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那边人家》剧照。孙波辉/摄
“浓妆淡抹总相宜”
——浅谈花鼓戏《山那边人家》
文/李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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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益阳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联合演出的《山那边人家》，从剧名到剧本，都与人们印象中的剧种风格迥异。
很多观众耳熟能详的花鼓戏剧目诸如《打铜锣》《补锅》《讨学钱》《蔡坤山耕田》等，剧目中都有一个生动活泼的动词，明示给观众这是表现哪一类生活、展现大概哪种有趣的情节和人物的戏。当然近年也有《桃花烟雨》《夫子》这样剧名的花鼓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及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类或诗情画意或明显表达立意情怀的剧名，其实与中国地方戏曲剧种发展到当代，其审美追求的多样化、强调主旨表达的鲜明性相关。由此及彼，花鼓戏《山那边人家》以小说名作为剧名，体现出的是剧作家对文学的趣味、韵味及品味的追求。
实际上，该剧中所设置的人物、选择的事件、涉及的情感，剧作家盛和煜、曾少祥并不仅仅取材于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这一部小说。在剧中出现的，还有小说《禾场上》《盖满爹》《伏生和谷生》《桐花没有开》《民兵》《扫盲志异》等短篇中的或人物形象、或部分情节、或仅仅借用人名。花鼓戏《山那边人家》与同名小说最为不同的，是剧作家盛和煜、曾少祥将小说作者本人——作家周立波置于剧中，并成为一个贯穿人物，将其融入他自己笔下描述过的生活之中，内在逻辑是顺畅合理的，是戏剧结构的重要部分，也使得周立波从全能视角的“他者”成为“剧中人”。这一创造性的改变和改编，不仅有趣，而且通过三重界面，即新中国成立初期背景下的作家、作家视线里的故乡、乡亲眼中的作家和新生活，丰富了这部戏的乡音、乡情和乡韵的多声部呼应。
《山那边人家》剧照。孙波辉/摄
剧情开始于1955年，其时从益阳清溪走出的作家周立波由北京回到故里，既是挂职锻炼，显然也意在重温乡音、慰藉乡愁，并为小说创作积累生活——时值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作家周立波也正走向知天命的年纪，最重要的作品在酝酿之中。在剧中，他带着热爱文学的高中生卜小伟踏着月色去参加婚礼：谁也没想到，不知什么时候新郎邓伏生竟从婚礼上不见了，新娘胡桂花满腹委曲“明明不把我作数，不由泪水湿眼眶”，等大伙儿在队屋门口找到新郎，得知他是“与其听牛郎中（兽医）空口扯白话（在婚礼上讲国际形势），不如抽空来看看生产队泡的谷种，怕捂坏了”时，新娘就“满面通红”实则是满心欢喜地说：“我不多心”。热爱文学的卜小伟发出赞叹：“真不简单！”其实这也可视为作家周立波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感慨，为此时此地的乡音亲切、乡亲淳朴、乡情动人。
同时，在乡亲们眼中，作家周立波是个拉得家常、说得心里话的“邻居”。在“泡种”一场，当邓满爹父子产生矛盾“大声武气粗喉咙”时，恰好周立波到来，邓伏生将劝说老人将“几丘干田”“耖一下”的事情托付给了他。结果周立波先是抽了邓满爹的一袋烟，接着赞赏老人“小事从来不计较/大面子上也过得身”，并且“脾气又好/精神又足/只是偶尔骂骂人/还有一项真本事/使牛打耙种阳春……看你去耕田/好像弹钢琴/犁得又深/耙得又平……大自然的艺术家/就是老农民”这么会聊天，任谁也不免自信、自得起来，当然邓满爹也未能免俗：“那倒是，像上头湾的那几丘干田，除了我，只怕没人耐得何！”作家再追上一句惊喜和请求：“这就神了！满爹，你晓得我回家乡来是深入生活，向你们学习的。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你得给我！”随着拉起大水牯、扛起犁耙的一声“做秧田去”，周立波使得邓满爹忘却了与伏生的争执，舞台上呈现的秧田舞，弥漫着“大自然艺术家”的满足、快乐与荣光。
《山那边人家》剧照。孙波辉/摄
花鼓戏《山那边人家》走过的是益阳清溪1955年的四季——邓伏生和胡桂花的“婚礼”后，是“泡豆”开秧田的日子，在接下来的“禾场上”“扫盲志异”“腊月”中，作家周立波这位主角，事实上并未打算对剧情的环环相扣起作用，而是在夏天的酷暑、秋季的清凉、年末的喜悦中，点染着自己对故乡人倾诉衷肠的情感需要、发自内心的深度关切，还有在新世界里共同奔向下一个年景的期待：胡桂花养了一年的猪，虽然未能实现为丈夫置件毛绳子衣、爹爹的干部帽子、自己的塑料头发夹子的三个很小又很温馨的愿望，但是爱在、义在、情在——这样的剧情收煞看似与主角周立波无关，但是作家的学生卜小伟“想作诗”所映现出的作家周立波的温情与感慨，还有观众的被打动，与这出戏的主旨立意相关。
也许，《山那边人家》并不是观众惯常印象中的花鼓戏，但好看好听、打动人心的艺术特色仍然熠熠闪亮，可以称得上“浓妆淡抹总相宜”。
李小青，中国剧协《中国戏剧年鉴》主编、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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