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思想家、政治家林则徐说过：“子孙若如我，留钱有何用，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每个人都希望为子孙后代留下永恒不朽、取之不竭的“财富”，“财富”究竟是什么？如何让这份“财富”永续的惠及后人？
牛犇
2019中国家族慈善论坛暨中国家族慈善调查报告发布会日前在上海举行，以蒙牛乳业集团创始人牛根生之子牛犇为代表的二代企业家在论坛上以全职公益人身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同时，由中欧财富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族慈善调查报告”也以详实的数据分析和案例，首次向公众解密了部分中国财富人物的资产管理选择。
张淑芬
台湾知名慈善家、画家、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夫人张淑芬和新希望集团联合创始人、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理事、李巍教育基金会主席李巍应邀参加论坛并与现场来宾分享了自己的慈善事业。
时代之问：巨额财产何处去？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社会财富快速积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显示，2016年末，我国社会净财富总计437万亿元，相当于美国同期财富水平的70.7%，位居世界第二。但与此同时，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却日趋严重，据北大《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 左右。同时，根据wind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且自2003年至今，基尼系数从未低于0.46，近年更是逐年增大，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17年的0.467。
随着中国首批成功企业家子女陆续步入成年，占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富将继续留在这1%的家庭中，还是出现更智慧更有价值的分配方式，这既是对新中国第一代财富人物的考验，也对中国未来发展隐含了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追溯历史，古人已经对实现财富的不绝传承有过非常好的探索。
义庄义田出现于中国宋代，在当时主要由官府宗亲或大型商业家族所有，其每年土地的收成多用在族内人看病、就学、贫困等救济上。范仲淹在这一基础上将义庄的意义发扬光大，他的义庄建立在独立财产的基础上，由专业的管理人和明确的条例辅以支撑，并以慈善为目的，专门用义庄和义田的租金收入救济需要帮助的族亲。另外，他还写家训《给诸子书》定家规《义庄规矩》，教育自家子弟不要自私贪图富贵而忘却其他族人的贫苦。经过范仲淹后人不断完善，虽历经战乱和朝代更迭，范氏义庄在历史上一共存在了约800年的时间。
如果说义庄义田是东方文化通过不动产方式对家庭财富和精神传承进行的成功探索，放眼西方，家族基金会的出现和兴起则是西方文明在近现代对慈善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家族基金会最早出现在西方商业家族中，它是家族教育后代、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传递家族良性价值观、道德观、社会观、加强彼此沟通和联系、化解家族内部矛盾、促进家族团结、提高传承成功率的首选方式。
美国基金会理事会（Council on Foundations）对家族基金会的定义为：由单一家族成员出资，有至少一位家族成员在基金会任职高层或理事；捐赠人、个人或亲属必须在治理和（或）管理基金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在控制或运营中扮演核心角色。
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的近现代，在家族财富传承上都在进行着不竭的探索，今日中国，财富人物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风向：家族基金会悄然兴起 年均贡献3749万人民币
在中国传统公益文化的影响及与西方文化的交融后，中国当代诸多财富人物纷纷开始了新时代对“财富传承”的探索，并进行了新的设计。
最新发布的《中国家族慈善调查报告》以中国A股1300余家上市公司与中国已经成立的7500余基金会为样本池，从中筛选出122个家族基金会进行数据分析，形成了中国首份内容详实的家族慈善调查报道。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家族基金会普遍处于“年轻态”。易善数据资料显示，其中近5年成立的家族基金会数量占据半壁江山，共计68个，占比56%；成立年限在6-10年的家族基金会共计41个，占比33%；成立时间在11-15年的共计12家，占比10%；成立时间最长的家族基金会只有一个，只有20年的时间。
中国家族基金会出现的数量与时间既与中国公益政策完善过程正相关，也与改革开发后企业家的成长时间相吻合。
而从地域分布来看，中国家族基金会呈现出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状态。其中，广东省的家族慈善基金会数量最多，高达34个，浙江紧随其后有23个，北京其次有14个，江苏省13个，上海不足10个，而后是其他各大省份。相比之下，东北地区家族慈善基金会数量稀少，黑龙江仅有一个，吉林省、辽宁省暂无家族慈善基金会。
从数量上看，与社会净财富占美国同期财富水平70.7%的财富拥有比例对应，中国家族基金会的数量与美国2015年底的41855家相比尚有巨大差距。
但与此同时，中国家族基金会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和投入规模令人振奋。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共有72家家族慈善基金会参与了公益慈善活动，投入总额为12.98亿元，平均每家为慈善事业贡献超过1800万人民币。
2016年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家族慈善基金会数量上升至81个，公益事业投入总额为25.77亿元，较2015年增长了近一倍。2017年度末，随着《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社会组织抽查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以及《社会组织抽查暂行办法》《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陆续出台，慈善活动进入了有法可依阶段，家族基金会数量也随之持续上升，达92家，公益投入总额也已超过38亿元。2018年度，家族慈善基金会参与公益活动力度较2017年稍有回落，共65家参与，公益支出降至24.37亿元，平均每家为慈善事业贡献3749万人民币。
从捐赠领域来看，最受中国家族慈善基金会青睐的领域依次为教育（占比38%）、扶贫及社区发展（占比25%）、公益事业发展（占比13%）、文体艺术（占比10%）和医疗卫生（占比8%）。而支持程度较低的五个捐赠领域则依次为政策倡导、体育、法律与公民权利、志愿服务和灾害救助。
不足：信息透明度有待提升
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曾针对社会问题发表过一番言论：想要解决社会问题和行业诟病，信息披露才是最好的“良药”，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
与有公众捐款资质的公募基金会相比，善款来源主要依赖于家族捐赠的基金会透明状况如何？
根据易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14-2017年虽然家族基金会的年报披露率在90%左右，但这几年的披露程度呈下降趋势。
报告调研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倾向于低调行善，低调的选择固然可以理解，甚至有值得称赞的一面，但不适度的低调会造成信息曝光不足，从而与民众产生不对称信息，另一方面，甚至可能引发公众对捐赠家族的猜忌而影响其公益效果。所以，理性、及时、科学的对外传播和信息披露，从而提升公益透明度和慈善影响力，同样是家族基金会对社会的种榜样和承担，有利于带动其他有慈善意愿的个人和企业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当中。
社会是一面能有效发挥监督力量的镜子，作为中国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基金会要想提升自己在公益事业的影响力或弥补自身的短板，提高信息开放程度并直面慈善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同时，从长远角度来看，家族企业也应该意识到社会良性口碑能反哺家族传承延续的问题。
慈善捐赠的不透明潜在反映出的是慈善信任危机，这也许最终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例如，家族企业捐赠的不透明会引来公众的不信任，信任危机又会影响民众对家族企业慈善手段的偏见，进而影响家族的行业声誉，而后扩散至整个市场，最终慈善热情消退，支出相应减少，社会矛盾加剧等等。
鉴于以上，家族企业在对待透明度的问题时应施以全局的眼光，积极主动披露捐赠信息，让公众监督自己，同时也为其他组织机构树立慈善标杆。换一个角度看问题，透明其实并非“裸体”，家族企业应本着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易理解性和受益群体隐私性五大原则理性披露。
再造：4321模型分配法铸就公益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词汇，指在所追求的事情上精益求精，达到让公众无可挑剔的地步。匠人精神近年兴盛于对日本企业家精神的描述，但作为匠人精神的发源地，中国正在社会正在通过专业、专注、持久的行动力将这一精神重新发扬光大。对于家族基金会来说，匠人精神同样是对其成功企业经验传承的不二之法。
匠人精神如何体现在家族基金会的管理中？《中国家族慈善调查报告》建出“4-3-2-1”模型分配方式：
“4”：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建议40%的精力可以放在慈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上，包括但不限于：发现社会问题、分析社会问题本质、探究困难群体需求、捐赠形式和渠道的确立、成本预算规划、捐赠计划研讨、可持续性捐赠设计以及捐赠风险控制等。前期准备工作越充分将有助于看清社会难点问题，执行过程中解决问题也会更得心应手。
“3”：在正式执行捐赠计划之前，家族企业和基金会可以考虑将30%的时间投入到模拟捐赠过程当中，或者通过开发小范围试点的模式，先行测试、评估捐赠效果，为后期的大范围的慈善实践推广提供缓冲的余地。这样家族企业还能留出更多时间灵活修改捐赠计划，有选择性地保留收效成果好的流程和方案；成本高，效果差的环节直接剔除或依据实际捐赠情况提出改进，这样一来，和“裸捐慈善”相比，论证环节就发挥出了更大的时间价值。
“2”：在家族企业对捐赠所有细节方案论证更新后，剩下的20%就是按照方案严格执行慈善实践。一些对慈善持有传统观念的家族企业简单的认为把资源捐赠给受益群体后，整个慈善实践的目的就达到了，其实不然。影响力反馈与监督是完整结束一个慈善项目的必要环节。
“1”：家族企业慈善家的最后一步应拿出10%的精力亲身或安排专员对产生的社会慈善影响力和有效性进行细致评估、监督、与反馈，确保每一分钱要有它的价值。监督反馈是观察项目长期可持续性的重要手段。如果省略了最后的反馈环节，家族企业家也就无从得知慈善的真正效果如何以及这种方式是否适合长期执行。 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走的越远，浪费的企业资源也就更多，最终结果只会是慈善的资源越来越稀缺，但效果却越来越不显著。
转变：由授人以鱼转向授人以渔
报告调研组在研究撰写过程中发现，目前中国家族企业在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时，仍以授人以鱼为主，即直接进行物质或金钱捐赠，而缺乏帮助受助群体自我成长、自我进步的方式。
对于家族基金会来说，直接捐赠的优势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避免了在捐赠过程中中间人乱象的问题，有效帮助了家族企业监控慈善资金流向和压缩时间成本。
这个原因，同样也是当下中国大部分公众捐赠者所期待和选择的方法。但其弊端也同样显而易见。
毋庸置疑，直接资助在短期内的确能够满足受益群体在物质上的需求，但是这种方法并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物质资助在解决燃眉之急问题时不乏成效，而在培养受捐人的能力和价值观上则存在短板，同时还有可能造成受益群体对物质的依赖性。这就好比赠人一定数量的火柴和教人钻木取火技术一样，火柴总有用完的一天，而取火知识则不会磨灭。微软公司曾建议公司内愿意践行慈善的员工把自己的技能和公益时间贡献给需要的人群而不是金钱。
对此，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牛犇在发布会上提议：为了增加社会幸福总量和传扬有益于社会的好行为，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
未来：认清财富意义 拒绝在“巨富”中死去
“股神”巴菲特和钢铁大王卡耐基曾经都对巨额财富发表过一番言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们选择用自己的行动避免这种“耻辱”的发生。
卡耐基曾是美国家族慈善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虽然在早年经营钢铁企业时被人以“暴君”相称，而且发生过镇压工人流血事件，但是在其60岁左右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把他自己的钢铁公司卖掉来全身心投入到慈善机构的创立中，同时，他还为许多教育机构、学术机构，还有研究机构，都直接提供过无偿捐助。
卡耐基生前创立的规模最大、最著名的项目要数卡耐基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设立于1911年，初始基金为2500万美金，后期捐赠数额增加到了1.35亿美金，基金会在当时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支持教育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赋予了人们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此外，基金会还专门拨款在全世界范围内建造图书馆和社会研究机构，以促进全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据当时的媒体报道称，卡耐基所捐赠的总额占卡耐基本人财富总量90%之多。
而巴菲特则与比尔·盖茨于2006年共同发起“捐赠承诺”活动，邀请美国最富有的个人或家庭参与慈善捐款。两人分别作出表率，巴菲特捐出99%的个人财富，盖茨则承诺将大多数财富交给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在两人的带动下，其后数年，如对冲基金巨头比尔·阿克曼和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也纷纷做出了类似的承诺。
中国现代公益较美国虽起步较晚，但正在迈入了相似的阶段。
2015年，蒙牛乳业集团创始人、前董事长总裁牛根生的儿子牛犇和女儿牛琼共同捐资创建了老牛兄妹基金会，基金会以关注下一代成长与发展作为机构使命，愿景是创新慈善，永续传承。牛犇全部精力都已经放在了基金会的公益事业中。牛家成为第一个签署“捐赠承诺”的中国企业家家庭。
老牛兄妹基金会和一系列由企业家二代们掌管的基金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财富榜名人们正在以一种更“利他”的方式选择了对自己财富的再分配。
随着社会对财富意义的进一步讨论，越来越多的富人对财富的认识和传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选择。而中国家族慈善基金会的发展，也引起了世界对中国财富再分配社会问题的关注，同样，以《中国家族慈善调查报告》为代表的借助数据分析进行行业观察的动态也令人振奋。
洛克菲勒家族第五代成员、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Valerie Rockefeller为本次论坛的主办和报告的发布专门发来视频祝贺：
老洛克菲勒先生1863年开始资助中国慈善事业。过去多年，我们非常荣幸和老牛兄妹基金会成为合作伙伴，我们两家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财富越多责任越大。我们特别希望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家族和我们一起，合力为更美好的互相依存的世界与应对全球亟待解决的问题做出杰出贡献。再次祝贺调查报告的发布，也感谢主办方邀请我一起见证这一时刻。
全球慈善家协会理事，宏盟集团前亚太区主席SergeDumont特别为发布会写来贺词：
虽然全球化促进了世界范围诸多领域的良性进步，但它也造成了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在收入方面，在获得教育机会、技术、医疗保健和清洁环境方面亦然。慈善事业有助于缩小这些差距。中国的慈善捐赠每年增长已达到约20%，在全球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此，我谨向此次报告的发布方表示祝贺，感谢他们及时完成了这份重要的文件。
牛根生之子牛犇（右一）和女儿牛琼（左一）
变局：破除“富不过三代”魔咒
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出自《孟子》，其完整表述为：“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中国人历来对金钱看得比较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父辈往往认为向下一代传资产、传家业、传财富才是对下一代最好的关爱。但仅仅传金银财富给下一代，而不从德行和价值观上予以传递，势必造成下一代自觉财富来得太容易，以至肆意挥霍、骄奢淫逸、坐吃山空，终至“富不过三代”的预言实现。这样的例子从古到今不胜枚举。
根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占到全国企业总数70%以上，50岁以上的民营企业家占比高达67%，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民企面临着企业接班换代的问题。然而接班换代不是像企业主管人的接班更换那么简单，同时还涉及企业价值观、能力培养、家族价值观、三代及以上后代人教育等多个问题。“财富传承一直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全球多个权威调研数据显示，家族企业及财富从一代传承到二代的成功率不超过30%，从一代传承到三代成功率不超过5%。”此数据也印证了“富不过三代”的中国古训。
但存续了800余年的义庄义田却用家风善举和规范管理的方法从另一方面佐证了“道德传家，十代以上”之说。
再看西方，法国爱马仕家族创于1837年，至今已经传承到了第7代，在第五代掌门人路易·杜马斯接受采访时曾说：爱马仕不是我从父母手里继承来的，而是我从子女手中借来的。在家族传承中，向后代借“财”富比继承财富责任更大，借意味着要还、要向后代交代家族，产生对财富的敬畏之心，而简单的继承则相比缺失了对未来肩负责任精神的传递。所以，与其做一个葛朗台或者没有消费节制的“富二代”，不如把心思放在慈善上，培养善财的价值观，认清财富的真正意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家族荣光不落，财富基业长青。
“富不过三代”的古语并非不可破解的魔咒，只要财富的拥有者们能始终选择正确的投资，正确的投资是什么？19世纪的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对此早有答案，他说：德行善举是惟一不败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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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米思思
品读江浙沪，玩转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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