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以仁义诚信感召天下,从一个救了董卓反遭董卓白眼的平头百姓,在讨伐董卓盟军中只是站在公孙瓒身后当跟班的卑微角色,最终成了三足鼎立的枭雄之一,被曹操誉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风云人物从一无地盘,二无兵马,寄人篱下到令世人刮目相看,他的仁义诚信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号召作用,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刘备的失败和仁义有关吗?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刘备的失败和仁义有关吗(刘备讲仁义的得失谈)

刘备的失败和仁义有关吗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以仁义诚信感召天下,从一个救了董卓反遭董卓白眼的平头百姓,在讨伐董卓盟军中只是站在公孙瓒身后当跟班的卑微角色,最终成了三足鼎立的枭雄之一,被曹操誉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风云人物。从一无地盘,二无兵马,寄人篱下到令世人刮目相看,他的仁义诚信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号召作用。

但他后来,却在三分天下中始终处于苟安一隅的最弱地位,虽有孔明、庞统智谋之士,关、张、赵、马、黄勇武之将,而未能大发展、大开拓,东不能与孙吴撷抗,北不能与曹魏争雄,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他的这种以仁义诚信取世,造成个人性格与情感上的偏执行事,而影响了政策,贻误了时机,也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一点。

任何政治行为,都得把握一张一弛,有收有放,包括极其表面层次的。例如打出来的任何旗帜、口号,都不宜过头。反过头,强化到极致,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刘备的仁义,有时也很害了自己。

取荆州就是一个例子。刘表病笃,诸葛亮建议他取荆州,以拒曹操。他也认为“公言甚善”,但又说:“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诸葛亮警告他:“今若不取,后悔何及!”他那仁义劲一上来,罔顾其它。“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随后刘琮将荆州献于曹操,伊藉和诸葛亮都劝他“以吊丧为名,前赴襄阳,诱刘琮出迎,就便擒下,诛其党羽,则荆州属使君矣。”刘备又是那一套:“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硬是让本来唾手可得的刘表的荆州,变成曹操的荆州,然后又变成在道义上是孙权的荆州。他呢?无论诸葛亮用怎样的言语劝他,就是不听,说到底,也是暂借栖身的荆州。

益州,又是一个例子。本来去益州,就是为了图谋这方土地,庞统、法正都劝他对刘璋“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事不宜迟,只在早晚图之。”而刘备却说:“刘季玉与吾同宗,不忍取之。”并且还埋怨庞统:“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此时要仁义,最后又大动干戈,不是十足的伪善,就是二十分的愚执了。

荆州和益州,都坏在刘备的坚而不决上。他不是不想要,而是想在无碍于他这种仁义诚信的招牌下要,那当然等于白日做梦。旗帜不妨打,但要因时因地因利害而变,所以庞统说:“乱离之时,因非一道所能定也。”这是具有辩证法的观点。严格地讲,只要是非我之物,古有的本身,就不可能有公理正义可言。在那个占有、被占有和反占有的时代,诸侯间不停地重新绘制政治地图的时代,弱肉强食,是历史的必然。

腐败昏昧的政权,垮台只是时间上的迟早罢了。如果你有能力,而不积极主动去夺取的话,别人就会毫不客气地要下手的,这里不存在任何感情上和道义上的契约责任,甚至哪怕信誓旦旦的盟友。此时的最佳之计,吃掉他,也许倒是救了他。要是成为另外一个凶悍者俎上肉的话,那日子说不定会更糟一些。一个目标物放在那里,人人都想获得它,在这个目标物未明确落入谁的手中时,角逐者的争斗,便一刻也不得安宁。只有争夺已经无望,归属成为定局,大家才会停下手来,这就是法正劝喻刘备取西蜀时所说的“逐兔先得”的规律。

于是,视情势而定,该取则取之,不该取则决不伸手。该取而不取者,谓之愚,不该取而取者,则谓之妄,都是偏颇的行为了。刘备一次次被他的那些虚假名声误了大事。庞统说,事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刘备成不了大气候,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背着虚张声势的仁义诚信包袱所致。所以,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宜绝对化,应当适可而止,留有余地,才能争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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