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宏观经济、产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等领域，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200余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20余部；是近年来一系列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的直接领导者和主笔者，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放缓、进入增长阶段转换等判断，较早引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等重要观点；曾多次获得全国性较有影响力的学术奖励，包括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两次、中国发展研究特等奖等，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刘世锦谈经济目标?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刘世锦谈经济目标
刘世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宏观经济、产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等领域，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200余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20余部；是近年来一系列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的直接领导者和主笔者，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放缓、进入增长阶段转换等判断，较早引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等重要观点；曾多次获得全国性较有影响力的学术奖励，包括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两次、中国发展研究特等奖等。
刘世锦
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逐步回落，迄今已有8年时间，是不是已经稳住了、触底了，仍是众说纷纭。这个时期的经济态势和起因，是50人论坛历届年会和其他会议、有关研究成果的重要议题。这里我想就这个问题的理解和研究过程做一个回顾和讨论。
终端产品的概念
及其分析原理
从总需求或支出法的角度看，GDP（国内生产总值）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组成。为了度量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的新增价值，GDP通常按季、年等时间长度核算。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真正与消费者直接发生关系，被“消费”的，只是GDP的部分产品；另一部分产品，如机器设备、厂房等，则重新返回了生产过程。所以，统计时间内的最终产品与“自然过程”中的最终产品是有区别的。
另一个问题是，构成投资项下的产品都是相同的属性和用途吗？显然，列在投资项下的住宅、基础设施等与机器设备显著不同。
住宅被列为投资的主要理由是，住宅具有资本属性，可以通过出租、售卖等行为获取资本收益。但住宅的首要或基本属性，是满足人们居住需要的耐用消费品，与汽车、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并无实质性区别。一个人买房作为投资，最终必须以他人居住为条件，否则他的投资收益将无从实现。也就是说，住宅的投资属性是以消费品属性为基础或前提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另外，随着金融深化，住房之外的其他消费品也被赋予某种金融属性，例如，汽车、冰箱可以分期信贷付款方式购买，这些消费品被纳入了金融产品获益的流程，也有了投资收益的特性，但并未改变其作为消费品的本来属性。
基础设施的属性也存在类似困惑。公园、剧院、图书馆、城市广场、高速公路等，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服务性消费增长紧密相关。它们通常以公共产品的形态出现，提供了特定的消费功能。生活在繁华都市的居民，可以在公园游览，在广场上跳舞，在大剧院欣赏歌剧，通过高速公路出行或旅游。如果不具备这类基础设施，居民的消费水准必然会下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很大程度上与是否拥有这类基础设施有关。固然，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部分直接服务于生产过程，但随着发展水平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增大，其中直接服务于居民消费过程的非生产性部分的比重呈上升态势。在实际情景中，基础设施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功能经常混在一起，如一条公路既有货运，又有客运，将其清晰地区分开来在技术上是有难度的。
把住宅、基础设施列为投资，与其固有的消费属性形成矛盾，也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悖。更要紧的是，当人们将其视为与消费距离很远甚至无关时，容易引起对国民经济全局结构和运行态势不准确乃至错误的判断。
作为对上述缺陷的纠正，我们提出“终端产品（gross final products，缩写GFP）”的概念，其定义是：GDP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
按照这一定义，全部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中的住宅、基础设施、其他服务业投资中直接与民生相关的部分（大体相当于以往“非生产性投资”所涵盖的范围），可计入GFP；投资中的机器设备、厂房等，相当于以往“生产性投资”涵盖的范围，将分离出去。
显然，GFP体现了生产活动的目的，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具有源头性质。在现行统计体系中，“生产性投资”也被划为“最终产品”，但其仍会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本质上属于中间投入品，将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逐步被“折旧”到新产品中。现行统计体系中的“最终产品”，是为了计量一定时期内社会新创造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全部进入最终用途，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定义的GFP才是“自然流程”中的最终产品。
GFP与消费者具有“亲近性”，其构成直接反映了消费结构及其升级进程。从统计角度看，GFP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其中居民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化教育娱乐及服务、住房服务、金融媒介服务及保险服务、集体福利服务和其他商品和服务；政府消费包括安全和防务、法律和秩序维护、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研究与开发、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卫生保健、社会保险和福利等；非生产性投资中包括住宅、非企业用其他建筑、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等。
在整个国民经济流程中，GFP是出发点和原动力。GFP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动，将会带动长短不一的投入产出链条的变动。想象一下纵横交错的投入产出架构，每一类产品的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都最终追溯到某一种终端产品。反而观之，正是GFP驱动庞大的投入产出网络，演绎出了日趋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结构。
这样，我们将会看到GFP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属性，即它体现了通常所说的生产目的。通俗地说，GFP体现了经过复杂的经济活动后“最终留下的那些东西”。这种分析，既适合于一个国家，也适合于一个省、市、县乃至更小的行政区划范围。一个经济体或经济体系，其增长实绩集中表现在终端产品的规模、质量和增长速度上。
在我们开展的GFP结构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发现尽管各国居民在历史、地理、种族、文化乃至制度上差异很大，但GFP能够直接反映不同国家之间居民终端需求结构及其演进的相似性，以及终端需求结构随着收入水平提升所呈现的显著的趋同性，这一点是人们以往很少关注的。通过构造包括先发国家、后发成功追赶型国家、欧洲模式发达国家和资源禀赋丰裕型国家在内的不同发展水平的标准终端产品结构，并与中国相同发展阶段的终端产品结构相比较，可以看出历史、技术和制度等因素所导致的偏离和扭曲，同时也展现了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终端产品结构的演进路径和调整方向。在居民消费总规模不断扩大过程中，应顺应终端产品结构变迁规律，较大幅度降低基建、房地产投资比重，在提高质量的同时降低生存型消费支出比重，相应提高居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比重。政府消费则应向教育和卫生、社保、福利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
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
和增长阶段转换
GFP概念和分析原理与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理解直接相关。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首先是由于GFP结构的显著变化。
2009年，由我担任负责人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开展了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其成果载于《陷阱与高墙：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真实挑战》一书。这项研究形成的分析框架，贯穿于以后多年的宏观经济研究工作之中，相关研究成果收集于连续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十年增长》和《从反危机到新常态》等专著。
在当时的研究中，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这样一个现象：二战以后，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历了长达20～30年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到达11000国际元（麦迪森PPP方法，1990国际元计算）时，无一例外地下了一个很大台阶，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这样一个转变，日本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韩国出现于90年代中后期，中国台湾出现于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而中国的经济模式与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比较接近，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如何，是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2010年的研究成果中，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出的规律，我们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2015年前后很有可能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那么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性在“十二五”末期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基本判断。
对这个阶段将要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总的来说，我国现有发展方式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期看起来是有效的，某些方面还有独特优势。增长速度下台阶所伴随的大幅度结构变动，表明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生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我国经济将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掩盖了为数不少的低效率问题。然而，一旦速度降低，与低效率相关的各种问题就会暴露，如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下降、资产估值收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等，甚至出现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等危机。第二，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现行发展方式下的市场开拓受限、供给激励不足、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劳动者参与现代化的渠道不畅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在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后，能否形成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两方面的问题将可能使我国在翻越“高墙”时面临严重困难。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又相继提出了一些判断和观点。
关于我国经济增长新常态。2012年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出，要顺应新常态，寻求新平衡，培育新动力。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也是企业、政府和居民重新适应新常态的调整过程。2013年第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出，努力促进经济运行向新常态平稳过渡。2014年初出版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通过深化改革转入增长新常态》一书中，提出力争今后一两年实现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对此可以给出一个概念，比如“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中高速稳定增长期”。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应具备若干特征，包括经济增长率从原来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等等。
关于转型期的经济政策。2014年第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出，预见到潜在增长速度将常态性回落，宏观调控目标的设定应顺势而为，而不可强制性地试图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期的增长目标，否则，增长目标超出潜力，将产生投资过度、产能过剩、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等问题。在这一方面，需要研究和汲取日本上世纪80年代以后推行扩张性宏观政策，力图恢复以往的高增长速度，结果催生资产泡沫，并使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的历史教训。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本身并不重要，关键看经济运行的质量。从国际经验看，经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国家，在转型期容易犯速度依赖症，不愿接受增速下降的事实，从而采取强力刺激，往往导致矛盾进一步积累和拖延，甚至最终引发危机。
关于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2012年第二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出，经济增长降中趋稳，供给政策大有可为。应当按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宏观需求政策的基本稳定，根据情况变化适时适度微调；同时更加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供给政策的一个目标，是加快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提高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逐步做到在中高速增长环境下“企业可赢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民生可改善、就业可充分”。
关于新常态下增长质量导向的发展目标。2014年第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出，应更多关注经济运行的效益和风险指标，通过提升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倒逼各项改革，最终可实现“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在转型过程中，利用相关调控手段，平抑经济波动、防止短期过快下滑是必要的，但应坚持速度服从质量的原则，只要守住企业可盈利、就业总体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经济增速低一点并不会引发严重社会冲击，反而有利于借助市场力量推动资产重组、结构调整和培育新增长动力。
概括地说，2008年以来的基本判断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以此为背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这一时期要防止通过过度需求刺激政策重返高增长轨道的倾向；重点实施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确立质量导向的发展目标和激励机制等。
这些判断，迄今为止应该说还说站得住脚的。但也有在现在看来不大准确的判断，比如，在2010年前后，对通胀特别说成本推进型通胀压力强调较多。实际上，在进入增长转换期后，随着需求相对收缩，通缩压力增大了。又如，我们原来估计，美国在长期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美元的主导地位可能衰落。现在看来，对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和创新能力可能估计不足，美元的国际地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以上是我们对增长阶段转换的判断，首先是基于国际经验，同时也构造了一个包含初始条件、制度、战略等在内的分析框架。近年来，国内外对“降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增多。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多是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等角度展开分析，有一定的解释力。我们以为，重要工业产品长期需求峰值相继出现同样不能忽视。所谓历史需求峰值，是指在整个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某种产品需求量最大或增速最高的数值。增长阶段转换，在需求侧，是由于上面提到的GFP结构出现重要变化，其中的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部分重要消费品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当足够多的构成GFP的产品需求达到历史需求峰值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就势在必行了。与短期的需求决定不同，长期需求峰值主要是由已有技术水平和人们的需求偏好决定，本质上是由技术或供给决定。这些需求峰值的出现，给定了工业化高速增长期比重较大部分的需求空间。即使人口结构不发生变化，这种需求空间约束仍然会出现。这是来自长期需求，确切地说，是来自长期技术进步因素给出的约束。
经济“触底”并逐步转入
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直观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从大的增长过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的平衡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平衡。这一平衡的实现，要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加以观察分析。
从需求侧看，高投资要触底。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消费总体上是稳定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则是一个较小且不稳定的量。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高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这三项可以解释85%左右的投资变动。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我有一个通俗说法，高投资触底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靴子”落地。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的高点出现在2000年左右。作为政府稳增长的主要抓手，这一指标波动较大，但总体上处在回落状态。出口已由以往20%以上的高增长转为前些年的负增长，2017年出现恢复性增长，以后大致会稳定在5%左右，可以认为大体触底。房地产投资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2014年触及历史需求峰值后开始回落，2017年后几个月剔除价格因素后已出现负增长。今后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将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这样，支撑高投资的三只“靴子”已初步触底。
在供给侧，则要求去产能到位。随着需求侧的高投资增速回落，供给侧开始相应调整，但部分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调整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尽管对过剩问题早有警觉，但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化工业内部的“加速原理”在起作用。在这些行业的上升期，由于“需要更多的钢就要新建钢厂，而建钢厂本身就要耗费钢”，这种“自我循环”带动了重化工业异乎寻常地快速增长。而到回落期，“加速原理”在相反方向也起作用，使回落幅度超出预期。近年来去产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方面是政府推动，另一方面是市场力量在起作用。工业品出厂价格在经历了54个月的负增长后，2016年9月后恢复正增长，此后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也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负增长后转正，2017年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供给侧调整也基本到位。
从2016年开始，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或开始触底，逐步转入中高速增长平台。从2017年的情况看，这个判断得到确认，中高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说到“触底”，有些人又有了新的期待，一个时期以来，多个经济增长新的上升周期的说法应运而生。实际，“触底“的确切含义是“稳住了”，不再明显地下滑了，并不意味着“V”型或“U”型的大幅反转，更不可能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重返高增长轨道。党的十九大以后，社会又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期待。关键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攻关期，提出三大攻坚战，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强动能，都是必要而积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3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此后，中高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调整到5%～6%，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讲速度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10%左右，7%就是低速度；到了中高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5%左右，实际增长5%～6%，也可称之为高速度。当年日本在这个增长阶段，增速也就4%左右。汇率也是反映增长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重要指标。如果人为推高增长速度，但增长质量不行，效率低、风险大，本币汇率就会下行，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速减缓，甚至负增长。相反，如果增长质量高，速度低一点，但汇率上升，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长反而要快一些。
从时间分布来说，中高速增长期大体上处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与成熟增长期到来之前的区间。这里所说的成熟增长期，是指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已经达到的增长阶段，已实现需求的更新支出，如住房、汽车的置换或维修等支出，构成需求的主要部分。这种更新需求在中国逐步增多，但中国远未达到成熟增长阶段。与成熟增长期相比，中国至少还多出了两方面的需求：一是工业化阶段尚未实现的需求，或者说中高收入阶层已经实现但中低收入阶段尚未实现的需求，如农民工进城后的住房需求、低收入者的首次购车需求等；二是消费结构升级，重点是服务性需求比重上升，中等收入群体是推动此类需求增长的主力军。这两种需求加上更新需求，构成了中高速增长期的主导性需求。借鉴有关国际经验，如果我们能够平稳过渡到中高速增长平台，这个平台有可能持续10年左右时间，从而为实现已定的长远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减速问题上的认知困难和争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学理论的困境。已有经济理论，如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较多关注落后国家如何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进入快速增长轨道，即经济“起飞”问题，而对起飞以后的可持续性和“降落”问题关注不够，未能形成较为成熟、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而后两个问题，对应的正是后起经济体若干年来所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和高速增长后的减速现象。
以上我们讨论的GFP框架下的经济增长，增长阶段的转换等，还有许多基础性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比如，终端产品中的技术创新和扩展是如何实现的，后发经济体中有竞争力的产业是在何种要素和制度环境下生成和发展的，开放对后起经济体发展的意义何在，出口和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如何换代升级，不同增长阶段如何衔接，经济中可移动要素与不可移动要素如何结合，政府和市场在不同时期如何有效结合，收入分配和地区发展差距如何影响增长，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最优增长区间或路径，等等。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尤其是中国独特的经验，加上诸多国家增长迟缓乃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对深入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丰富素材。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形成有意义的分析框架，对从起飞、持续推进再到降落的经济增长进程提出解释。
（此文已收入《50人的二十年》出版）
本文源自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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