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受各种戏曲演义的影响，使我不太喜欢明朝，捎带着对明史也不太感兴趣。每每提起明朝，大脑中总是充斥着各种东厂锦衣卫嚣张跋扈、皇帝久居深宫不上朝的场景。即便是有海瑞那样的清官、张居正那样的社稷大臣、戚继光那样的抗倭名将，依然没有增加对明朝半分喜爱。
要不是三年前有部名剧叫《人民的名义》，说不定此生与明朝也就不了了之。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侯亮平、吴老师、高小凤等人都曾反复提到一本书叫《万历十五年》。无意间从朋友那得到这本书，读过以后便爱不释手。借此机会，想和大家聊一聊《万历十五年》到底想表达什么。
若是把时间比作一条线，将封建朝代串联在一起。线的两端分别拴着皇帝与大臣，也就是所谓皇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两者相互依附又相互制约。皇帝一个人无法掌控天下，必须有一帮大臣替他干活，他又要防备大臣有僭越的行为，所以历代皇帝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大臣的权力。
大臣为了能够获得更高的爵位，必须能够做出斐然的成绩，做事总得需要有人支持，这必然要求皇帝授予自己尽可能多的权限。权力是一块蛋糕，大臣得到权力就会分割到皇权，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也因此拉开序幕。随着“家天下”思想越来越浓厚，皇帝对权力变得越来越吝啬，君臣关系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汉代坐着朝议，宋朝站着奏事，到明清直接跪着面圣。所以，到明清两朝时，皇权战胜相权，封建专制走向巅峰。
从丞相变宰相，从宰相变平章政事。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干脆连宰执大臣也省了。改由六部五寺三监的文官集团协助皇帝处理朝政事务。皇帝必须亲自过问所有事，大臣也就变得越来越省事。大臣办事的时候，已经不再需要动太多的脑筋，天塌下来有皇帝顶着，自己充其量是个跑腿的角色。
这样的机构设置直接带来两种现象：一是皇帝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明史记载说“明太祖洪武元年九月，定正旦朝会仪，与登极略相仿”。连大年初一，皇帝都没有休假，像往常一样上朝奏事。二是同僚关系越来越恶化，大臣只需要按部就班做事，自然会腾出大量的时间进行党同伐异。所以，明清两朝相比于此前，出现“名臣”断层的现象，也是封建社会官僚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
上文提到，皇帝对一切事务大包大揽。他一个人的精力非常有限，为了保证朝廷的“大机器”能够正常运转，仅仅依靠人事分工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制度的约束。明朝正好赶上新儒学极为辉煌的阶段，人人大力提倡“道德”，使得道德霸占历史的舞台，成为操控整个大明王朝的内在动力。
作者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到，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典律，绝不是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
道德本身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它无法量化成具体的数据，道德更没有上限和下限。用道德来作为社会的刚性约束，所带来的结果可能会越来越乱。道德是什么，黄仁宇先生说得非常透彻，应该是一种远大的理想和至高的人生追求。明朝的道德已经完全脱离道德的初衷，文官为了追名逐利，不惜用道德去攻击构陷他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不同与正直。
海瑞便是最好的个例。黄仁宇先生说海瑞是“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的两袖清风确实令人敬佩无比，再看海瑞的历史评价“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为了追求内心所谓的道德，看破生死、怒怼皇帝、弹劾首辅，俨然是一种失去理智的行为。他给嘉靖皇帝上完《治安疏》，把嘉靖皇帝气得瑟瑟发抖，旁人提醒嘉靖皇帝说，此人万万不能杀，世人皆知海瑞是清官，皇帝若是把他杀了，岂不成昏君嘛。
看似脍炙人口的典故，却反映出摆在明朝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道德已经彻底把明朝“绑票”。
从个人“私德”角度来看，私德将明朝大臣全部掏空，一是掏空海瑞这样的“名臣”，使得他们满脑子只有道德，然而他们又不知道道德具体为何物，不知道如何将道德条理地分析出来，进行普及推广。二是让所有人看到原来“道德”还另有他用，使得道德沦为别有用心之人的武器。
从皇帝的“道德”来看，包括万历在内的所有明朝皇帝，全部被道德五花大绑。碍于道德，万历皇帝失去对大臣的掌控，甚至有时候面对大臣用道德的口吻进行责问，皇帝不得不低头认怂。越是地位高的人，自尊心越强。身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同样如此，整天活在大臣提出的各种“不是”中，万历皇帝索性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避世态度，也在情理之中。
要不，张居正死后，立刻得到万历皇帝的“清算”。万历皇帝绝非昏庸之主，张居正对自己的恩情，他也绝非视而不见，只是张居正这样的道德文官，早已把万历皇帝压得喘不过气，甚至逼上死路。最后，他宁愿选择与大臣“鱼死网破”也要抗争到底。
以上部分只是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冰山一角。此书不同于任何一部史书，它是由看似碎片化的历史瞬间，整合成对大明王朝的历史观点。既不是历史书，也不是小说演义，更像是一部通俗的学术研究。
最后提出一个问题：黄仁宇认为，明朝的灭亡绝非崇祯，实亡于开创“万历中兴”的神宗皇帝。有兴趣的读者看过此书后，不妨说说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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