会引导学生注意并发掘本土富有良心良知的人和事。应该说，人——特别是学生，总是从身边（家庭和社区）中有意无意地找人生标杆，这对他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活生生的现实倒是，大多高、初中毕业生，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当他们到广阔的社会找生活所遭遇各种困难和困惑时，这才发现自己的心灵是多么脆弱，他们渴望得到亲情，他们本身就缺乏亲情，他们的少年是在缺乏亲情、不知亲情为何物的情境中度过的。他们渴望抱团，社会上也有不少的人“抱团”，结成小兄弟之类的团伙，但他们的唯一目标和目的，就是为了搞钱，钱就是一切，有钱才有人的尊严、成就和价值，当他们的“寻钱”失败，就束手无策，有的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
让我继续分析。他们中许多人是留守孩，从小离开了双亲，缺少或缺失少年成长所需要的家庭之爱，也离开了乡土社区，而在学校所受的往往是“怎样考个好分数”的教育，所受的“德育”只是些政治原则、大道理，应付考试用的，而与心灵是脱节的。好些乡土社区也空洞化，精神荒芜化，传播“发财寻钱就是一切”的思想。所以，这次我们寺下民众踊跃捐款重修廊桥，让我们看到了寺下乡土社区还没有散掉，看到了寺下民众通过这样的形式，大家凝聚起来，接通传统。寺下的传统是什么，从世世代代的修建桥渡体现，就是做好事做善事，利人济世。这是经受时间考验的符合人性人情的道德情操，又是发生在我们寺下活生活的真人真事上。
古代和现当代寺下的好人，他们身上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义举和善举，都是出自内心的文化信念，都会成为后人的榜样，他们也以有过寺下精英为榜样（比如几姓联合修桥，寺下茶油商人刘满），他们付出钱粮和心血，所图的是一世英名，后辈有福。
这就是学校值得关注的文化视野和人文情怀。
文化视野和人文情怀应该成为老师业务的底蕴。当然，语文、政治、数理化、体育，各有业务内涵和要求，但文化视野和人文情怀应该是我们每一个教师最大的公约数。
从世界文明来看，人文精神——人文情怀有独特的内涵。
我借用专家学者对人文精神的解释：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也就是说，要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要尊重人的价值。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人文精神不仅是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而且影响到物质文明建设。它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这里我要强调的，应该结合我们本土的文化和历史来落实并张扬人文精神，这就意味着，历史上凡在“利人济世”，做过善事、行过义举的人，都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和崇扬，这方面，古代的中国志书（包括县志）继承了司马迁的史学传统，记载了许多仁者的义举和善举。而我们现代的一些教材（包括志书）受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把许多做善事、行义举的人定为剥削阶级而丑化，甚至妖魔化，说他们做好事是虚伪的，说他们的钱是剥削来的，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不对的，这是败坏人心的话，就拿今天重建寺下廊桥来说，各界人士踊跃捐款，不管多少，都是自己的血汗钱，他们出于良心，出于爱心，出于对寺下的感情，或通过捐款，让自己一颗心平静，让自己和家人得到神灵的庇护，让社会传扬这样一种美德，有什么不好？修桥铺路做善事，出力出钱做公共事业，永远不会过时，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就像我们寺下，历史发展到今天，必然产生新一拨做善事义举的志士仁人。
因而，人文精神并不是外国独有的理念，而是全人类各个民族拥有的文化精神，只不过以前我们没有这样强调罢了。所以，结合当地，结合实际，结合教学，学习人文精神，增强师生的人文情怀，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这样的教育才是有根的。
我的文学创作就自觉地贯穿这种精神。比如在长篇小说《旷野黄花》，我以营前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不可为而为”，怀着一种文化理念奋斗终身的民国县长陈学余。（民国县长王继春的大刀阔斧创办上犹教育、整肃上犹风气是得到他的上司蒋经国的支持，属于另一种。）陈学余真名是黄学余，营前石洞人，他曾经是上犹最早的共产党员，后来考试做了民国瑞金县长，他就学王继春，想在瑞金推行和平土改（台湾1950年代就实行和平土改），其时1949年，国民党即将垮台，瑞金地方的豪强阻挡他，他曾经救过的、已做解放军师长的共产党高官劝他离开政坛回县里教书，可他还是在瑞金参议会通过了和平土改方案，他也知道不能实行，可他坚持，这就是植根客家文化传统的文化精神！后来他回到上犹中学教书，做副校长。他被抓之后，押到瑞金游斗，瑞金人为他求情，当然上犹人营前人也为他求情，但是当时中央有“凡是国民党县处级一律枪毙”的红线，他必死。我听到这个事例，内心受到强烈震撼，我必须写出这个上犹人的灵魂，我传扬的是植根上犹之块土地上的文化精神！
《旷野黄花》我1997年写出初稿，出版不顺啊，几个出版社编辑说你怎么能表扬一个国民党县长呢？直到2010年才出版，2011年出版社推荐参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三轮，这就表明我的思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我刚出版的作品论集《南方土地的精灵》就有多篇评析《旷野黄花》内涵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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