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承担改造社会的任务，我想要的意义不在于去写几个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很强的故事，而是将孩子日常的状态呈现出来。孩子本身就是意义”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8期
文 | 本刊记者 孙凌宇 实习记者 何沛芸
编辑 | 雨僧 rwyzz@126
全文约6985，细读大约需要15分钟
2015年9月4日，袁凌在内蒙古科右前旗保安家牧场
袁凌作家、媒体人，著有《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等，2019年凭借新书 《寂静的孩子》当选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
新冠疫情期间，作家袁凌和妻子待在西安。最初，他想这是不是一个机会，能够让自己安静一点，正好可以写点东西。结果很快疫情凶猛，他开始感到衰弱，身体没有发病，心理上却像被感染了，十分受挫。
早上起来，他边洗漱边看一眼实时的疫情数据。上午尽量写点东西，下午刷一会和疫情相关的消息，但不会一直刷。比起观点和议论，他更关注普通人的事情，比如出租车司机，或是在武汉滞留的外地人。更多的时候，他选择用书本来抵挡内心的浮躁。
一部分书与他擅长的非虚构相关。他看了一系列爱丽丝·门罗的小说，欣赏作者对生活本身的追求，情节也许不完整、不圆熟，但质地可靠，像是一个个的生活片段，他觉得这跟非虚构写作承担的作用是相通的。他认真读了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评价这本书是历史学的思辨和田野调查实地探访的结合，具有强烈的非虚构性，是非虚构在学术层面的一种表现。
另一部分用来振奋人心。他再次翻开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保罗·策兰的诗集，觉得在眼下面对灾难、居家隔离时看意义非凡，更能体会其中被限制、被囚禁的诗性。他还重温了《无梦楼随笔：苦难中的孤独灵魂》——学者张中晓上世纪60年代的作品，彼时他身患肺病，穷困潦倒，能省下的钱全部用于买书，在与艰苦的对抗中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笔记。张中晓在浙江绍兴邻边村落里的故居，袁凌也探访过。
到了疫情后期，袁凌受凤凰网之托，电话采访了两名疫区的青少年，写完两篇稿子后，他终于安静下来，心理压力小了许多。如果没有疫情，这个时候他应该会去北京待上十来天。去年他随妻子搬到西安，结束了十几年的北漂。
他生长于陕西安康市平利县辖属的村庄，北边是秦岭，南边是巴山，汉水从中间流过。村庄地形如同一个筲箕，外围耸立，内里凹陷，因此被称为“筲箕凹”，袁凌一度以此为笔名。
1990年，他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如今，他再度回到陕西，在省会享受着知识分子圈和这座城市的接纳。他预想着此地似乎可以久留，进而更深地理解它、把握它，以至最终能够写出点什么。他提到获得去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提名的作家远子，同样在北京漂了十几年，前一段时间决定回县城生活。“因为他觉得北京的生活就是飘着的，他想回到县城去，好像生活更切实一些。我其实内心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不想回到县城。西安这样的一二线间的城市，既有一些现代感，也有一些传统的东西，没有北京那么大。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实在是把握不了。”
也是在去年，他出了新书《寂静的孩子》，记录了36个留守乡村或寄居城市的孩子的生活，单亲、重病、随迁、失学等情形在他们身上交织出现，除了极个别城市案例，他们绝大多数身处遥远的边缘地带，在沙漠中、雪山下、大海边，生活于悲惨、拮据、穷困的家庭。成书前他早已想好这个书名，他在自序里写到一位多次接受再生障碍性贫血治疗的青春期少年，“在最喧闹的年龄，他失去了声音，像一条忽然安静下来的瀑布。除非走进，无人能够听到。”
吸引他走进瀑布的理由，也许是对同样出身农村底层者的亲近感，暴力的父亲与早逝的母亲，他也曾经历；也许是对公益的热心，又或是多年记者生涯培养的对置身现场、捕捉社会现实的冲动。“我忘不了这些男孩和女孩。在我们的世界里，他们的生命不应该如此寂静。或者由于地理的遥远，无从听到，或者就在我们身边，却受制于阶层和身份，被看不见的玻璃墙消音。”去年年底，他因《寂静的孩子》一书当选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
封面选的这个孩子生在海南省儋州细沙渔村的一个家庭，照片中他正踩着布满蜂窝的岩石向上攀爬，试图爬上一座有两千年历史的古老灯塔。村子里面其他人家都有船，他们家比较穷，没有船。他很想出海，还想考上大学，到内陆来读书
冬天冻得眼睛难以睁开，都没耽误记录
这本书来得十分缓慢，历时四年。前半段，2015年春天到2017年，他和摄影师赵俊霞搭档，在乡村儿童联合公益旗下的免费午餐、大病医保、暖流计划等组织支持下，每月一次，走访了内蒙古、新疆、贵州、四川、广西等十余个偏远省份的近百位受救助孩子。
每次探访，加上往返路途，需耗上半个多月的时间，一般他们周三或周四去，在学校里观察一下，接着跟受访对象回家，待上一个周末，周一再到学校里看一看。有时遇到“比较有意思”的孩子，一次不够，最多的探访了四次。
赵俊霞觉得袁凌辞职后情绪有点低落，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比较悲观，甚至考虑过从事体力劳动。出发前，她跟很多人提过这个项目计划，最后一家企业辗转资助了10万元，作为开展资金，勉强够他们买机票、吃住，以及支付到访家庭一定的生活费。两人没有任何报酬，有时在县里转车，吃得都很简单，一碗米面，或是一两碟炒菜，住的地方也预算有限，实在不行，就从登山包里掏出睡袋。
赵俊霞从2009年开始做摄影记者，工作中接触过很多乡村题材，逐渐对乡村儿童上心，这个探访项目也是源于她做一个长期摄影计划的想法。2014年，她在公益组织的活动中与袁凌结识，随后看了他的一些书（袁凌当时发表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和《从出生地开始》，后者讲述的是乡土变迁），在寻找文字搭档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我们想法、方向比较一致，他写出来会很不一样。”
几年接触下来，她对袁凌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乡土特别有感情”，“他很喜欢乡村生活，有些家庭没有那么多苦难的时候，能从脸上看到他的快乐。”平日在北京见面，都是为了谈事，到了乡村，赵俊霞明显感受到他的放松，跟小朋友在一起玩耍或是劳动，掰包谷、割草，都“特别开心”。
她还记得袁凌心地很柔软，常常自发给孩子们买衣服、买鞋、买书，或者买点食品、油、土特产等。有一次，他们在新疆，遇上采访对象的姑姑出嫁，姑姑是聋哑人，三十几岁，终于谈婚论嫁，袁凌当时已没有收入，仍主动提出包个红包，最终两人凑了一千多块钱。
在一个孩子家待四五天，一般给对方四五百块钱，哪个孩子家里办喜事或是杀猪宰羊，还得多给点，“不能让人家吃亏”。袁凌和赵俊霞反复向当地的牵头人强调，一定不要特殊招待，“生活上打成一片是最起码的条件，你总不能吃住跟人家不一样，不然就显得是个外来者。”遇上特别热情的彝族家庭，第一次去便杀了只羊招待他们，家里光是小孩就有七八个，近二十口人一个晚上就把羊吃完了。后面几天回归日常，煮一大锅土豆，饿了随时拿出来吃，先是冷的，后来变成酸的。家里凳子都不一定有，更别提冰箱。
住的时候，家中太挤，赵俊霞被安排到附近的亲戚家，袁凌没走，缩在二楼。夜晚打雷下暴雨，雨水顺着木板搭成的屋顶流淌下来，袁凌索性把查尔瓦（彝族服饰，类似斗篷披巾）盖在头上。第二天全家都感冒了，早餐合着吃一个火烧的鸡蛋，一人一口往下传。给客人们另外拿出一个铁碗，倒了点不知何物做成的糊糊，味道还不错，冷水冲搅一下，再加一点从锁着的柜子里拿出的白糖，也不敢给孩子们看到。
之后两年，袁凌又独自通过真爱阳光、大爱清尘等组织，接触到更多乡村留守儿童、随打工的父母迁居到城市的流动儿童、集中供养的孤儿等，涉及北京、上海、吉林、江苏、陕西、河南等十来个省市，探访持续至今。
探访时，他的裤兜里插着软皮本，卷成一个圆筒，便于随时记下第一手感觉。孩子们经常觉得奇怪，拿来看，又随即因字迹潦草而作罢。他不用录音笔，全靠记笔记，这样的本子写了近四十本。冬天冻得眼睛难以睁开时，都没耽误记录。
书里常常出现凌晨5点的生活场景，他睡得不踏实，有人起床他便会跟着醒。好几次睡在楼上的草堆，或是没有被子也没有褥子的木板。还有一次到矽肺病村里去，村民们咳得不行，袁凌担心自己的肺结核复发，但依然住了下来。“没有办法，去都去了，有时候人要认命”。
糟糕的环境是一方面，睡不着还因为“心里面挂着事儿”，“想到有些事没记下来，想到可能还想采什么没采到，或是这家的生活太平淡了怎么办。有时候还要看人家睡着了以后啥样。”
那几年，原本消瘦的他体重下降，血压升到180多。生过两次病，一次在贵州，跟一个孩子和他爸去几百公里外的精神病院探望他妈妈，雪天里在摩托车上吹了五六个小时。另一次在甘肃，也是上吐下泻。2018下半年，身体症状集体爆发了一段时间，没多久胃也出问题。这些考验，在袁凌看来都是小事情。他更关心的是，能不能获得孩子和家长的信任，采到东西。为了与孩子们亲近，他跟着他们上山下海，在沙漠里东奔西跑，追逐打闹。他坦言，“我之所以写了36个，不是因为别的孩子不重要，而是因为和他们的交情与了解没那么深。哪个孩子跟我更有缘，我就写，排序都不想排，我就觉得每一个孩子的故事都是平等的。”
如今，他手头还攒着许多“有缘”的素材，但“写不动了”。他分享，“每一个故事沉浸进去，写出来，传达当时的情感和状态，这种写作过程特别累。但写作本身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驴皮记》里，患白血病的少年张浩抱着吉他弹唱《当你老了》时，他奶奶说，‘好听，有点伤心，又像得到了宽心。’写作也是这样，让你很累的时候，一方面也得到某种安慰和洗涤，会让你从日常生活杂乱的人性中得到一种淘洗。这个过程不光是消耗你，同时可以疗愈你。我希望读者从这本书里看到沉重、看到社会问题之外，也能收获一种疗愈。”
他勤勤恳恳记录下这些孩子的生活样式与心理状态，用文学性的手法表现出来。他认为文学性的核心在于真实，类似杜鲁门·卡波特的长篇纪实文学《冷血》，是要对生活本身有更长远的关注，更多的具有存在意义，而不仅仅是热点或情绪意义。“有的意义只有芥菜籽大，但它是真实的；别的可能有须弥山那么大，但可能是虚假的。文学不承担改造社会的任务，我想要的意义不在于去写几个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很强的故事，而是将孩子日常的状态呈现出来。孩子本身就是意义。”
他讲他妈妈被打死那个事情，讲了四次才讲出来
人物周刊：采访小孩跟采访成人相比会更难吗？
袁凌：相比成人，小孩可能要诚实一些是吧。他说的话你可能没有必要反复质辩，但是小孩也有他的心思，有他的难言之隐。有一个孤儿院里的孩子叫孟新苗，他讲他妈妈被打死那个事情，就用了四次才讲出来，所以这个事情要有耐心，不要着急，如果他实在说不出来，也没法去强迫。
人物周刊：你提到也有一些比较活泼喧闹的，这跟《寂静的孩子》会不会冲突？
袁凌：对，他可能情感深处还是有很大的损伤，但毕竟他那个年纪依然有野性、天真、活泼的一面，并且可能由于家庭原因而加剧。比如说李万薇，打小她妈妈就跑了，她爸爸很老实，又很宠她，就被她欺负了。
但就算他们是活泼的，实际上也是隔绝的。李万薇她们沟里面孩子们的妈妈都跑光了，我们去的时候她正在补办户口，这样的孩子在国家的名册上都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是寂静的，因为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多少人了解。大家只知道留守儿童的概念，不知道留守儿童下面还有这么多的东西。他可能是喧闹的，但是喧闹里面有一种孤独，非常的孤独。
人物周刊：谈到父母不在这类问题时会有顾忌吗？
袁凌：父母不在还好，因为很多孩子父母都不在了，这还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你问他，你爱不爱妈妈？这种就相对敏感一点。他妈妈跑了多少年了，你问他想不想，本身会勾起他的伤痛。还有一些爸爸喝酒打孩子，你去问他对爸爸的感情，这也很有挑战性。
比如新疆的那个小男孩，和他爸爸经常在村里遇到，但爸爸根本不理他，就当没这个儿子。而且这孩子的妈也改嫁了，就把他搁到爷爷奶奶家，妈不是妈，爸不是爸了，让人心情很沉重。我们做采访的也没办法，那个时候还得问，问的时候尽量照顾到他，不让他受到伤害。
人物周刊：你在《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这本书里开篇写采访被棒棒强暴、生命垂危的重庆小女孩，见她不愿意开口，你当时说“你想不想活，想活就说实话，就会有人帮你，不然就没人帮你了”，我感觉这个还挺直接的。
袁凌：对，因为那个情况不一样，那时候我是在做调查报道，就得把真相拿出来，到底是谁伤害了她？如果当时不克服心理障碍，就没有办法帮到她。我一直对这个事印象很深，但是我不会轻易这样做。
现在写这些孩子，我是抱着一个先看的态度，他们本身也不是新闻热点，慢慢把他的日常生活状态传达出来就好，所以就没有那么强的对抗性。
人物周刊：你以前看过有关留守儿童的生活描写吗？
袁凌：肯定看过的，因为我小时候也算是留守儿童，从乡村出来的肯定都关心。上学路上（一个公益组织）每年都出一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也邀请过我去给他们写城市留守儿童，当时因为找采访对象太难没有合作成功。他们长期合作的是关军，写过一篇六万字的《一片灰黄》，应该是写甘肃的，西海固的问题。我也看过一些留守儿童的电影、纪录片，包括成年之后犯罪的留守儿童，但这些更多的是把他们作为典型来反映。孩子在当中显得苍白、平面，我想把他们还原到日常中看一看。
比如说广西大瑶山里，妈妈们都跑了，小孩子要不跟爸爸、要不跟老人。有个接生婆都快90了，带着一个孙子住在那里，离异后的儿子在外打工，好几年都不回来。你能感到这种消亡了的感觉，地老天荒似的。但是小孩同时他还在唱“核心价值记清楚”。
你不去，你就看不到一个鲜活的孩子，只能看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样本。孩子的生活，他本身的生命形态是被忽略掉的，所以我努力做的，是让他们在不是新闻不是典型、在不被研究的情况下呈现出来。
甘肃肃南县，患白血病的少年张浩站在山顶草场上。书中的配图全是袁凌用手机拍的，他没有选用摄影师拍的照片，希望消除刻意捕捉的冲突性与矛盾性，让孩子们在自在的状态下去呈现他们自己的存在
非虚构让你面对现实，克服现实中的困难
人物周刊：你把从调查到特稿到非虚构的过程形容为“失焦”，以往追求明确的时效性和新闻点，到现在关注日常生活，这个过程你适应吗？
袁凌：我没有心理障碍，我本来做调查报道的时候，也不是太喜欢追那种大动态。加上年岁越来越长，慢慢自己也认识到变化，不太追求样本性和冲突性。现在写这些孩子连特稿都不算了，就是一些生活的记录，但不管是写非虚构，还是小说、诗歌，我都有这么一个倾向。我特别讨厌莎士比亚，我觉得他都是矫揉造作，所以我对戏剧性很强的一般都不喜欢。
人物周刊：有人评价这些记录不像小说、不够好看和顺滑的时候，你会受打击吗？
袁凌：我没有很受打击，我一直以来就是在应对这种眼光中去写作的。小说能够给人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但非虚构它要满足人性中往上攀登的部分，要让你面对现实，去克服现实中的困难，让你去挑战，逼着你去思考，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所以肯定比看小说要累多了。
想象力和真实度相互激荡，才会有文学的未来，不管单纯强调哪一方面都是不对的。你想一想写得最好的文学作品，也不是说纯粹让你有个心理按摩，按摩到后来其实也是缺营养的、苍白的，因为柏拉图也说过，美是难的。现代派的很多文学大师也都是批判的，也会提出社会治理问题。这种质疑我已经习惯了，同时也觉得是一种提醒。我也写小说，能不能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想象和真实之间有一个边界的跨越，其实是现在很多作家都在面临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现在写的是什么？
袁凌：我在《延河》上开了一个专栏，叫君子豹变。以前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写非虚构的，其实我也写小说，出过小说集。已经发了两篇了，都是一些离开了乡土到城市漂泊的故事，不管是打工、上学还是白领，都会有这种分离的感觉。还有一些本身就是城里的人，但他也找不到归属感。写一些这个时代普遍的身份焦虑和内心冲突。
以前北漂那么多年，我也想写北漂的事情，但我写得不好，我的想象力太贫乏了。我现在正在学习有一些想象的同时，又保留一个真实的质地，这个是我现在最头疼的事情。
人物周刊：怎么学习？
袁凌：就是一篇篇地写，就是磨自己，我感觉挺痛苦的。天，怎么这么笨，怎么这么差劲。双雪涛说他自己全无天赋，只是苦干，我觉得他是装B。可能我的天赋都集中在语言感觉和对事实本身的一种传达上面，不管是白描式的还是理念的穿透都很强，但是离开了事实的想象，我就是寸步难行。
人物周刊：为什么一定要逼自己做这个事情？
袁凌：因为我的定位不是一个记者，我是一个文学写作者，不局限于虚构或非虚构。我不仅要会扣篮，还要会投三分，这样的话我才能够完成我想象中的作品，就是希望把整个时代和社会的生存做一个总体的呈现。这种呈现肯定不能完全是自学性的，一定会有一些综合性的，有一些深化，有一些材料，就像高岭土，虽然质地很真实很好，但是你需要化合，要通过高超的锻造和烧制的技术，最后把它变成青花。
可能我现在做的最多是一个陶器，但是我希望最后能烧出青花瓷。我想我现在正在锻炼的地方，不是我要造假，我希望它一直拥有质地的真实感。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它很真实，但是同时它也不光是纪实。
人物周刊：听说你的书桌上长时间放过一张矿难中死者的遗照，你放了多长时间？
袁凌：也就几个月。当事人的父亲帮过我，做过我的线人，反映了不少腐败案件，本身也是一个为社会服务的人。他儿子出事后，想让我去报道一下，但是当时报纸没有通过选题，我也就没有去做，我感到挺惭愧的，好像很难放下这个事情。图片本身还是很可怕的，倒在血泊中。后来我出差半个多月，回来以后发现照片被我室友扔掉了，他觉得太吓人了，不吉利。为这件事我很生气，和他吵了一架，还差点打起来。
人物周刊：像这种对受访者的亏欠，后来还有反复地出现吗？
袁凌：这种东西会一直有，但是认命，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能做的都是很有限的。我后来为他爸爸和他写了一个故事，叫《父与子》，收到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里面。后来又把它单独改成《三峡好人》。
人物周刊：现在记录这些孩子，可能并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这会让你感到困扰吗？
袁凌：肯定会有困扰。这本书有一定的公益性，但不是直接为某一个孩子筹款。可即使是非虚构写作，也不是为了改变现实。它是一个附带的过程，就是有这么多人看到那个现实，慢慢地会去改变。非虚构写作没有改变现实的使命，只有记录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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