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四团水渠照片
原题
荒诞岁月的爱情
小闸房轶事
作者：郭孟伟
我上山下乡所在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在内蒙古西部巴颜淖尔盟（现在叫巴颜淖尔市）的阴山脚下。巴盟有很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大到二黄河，小到干渠、支渠、毛渠，全部都是黄河水自流灌溉。我们农场离黄河得有一二百里地的距离，但由于有水渠，我们农场的土地都能浇上黄河水。同样种庄稼，多浇一遍水，一亩地就能多打100多斤的小麦。
有渠道就有各种水利设施，在我们四团九连的干渠上有一座节制闸，这也是九连周边一带最“宏伟”的建筑，是当年知青们费力苦干精心修建的。在干渠旁边，与渠道并行的是一条简易的砂石公路，一直通向四团七连、二团和六团等地方。在节制闸旁边的渠背上有一座简陋的小闸房，那是大渠来水时，看闸人查看水情、控制输水量时躲风避雨的地方。
小闸房就是那种用土圪拉垒成的简易房，只有两三个平方米大小，外面用黄土泥抹了一下，屋里只有一盘仅能容一人躺下的土坑，占了这间小房绝大部分面积。一扇用旧木板钉成的破门居然还挂着一把锁，其实平常都是不上锁的。在朝向渠道的方向，还有一扇小窗，就是在墙上掏了个洞，作为看闸人察看水情的观察口。
从沙金套海公社方向过来的干渠
1969年刚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时，现役军人领导们就宣布了“三年之内知青不许谈恋爱”的禁令。有些年龄大的、下手早的也有偷着搞“地下活动”的，但如果不慎被连队领导和或思想极左的知青发现，在当时那种极左环境下，挨批评、被批判不说，往往还整得恋爱双方像做了贼一样，在连队里抬不起头来。
记得我刚调入九连时，就赶上一排开路线分析会，我正好听了一下。一位年龄较大、68届老高中的浙江男知青给一位同乡女生写了封求爱的信，结果不知怎么回事被交到了连队领导手里，这就成了大逆不道的罪过。那时候什么事情都得上纲到路线的高度，批判的“火力”很猛，一个北京69届的傻小子在批判时上纲上线不说，还瞎拽，连刘青山、张子善都给扯出来了。其实就是写了一封表白的信，哪儿有那么大的罪过？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又可悲。
还有一个包头籍老三届的女知青，平时表现很上进，还担任副排长。那时为了宿舍里“军”容整齐，箱子等物品全集中放到统一的库房里，库房的钥匙一般掌握在排长或副排长手里。这位副排长利用掌握全排库房钥匙的方便条件，与自己的恋人“仓库相会”，最后也被发现了，搞得这位女排长很没面子。现在看来，那些年龄较大的知青们很正常的交往却被上上下下那些一脑袋极左思维、打了“阶级斗争鸡血”的人搞得灰头鼠脸。真有点儿违背人伦天理啊。
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九连女知青。上世纪70年代拍摄
爱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即使在最极左、管理最严苛的时期，即使用强制规定、纪律处分，撤职调离等强硬手段，都无法阻止年轻人之间产生感情。只要有人的存在，就有对爱情的追求。爱的饥渴、情绪低落、生存环境的残酷、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年复一年的繁重劳动、无法预知的未来，都让人感到压抑、痛苦、孤独、无助。于是，一碗病号饭、一个窝头、一块奶糖、一条手帕、一次偶然的同行、一次列车上的邂逅，甚至一个随意的玩笑、一个相互对视的眼神，就可以使充满爱的冲动的青年男女们堕入爱河。
虽然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影、剧院，更谈不上什么情调，甚至连一个能遮避风雨的地方也没有，但苦涩的爱情之花依然绽放。在红柳丛中，在沙枣树下，在青纱帐里，在乌兰布和狂野的风雪中，在苦寂与艰难中挣扎的知青们顽强地坚守着他们的“敖包相会”。
大约是在知青们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年左右的时候，人们终于有了“公开”恋爱的权力。经过了头几年的狂热，知青们开始逐步回到现实中来，一些年龄大一些的、成熟早一点的首先步入爱河。宿舍里都是多人合住，进行两人世界的感情沟通当然不便。恋人们也有到沙丘、荒野里去幽会的，但乌兰布和每年有250多天是有风日，而且大部分都是铺天盖地的大风，刮得人睁不开眼，找不到路，谈个恋爱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
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九连女知青在干渠节制闸前留影。上世纪70年代拍摄
无奈之下，情侣们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把干渠渠背上的小闸房和连队西侧菜地里一间看菜的小屋作为“敖包相会”的地方。
九连的干渠上的小闸房离连队约几百米，相对偏僻一点。小闸房虽然四面透风，但毕竟有墙、有房顶，可以为恋人们遮挡一些风沙雨雪，尤其是那地盘还铺了一块破席的土炕，就更具有“实用价值”了。尽管夏季有蚊虫叮咬，冬季时寒气逼人，但热恋中的情侣们全不怕这些。
别说这个，我们排宿舍有一间房因停放过病故战友的尸体，一直没有人敢住。空了半年多以后，一个上海籍男知青为爱情所迫，将停放了20多天尸体的房间稍稍打扫了一下，毫不犹豫地住了进去，直到与自己的恋人生出了爱情的结晶。
处在恋爱中的年轻人心中只有爱情，心中有爱也能让人忘掉恐惧。
到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每天傍晚、甚至到半夜、一整夜，九连干渠上的小闸房都保持着极高的利用率，其看闸的功能反倒让位于谈情说爱了。
1985年第一次重返连队时小闸房还存在，我还拍了一张黑白照片，现在已经坍塌，成为一堆黄土
据考证，最早发现并开发使用小闸房的是一位温州籍男知青和一位包头籍女知青，他们是开拓者，是先驱，这是必须载入史册的。后来嘛，去的人就多了。至于小闸房房里谈成了多少对夫妻就不好说了，用成功率来评价小闸房的作用和价值也未免过于苛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连队的情侣们差不多都有出入小闸房的经历。至于他们如何在里面互诉衷肠，如何卿卿我我，甚至“演习周公之礼”，做出些出格过杠儿的事儿来，恐怕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实在不好对这些人世间最美好、最珍贵，而又最神秘的感情妄加揣测。对于那些情男痴女们来说，这也许是一生一世只有当事人双方他们两人才知道的秘密。
当小闸房的利用率达到极限时，还发生过“争夺战”。一般来说，应是谁先进入就由谁来使用，总应该有个先来后到，但也有个别急等用“房”的做出一些“犯规违例”的事情来。有一个河北籍的知青看到有人已占用了小闸房，自己在外面“猴儿急”。为了把先进入小闸房的那一对恋人赶走，自己好“取而代之”，情急之下，便采取了不太正当的手段——到小闸房附近点上几个炮仗。结果里面的那一对儿听到有动静，知道有人捣乱或者是偷听，便赶紧“转移”。而这个河北籍的知青便带着胜利者的自豪和狡黠的微笑，领着恋人“占领”了小闸房。
四团九连公路边上的干渠，这是2009年拍摄的，以前的渠背上没有这么多的树
这一招儿确实有点儿损，但还有更绝的。有两个北京知青是哥们儿，为了“霸占”小闸房，竟然结成了互助组。头半夜由第一位带着自己的恋人进去，另一位则从外面把门反锁上，必要时还帮助在远处站岗放哨，这样其他人就休想进入了。到了后半夜，两对恋人再来个“换防”。这两个坏小子用这一招儿着实把小闸房“霸占”了一段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闸房成了我们连队的“月下老人”或“婚姻介绍所”。这个“婚姻介绍所”管聚也管散，有分也有合，“悲欢离合”都在这里发生过。恋人分手，在这里抱头痛哭一场的事也有过。
记得平日里我们都很敬重的一位年纪较大的浙江籍男知青，当他的心上人被选调到大城市做教师时，而他自己却还要在连队里一辈子“修理地球”，为了不拖累自己的恋人，他毅然选择了与恋人分手。这种情况当时也不少，一方上大学或是调到好一些的地方，有的是处境好的一方变了心，有的是处境不好的一方不愿面对未知的将来而主动了断。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的情绪和心态都低落到极点，无法知道将来的结局，倒不如做个朋友。所以，对于他们做出的选择，尤其是后者，大家还是能够理解的。记得这位浙江籍男知青和他的恋人是白天去的小闸房，两人进行了最后的“对话”。这位平时一贯持重的老大哥回来时两眼红红的，他眼中含着泪，喃喃地对我说：“让她走吧，我不拖累她……”我知道他心里有多苦，但我除了听他诉说，却也实在无法帮助他做些什么。
内蒙兵古团一师四团九连干渠上的节制闸，这个水闸是知青们修建的
小闸房虽然能遮挡些风雨，但却不太隔音，于是也为某些“坏小子”到“窗”根下“听房”提供了可能性。最“不地道”的是这些坏小子们自己耳朵根子过瘾不说，回来还要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给哥们儿们描述一番，有福同享嘛。当然，也有肚子里存不住话的人把自己在小闸房里的亲身感受、“艳遇”什么的讲给知心的朋友。
于是，这些从不同渠道传出来的“香艳”故事就在连队里慢慢地传播，成为连队里男知青们（女知青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饭后茶余、入睡之前的必修课——侃山的主要内容之一。诸如：某某某和某某某在小闸房里有越轨行为了；某某某和某某某在小闸房里吵起来了；某某某和某某某在小闸房里说了什么肉麻的话了，某某某和某某某在小闸房里最后分手了，等等。
这些故事无论是就其新闻性还是刺激性来说，都足以让那些“春心荡漾”的傻小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撩拨的小光棍儿们一边听一边替自己着急。
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九连渠边上小闸房已是一片废墟。2009年重返四团九连时拍摄
曾经有人说，一代知识青年的感情生活是一片空白，那意思是指许许多多的知青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恋爱。这话不无道理，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繁重的劳动生活中，真正的恋爱或有些情调的爱情确实是一种“奢侈”品。但在我看来，至少在九连的小闸房里还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儿爱情和浪漫因素的，尽管这爱情和浪漫中有太多的无奈和苦涩。
1985年，我第一次回到九连时，那时小闸房还在，只是已快要坍塌了，我还用黑白胶片拍了张照片。后来再回去时，小闸房就已经成为一堆黄土了。说实话，我还真怀念那个在非常时期曾为知青们遮风避雨，庇护和成全了一对对知青恋人的小闸房。如今，那些海誓山盟，那些喃喃细语，那些流浪在乌兰布和广阔天地里令人难以忘怀的青春故事，都已与那个小闸房一同成为过去，消失在如烟岁月和茫茫荒漠之中了。如果我不说，还有谁会知道，在这不起眼的小闸房里，曾经发生过那么多美丽的或者凄婉的爱情故事。
小闸房已经倒塌，但干渠上的节制闸还在。2009年重返四团九连时拍照
作者：郭孟伟，68届初中生，1969年从北京31中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做过农工、汽车修理工、拖拉机驾驶员。1976年病退回京做工，1978年秋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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