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仨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人物的三座丰碑。
他们及中国共产党其他的杰出先驱们，如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蔡和森等等，开启的峥嵘革命之路，正熠熠生辉迎来建党百年之伟大荣光。
原以为，他们这些曾经集一时之风气，引一代之潮流的中共最早期的历史风云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与我们渐行渐远，沉沦在滚滚的历史车轮之中。
谁知，在我们迎来建党百年这一伟大日子到来之际，一篇篇追忆先驱的文章出现，一部部建党百年献礼片的出现，如《觉醒年代》、《中流击水》、《百炼成钢》等等，再现出的先辈们的峥嵘韶华，正直击人心，劲爆出圈，似乎唤起了今天绝大多数人的回忆，成为我们正热烈讨论与追忆的人物。曾经的巨子们，正如百年前他们的绝代风流一样，从银屏、媒体中意气风发向我们走来。
而这其中，话题最多、热度最热的人物，莫过于陈氏父子三人：革命导师陈独秀，烈火青年陈延年、陈乔年，关于他们之间的话题，可谓几度霸榜热搜，大有一股“陈氏三父子”之热潮。
窥查全网，发现对陈氏三父子关注最多的是，还是父子三人革命之路的选择，他们各自的人生结局，及其父子三人的关系等等。大家几乎重新梳理了一遍父子三人的革命历程与归属。莫不对他们的革命意志与人格操守，表达深深的敬意与缅怀。
对待陈独秀，这位革命导师，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与倡导者，人们无不对其横溢的才华、快意的张扬，表达由衷的赞佩与感动，但也对其后期革命的妥协与堕落，表示难言的叹惜与唏嘘。
对待陈延年、陈乔年，人们莫不心痛如泣，两位的无敌青春，肆意张扬而又自力求真，让人怜悯之际而又感概万般；看到兄弟俩为了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坚定从容，那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勇气，又莫不让人悲意苍凉。
也许，正是因为陈氏父子三人特殊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旗帜鲜明的个性，及其为革命献身时的青春陨落，才使得他们成为今天霸榜热搜的传奇。那接下来，我就从以上这几个角度出发，来一次完整的通篇解读父子三人霸榜的真正内因，还原他们的真实人生密码。
一、意气的陈独秀；
二、豪气的陈延年；
三、帅气的陈乔年。
陈独秀(1879~1942年)，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关于陈独秀，我们加在他身上的符号众多，如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北京大学教授、思想家、语言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等等，可谓是一位汇文化、思想、宣传、政治等诸多领域里的集大成者。是当时中国有影响力中无一与之比肩的巅峰。
他一生著述颇丰，而且见解独到，写下了累累文字，幽留春秋。如他的《独秀文存》被誉为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但他却不眷恋浮名，弃文从政，携思启智，大有前途不可限量之势。然而，正当他直面攀登他的人生巅峰之时，他却选择了侧锋前行，甚至到最后与时为敌，弃偏向正，选择不向自己一手创办之党拥怀，而塑荒了自己一生的伟大。
陈独秀，一生高开低走，大开大闭，让人唏嘘生叹，感怀无尽。他本是晚清秀才，旧文化之集大成者，曾在狱中，他还写下了《荀子韵表及考释》、《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戊寅年登石笋山》《干支为字母说》等音韵训诂学著作，但却更是兴新文化之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刊的创始人；他本是学生眼中文质彬彬的学者形象，在北大的讲堂上，引经据典，款款而谈，却又让猝不及防的是以监狱为文明发源地的冒险大王。
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自己创办的《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其中有这段话：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我特别喜欢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对陈独秀的一段评价，切中要义：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鲁迅当年，曾因中国无望而陷入犹疑与绝望之中，一度用抄古碑来“麻醉自己的灵魂”。是陈独秀的《新青年》开启了他人生的一道亮光，才有了让当世的人及我们后来人吮吸到的巨大精神食粮，领略到了他文字里巨大的魅力。
可以说，陈独秀在那个时代，不仅是鲁迅的人生推力，更是中国千千万万人的人生推力，他原以为他的思想要驯化国人的心，需要二十年，《新青年》创刊之时，他这样阐述创刊思想：“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正因如此，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一开始为《青年杂志》）之时，坚持“二十年不谈政治”之说。
但谁曾想，他的《新青年》出来之后，迅速成为中国新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的阵地，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一时间，影响广泛。
《新青年》的发酵，创办不到五年，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得以开展，人们求变求新的思想开始萌动。一时间，中国各个阶层都在呼唤国家的前途在哪？原本就只是想以学术思想启迪民智的陈独秀，迫于文化运动的深入，触及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再一次产生了阶层之间的激烈震荡，遂不得不放弃“二十年不谈政治”之说，再一次开启他人生革命的高光征程。
原来，新文化运动之前，陈独秀就是一位激进的革命党人，曾经和蔡元培一起在上海研制炸药，密谋炸死清廷主要领导，发动革命。但由于眼高手低式的革命热情，终究无法撼动那个腐败帝国的根基，他与那个时代的其他革命者一样，同样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虽然后来中华民国撼倒了帝国根基，但胜利的果实却又被“披着民国”外衣，时时想复辟的军阀们轮番窃取，革命一时间看似堕入深渊，黑不见底。陈独秀在革命失败后，只得选择了流亡日本。
在日本，陈独秀反思革命，得出革命失败的结论是国民素质太低，民心沉睡，革命自然无望。于是，他似乎找出到了中国革命成功之肇因，决定回国，以启迪民智，以图“思想革命之始”，然而“要改变思想，须创办杂志”。
只是，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的新文化运动，会如此快影响到统治阶层。当新旧文化思想激烈对撞时，他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不得不出手了。在他几经统治阶层抓捕后，他更真切感受到了推翻这种旧制度的必要性。
几经选择与思索，他后来在李大钊影响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从此与李大钊相约建党，终于开启了一个属于他们的新时代。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恐怖的氛围下召开，虽然陈独秀未能到会，依然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从此，带领这个政党，风雨撑持，后又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
在他任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还是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在“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三大”后与国民党开启了第一次政党合作的先河，“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员队伍也由50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虽然后来，国共第一次合作因蒋介石、汪精卫背信失义屠杀革命而破裂，大革命以来取得的硕果也几成荡然无存，6万多共产党员锐减至1万多人，陈独秀也因为路线错误而遭到批判，在“八七”会议后，他在党内的历史地位被终止了。
从此他一手创建的政党与他格格不入，虽然他至死也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仰，但他却与自己的政党愈来愈分崩离析。即使在毛泽东主政后，几番邀请他回归，也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决心，莫不令人遗憾。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形单影只地走出国民党位于老虎桥的江苏第一监狱，完成了他一生在各种监狱“五进五出”的最后一出。他出狱后，我党发表《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文章，提出只要他承认当年的错误，可以恢复党籍。
但固执的他依然拒绝认错。后来，留苏派搅屎棍之流王明、康生等人莫名其妙发文说，陈独秀接受日本津贴，做“日特汉奸”。惹得本有恻隐之心的他写信驳斥，又进一步加深了误会。
王明失势后，毛泽东、周恩来又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均被拒绝。董必武也亲自请他去延安，还是被他拒绝。
但陈独秀的可贵之处是，没有凭自己一腔怨气，窘迫困境，与敌同流。早在陈独秀被关进老虎桥监狱之后，国民党就向他伸来了橄榄枝。在狱中，他成为俨然不是在坐牢，而是在接待宾客。国民党要人，从蒋夫人到大员徐恩曾、陈公博等，纷纷探视，或劝降，或仰慕名人，或兼而有之。
不仅如此，陈独秀再一次在监狱里干起了写书的爱好，他这一次又鼓捣出一本《小学识字课本》。虽然该书最终未能付梓，但让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预支10000元稿费也非是等闲之辈。
走出监狱后，陈独秀还拒绝出任南京政府劳动部长一职，甚至还拒绝了蒋介石出资让他组建“新共党”的想法，拒绝胡适邀请他去美国，等等。
这就是陈独秀，个性鲜明，襟怀坦荡的人。虽然后来他先后到了武汉、重庆，生活拮据，也不接受周恩来看他时送给他的100块银元。曾经在重庆住院，由于支付不了费用，而被医院赶出了院。再后来隐居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低调不问世事。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病逝，享年63岁。
这就是被胡适称为“终身反对派”的陈独秀，一个一生独立独行的人。通过研究他的人生，在倍感敬佩之时，又深感可惜，也许这就是他独特的意气，一生瑰丽，独留叹惜。
他的一生，虽然注定孤苦。但他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不以权谋私，即使在穷困潦倒之时，也不接受任何人的馈赠，表现了一个革命者铮铮骨气，却是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缅怀与敬仰！
陈延年，是陈独秀之长子，1898年生于安徽。他身体壮实，皮肤黝黑，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脾气倔强，看上去不像个读书人，家中人因此称他为“黑面武生”。
1915年，带着对新生活憧憬与追求，经父亲同意，17岁的他，带着13岁的弟弟陈乔年，一同来到上海，后来又双双考入上海震旦大学。
由于陈独秀教子苛严，逼他们自立，每月只给固定的生活费用，于是初来乍到的兄弟俩，就学会了独立。他们白天一起读书打工，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发行所的地板上。
兄弟俩常常就着咸菜吃大饼，喝着自来水，生活虽十分清苦，但两兄弟关系却出奇的好，有时在回来路上，突遇狂风暴雨而无处避雨，哥哥延年就把弟弟搂在怀里为他遮风挡雨。
即便是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几次要求接他们回家住，也均被陈独秀一口拒绝，并斥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
艰苦的环境，炼就了兄弟二人自强、倔强的个性。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来看他们时，见兄弟俩如此艰苦，当场便流下眼泪。可当祖母提出要给予补助照顾时，两兄弟却异口同声，表示要自食其力，决不依靠任何接济。
在大学期间，陈延年在中国安那其主义的领军人物吴稚晖的影响下，开始接触到国外的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不久，受到留法勤工俭学思潮的影响，陈延年兄弟二人决定远赴法国求学，探讨救国真理。这个决定得到了父亲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于是，兄弟两人拿着吴稚晖的亲笔介绍信，以“党人资格漫游世界”，还因此获得了受安那其主义控制的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得以直接前往法国留学。
1919年12月，陈延年与陈乔年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凭借着流利的法语和扎实的文学功底，进巴黎大学尉设学校学习，并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工余社”，主编《工余》杂志。
1921年，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曾发动了三次重大的斗争。陈延年在斗争过程中对无政府主义从怀疑到失望，认识起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当他看透吴稚晖的所作所为时，思想剧变，毅然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
这一时期，兄弟俩兼容并包，积极参与留法学生的各种社团，与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常常进行探索交流、争论，并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2年6月，陈延年出席了在巴黎郊区布森林广场举行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成立大会。后被选为执委，和赵世炎编印《少年》杂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后来，陈延年、赵世炎、萧三等由法共党员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共，1922年冬，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陈延年等转为中共党员。
1923年春，陈延年受党派遣，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夏，党中央决定抽调旅俄旅法的同志回国工作。同年10月，陈延年回国。
与父亲陈独秀不同的是，他觉得像父亲那样既要国又要家的革命，只会给家庭带来灾难。陈延年说：“我是决心做一个旧世界的打碎者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因此，他给自己定下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的“六不”定律。
他砥砺遵行。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了革命队伍。无论是在思想、军事还是领导才能上，陈延年优异的表现，都创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他本人也被称为中国的“小列宁”。
赵世炎曾这样评价道：“延年同志的生活非常俭朴，他是个只知工作不管其他的人。”
陈延年常常深入工人群体中，虚心地向黄包车车夫请教问题，与他们一起工作，体验工人生活，同时又向工人讲解阶级压迫的问题，焕发他们的心智。
1924年10月，陈延年以团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广州，主持团粤区执委改组工作。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陈延年任大革命的中心广东区委书记。他能力已得到组织的充分认可。由于领导有方，到1927年3月，广东区已发展到9000多名党员，因此，他又被誉为“两广王”。
周恩来曾对陈延年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
在广东工作期间，他还与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还协助周恩来成立了以徐成章为队长的铁甲车队。而这个铁甲车队就是叶挺独立团的班底。
针对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国民党左右派的斗争，及其他父亲领导下的中共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他一再反对和抵制。他也曾在会议上尖锐批评父亲，“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 “在行动上始终不敢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
廖仲凯遇刺后，他针对一些人产生的恐惧心理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怕死，就不要当共产党员！”
1927年4月，陈延年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时，中央任命他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当即转赴上海，途中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依然赴命。
1927年6月，中共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不顾危险，部署工作，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积极开展斗争。
6月26日，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对陈延年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逼迫他供出上海党的组织。但陈延年严守党的秘密，宁死不屈。
1927年7月4日，敌人在得知陈延年真实身份，并决无可能投降后，遂将陈延年秘密处决。面对屠刀，陈延年高呼“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牺牲时年仅29岁。
噩耗传来，陈独秀将自己关在房中很久很久。
宁死不跪，灼灼其华。后来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最近网上一份老旧的履历表窜红于网络，原来是革命烈士陈乔年当年的履历表。今天，我们从这份履历表中，可以看出陈乔年是一位乐观、幽默、坚贞的革命者。
陈乔年是陈独秀的次子，生于1902年。虽与哥哥相差四岁，却与哥哥有着相同的奋斗历程，都是从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蜕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他是公认的英俊青年，身材高大，器宇不凡，被称为当时革命者中“最漂亮的人”。
1924年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陈乔年离开莫斯科回国，在李大钊领导下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如1925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悼念孙中山、声援五卅等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
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任区委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长。作为组织部长，他除了和李大钊、赵世炎一起领导了北京历次重大斗争外，还为北方区委党的组织建设与党员人数增加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据统计，1924年5月时，全区党员仅有75人，而两年后的1926年7月，全区党员已达2069人。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3月18日，北京学生和市民5000多人集合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谍”。后来政府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李大钊、陈乔年均在斗争中负伤。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奉命离开北京去南方工作。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乔年出席了这次会议。有意义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与父亲陈独秀、哥哥陈延年，一同被选为中央委员，传为美谈。
会后，他留在武汉工作，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代理李维汉主持中组部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陈乔年对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在会上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陈乔年还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会后，他被党中央调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1927年冬，陈乔年又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这是曾是他哥哥战斗过的地方。
哥哥的牺牲，让他更加笃信革命。他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党组织，重新聚集革命力量。
正当陈乔年的工作开始得如火如荼时，由于叛徒唐瑞林的告密，1928年2月16日，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的陈乔年，被敌人逮捕。
在监狱中，敌人对陈乔年施尽酷刑。但他与哥哥一样，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狱中同志见他受了重刑，十分难受，他却淡淡地说：“受了几下鞭子，算个啥。”
牺牲前，监狱中的战友为他即将被害十分难过。陈乔年却仍然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他还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自己而费心花钱。
1928年6月6日，敌人在上海枫林桥畔将年仅26岁的陈乔年枪杀。得知陈乔年遇害，被“赋闲”处分的父亲陈独秀老泪纵横。
兄弟俩的相继牺牲，使得两度前来处理后事的姐姐陈玉莹（陈延年的妹妹，陈乔年的姐姐）精神彻底崩溃，于陈乔年牺牲的同一年悲愤而死。母亲高晓岚也在接连失去三个孩子后，于1930年冬，郁郁而终。
后来，有人这样赋诗，歌颂陈氏一门：
皖水龙山出俊豪，陈门两代逞天骄。
长兄慷慨油汤赴，大弟从容烈火蹈。
昆仲成仁先论定，乃翁评价待推敲。
松年一曲艰辛史，闻者谁人不泪抛？
青山巍巍，一门忠烈，父亲陈独秀虽然于革命大业有过大的过错，但也有大功于家国，当为今天我们无法忘却的一代先驱；两个骄儿，英雄气概，赤子豪情，宁死不屈，灼灼其华，是中华民族永远的脊梁，值得我们永恒缅怀！
今天，他们父子三人，长时间霸屏热搜，就让我们看到了新年代的又一次觉醒。
参考资料：
1、陈独秀生平大事记； 2、《陈独秀文存》；
3、陈延年生平大事记； 4、陈乔年生平大事记；
5、《中国共产党党史》； 6、网络相关史料的引用。
【作者】
谷新光：湖南岳阳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经营治理专家、红色文化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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