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统治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滔天巨浪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经过14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进入四川，占据成都，裂土称王，建立了大西政权。此时的张献忠意气风发，满怀壮志，誓要干出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出来。然后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位春风得意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好日子仅仅维持了三年就戛然而止了，是非功过也就只能留给我们后人来盘点了。
公元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暴动，自号“八大王”，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他的运气并不算坏，这支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偏居西南，不仅远离抗清的是非之地，前方还有李自成这个出头鸟来顶雷。更关键的是对位的四川巡抚陈士奇是个大草包，此君终日与诗文为伴，不习武略。当时有人建议他增兵十三隘，以备后患，被他当做耳边风，结果导致张献忠的起义军横行西南，如入无人之境，于1644年农历八月五日攻陷成都。两个多月后，春风得意的张献忠就建国号大西，立年号大顺，正儿八经得当起了皇帝。平心而论，张献忠的成功固然有其用兵灵活多变的缘故，但起决定性因素的实际上是明朝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东北对抗后金入侵和在西北阻截李自成扩张，根本无暇顾及西南的战局。
大西国建立后，张献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树立权威，因此他在四川的统治可以说是相当严酷的。大西军在攻占重庆的时候，曾把抵抗过自己的一万明军处以割去耳鼻，截断手臂的酷刑，手段残忍至极。张献忠会命人给当地的老百姓发放写有“西朝顺民”字样的印信，当大西军攻城时，人们只要背上有此四字，就不会被士兵们所伤害。由此可见，张献忠要求辖区内的居民必须要服从大西政权的领导，否则生命财产安全就得不到保证。
笼络当地的豪绅地主
大西军在进入四川的过程中，张献忠对于当地的豪绅地主采取了笼络安抚的策略，尽管他非常痛恨这些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无恶不作的卫道士。但考虑到他们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安抚好他们对于稳定四川的民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对他们采取合作的态度。当时有不少豪绅地主都采取了明哲保身的做法，出任了大西国的各级官吏。我们在史书中可以找到不少关于张献忠屠杀四川豪绅的记载，不过像《蜀难叙略》此类杂记所叙述的内容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张献忠确实屠杀过不服从自己，拒不与大西军合作的豪绅。
对读书人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张献忠深知打天下靠军队，这治天下就要靠读书人。他在称帝以后马上就开设科举制度，从读书人中选拔人才。不过张献忠的这种科举制度带有浓厚的强制主义色彩，如果受到大西政府召唤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未能出席，将要受到严厉的处罚，他的妻子和女儿会被没入营，而且周围邻居也要跟着遭殃，被十家连坐。然而这种不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之上的科举制度，为大西政权带来的也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得过且过而已。
籍富民大贾以充军饷的经济政策
张献忠的起义军数量比较庞大，而此时有恰逢乱世，需要大量的粮饷来维持军队的开支。明朝的流寇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为陷入了增加税收，官逼民反的恶性循环。张献忠当然不会傻到重蹈明朝的覆辙，所以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宣布免除老百姓三年的地租，来收取民心，吸引附近的郡县归乡。另一方面实行籍富民大贾的政策，逼迫富豪们“仗义疏财”解决庞大的军费问题。简单说来就是穷人少交税或不交税，富人多交税多资助。
张献忠的在四川所推行的政策只能勉强维持住摇摇欲坠的大西国，明朝虽然已经灭亡，但它的残余势力就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四川绵州人郝孟旋本来被起义军所俘虏，投降被授以上南道，他表面上归顺大西国，暗中却将重要情报透露给明军残部曹勋等人。1645年11月他终于找到机会，杀害了众多大西军将士，并将雅州交到了曹勋的手里。与此同时，一位名叫杨展的明军旧将率军在纳溪县与大西军主力展开激战并取得重大胜利，根据后人记载，此战大西军溺死者不计其数。1646年3月，杨展又在彭山江口与张献忠亲率的十几万大西军激战，结果大获全胜，一举焚毁了他们的舟船辎重，张献忠所部士卒伤亡殆尽，被迫退守成都。
大西军在前线节节败退，损兵折将的消息让张献忠有些心灰意冷，1646年5月明总兵曾英又率所部逼近成都，张献忠更是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便萌生了放弃成都，由川北入楚的想法。他在逃跑的时候做了一些暴行，尽管这在历史上还存在许多争议，但起码对成都造成 了比较大的破坏。
残忍杀害士兵家属，霸占其金银财物
张献忠认为妇女和财物是动摇军心的罪魁祸首，他命令士兵在撤退前看到妇女格杀勿论，金银财物全部收归己用，带不走的全部沉入江底。一时间成都成为一座人间地狱，已经成家育有子女的人无不恸诀。他还残暴不仁的说道：“从我这里得到的，就要由我来灭亡它，绝对不会遗留给其他人。”
西南重镇毁于一旦
成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西南的主要中心城市，然而即使是这样，张献忠依然毫不留情的用一把火烧毁了州县衙门与厚重的城墙。并自认为很高明的说：“成都的城墙高大坚固，若不摧毁它，恐怕后来的人以此来守卫城防是很容易成功的。”
关于上述两件事，我个人觉得有些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如焚毁城墙，确实符合当时农民起义军的行为逻辑，也不是就张献忠一个人这么做过。收缴金银财物沉入江底的事情也基本符合事实。但是屠杀妇女和老幼的罪名恐怕未必是事实，因为其他史籍中有很多关于张献忠离开成都后，部队中依然有不少妇女的记载。如《纪事略》就记载道“八月初六，自成都起行，望北进发，随行妇孺部下五十万。”至于其他史书记载张献忠屠杀自己士兵的行为，我认为完全不符合逻辑，对于一个将领来说士兵就是他的本钱，张献忠还不至于做出自断双臂的事情来。
穷途末路，中箭而亡
张献忠离开成都后一直被围困于川北，到了1646年下半年，清军已经彻底击溃李自成的大顺军，基本控制陕西。而此时张献忠的大西军应该还有十来万，但他根本没想到清兵入川会来得如此迅速。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先投明朝余部，又转而为清军效力，此人熟知川中地形，使得清军推进的十分迅速，大西军被打得猝不及防，张献忠在战斗中中箭而亡，大西政权也随着他的牺牲而灰飞烟灭。
一家之言
纵观张献忠的一生，从起事到败亡一共16年，可谓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尽管他沉重打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给予老百姓实际的利益，对于颠覆腐朽的大明王朝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从张献忠发迹开始，这股起义军的政治根基就是不稳固的。攻陷成都，统治四川本来就是受了幸运女神眷顾（当然那也是因为大西军做好了准备）。要不是明四川巡抚陈士奇昏聩不明，张献忠能否进成都都还是未知数。在成都称帝后，以张献忠为首的统治集团在三年的时间里从来都不曾有过长期的战略规划，也不懂得利用大顺军、明朝余部和清军的矛盾合纵连横，为自己的生存赢得空间。反而在后期的政策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导致许多四川的无辜百姓白白送了性命，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知识分子阶层都不愿与其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西政权的迅速灭亡又是符合历史发展轨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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