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标题《淌过<诗经>的渭河》
历史上的周人、秦人，都是沿着渭河，进入关中平原腹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强盛文明。正是在《诗经》所记录的周人史诗中，渭河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记者/艾江涛 摄影/于楚众
渭河上游，在陕西宝鸡西部数次跨河而过的铁路大桥（视觉中国供图）
周原膴膴
在陕西采访时，我无意中打开谷歌地形图，才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关中平原的轮廓：原本亲密依偎的秦岭与渭河，在进入关中腹地后，秦岭微微向南收缩，渭河缓缓向北移动，山河之间的距离从十几公里扩展到50多公里，而后又渐渐收缩。要知道，正是这块仰赖渭河与众多支流冲积而成的半月形土地，先后抚育了周人与秦人，开启了西安千年古都的历史。
渭河，这条源自甘肃渭源县鸟鼠山，在关山簇拥下一路东流787公里，最终汇入黄河的最大支流，正是在《诗经》所记录的周人史诗中，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周人的始祖最初迁徙于渭河与它的支流泾河之间。从后稷开始，周人最早居于渭河北岸的邰（今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世代经营农业，后稷也被后人奉为教民稼穑的农耕始祖。周部族兴旺的历史，则始于四世祖公刘迁居位于豳地（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的泾河上游黄土高原之后。全部产生于西周的《豳风》，是十五国风中最早的诗篇。在《豳风·七月》中，先民为我们描述出一幅井井有条的农耕生活图景：农夫们终年忙碌，男人们负责耕种、打猎、酿酒、凿冰、修缮房屋、准备祭品，女人们则负责采桑养蚕、纺绩染色、缝制衣服。岁末年终，部族还要杀猪宰羊，在公堂举行隆重的庆典，祝贺首领万寿无疆。
只可惜，这幅繁荣的景象在延续到公刘之后十代子孙时被打破了。迫于沿泾河而下的戎狄劫掠，古公亶父率领周人再次南下，来到紧邻渭河、岐山脚下的周原。
西咸新区，汾河与渭河交汇之处，夕阳下垂钓的人们
在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历史地理学家朱士光为我描述了3000多年前的关中生态。那时的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山、原、河谷、湖泊交错。古籍记载如今早已消失的湖泊，便有关中西部陇县的弦蒲泽、西安附近的滮池与镐池、潼关附近的阳华、泾阳附近的焦获。地形上则是原隰相间——原、隰，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地形，前者是高平的地方，后者则是下湿的地方。周人迁居的周原，便是当时最大的原地。
据历史地理学大家史念海在《河山集》二集中的考证，“那时的周原包括今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县的小部分。东西延袤七十余公里，南北宽达二十余公里。可是这个广阔的周原现在则是有的地方已被沟壑切割成南北向的长条块，最宽的原面不过十三公里，与周人初到此地时的情况迥乎不同”。
周人初到这边土地时的欣悦心情，被记录在《诗经·大雅·绵》这首诗中。“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平坦而肥沃的土地上，草木繁盛，就连苦菜也像麦芽糖一样甜。这里对善于耕种的周人来说无疑是一片乐土。“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周人很快在这片渭河边的原上安顿下来，挖窖挖窑，安居乐业。
几天后，正在丰镐遗址考古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周研究室主任岳连建告诉我，《诗经》中所说的“陶复陶穴”，正是今天在渭北一些地方还能看到的半地穴式窑洞，当地人称之为“地窑”。在丰镐遗址，考古队发现的半地穴建筑，就是窑洞式建筑。小时候，在泾阳老家，岳连建便见过很多地窑：“在平地上先挖个方形的大坑下去，从侧面打个斜坡下去，然后在坑的四个立面打窑洞。为了防止水灾，把窑洞外围弄高一点，做一圈防水，有的地坑院还会挖个深的渗井。”
在周原逐渐兴盛起来的周人，并没有停止东进的步伐。为向中原拓展，周文王沿渭河而下，在沣水西岸筑丰京。那时的周国，已拥有商王朝统治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强大势力。不久，武王灭商，拉开西周王朝275年的历史序幕。
沣河，从终南山北麓沣裕口流出，向北延伸78公里汇入渭河，是一条对西周王朝极为重要的河流。那时的沣水水量比现在更大，镐京西南部还有镐池等大面积水域，可以撒网捕鱼，岳连建说，他们在遗址中发现了可使大网下沉的陶网坠。
现在，在西咸新区的沣河、渭河交汇处，仍有不少人垂钓。在落日的余晖中，从沣河入渭桥上望，两河交汇形成的沙洲中，苇草萋萋，到处是垂钓玩耍的人群。走下河堤，绕行20分钟，才能到达沙洲。踩在松软的白沙上，看着眼前的几个年轻人欣喜地网起一条好几斤重的鲤鱼，你会觉得，亘古以来，这片土地、这条河流所发生的变迁，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岳连建称，考古学者更愿意把沣河西岸的丰京称为丰邑，如同人们把周原称为周邑，把洛阳称为洛邑。西周的都城是镐京，虽然供贵族打猎的丰邑作为都城的一部分并未废弃，但都城的中心从武王时便到了沣河东岸的镐京。
作为周人崛起之地，周原在西周时依然是繁荣的都邑，人口众多，手工业发达。在位于岐山与扶风两县交接处的周原遗址博物馆，我们了解到，自汉代以来，这里就陆续出土了许多青铜重器，其中就有位列“晚清四大国宝”的大盂鼎和毛公鼎，是不折不扣的“青铜器之乡”。岳连建解释，原因在于西周时候好多贵族分封到的采邑都在周原。据考证，周公的采邑便在岐山凤凰山一带，这也是唐人将周公庙建在这里的原因。
从宝鸡出发，沿着渭河一路东行，经过凤翔、岐山、扶风等曾属周原的土地。黄土原上，恰逢小麦成熟的时节。柏油路边，到处晾晒着当地农民新收的麦子。我不知道古人是否也习惯在路边晾晒麦子，但这道独特的风景线，显然提醒着我，这里是周人的故里，更是华夏农耕文明的兴起之地。
位于陕西岐山县凤凰山南麓的周公庙，始建于唐代，据考证，这里也是周公的采邑所在地
蒹葭苍苍
秦人是踏着周人的步伐，从甘肃礼县，沿着渭河，一步步深入关中腹地的。
而真正使秦国崛起为诸侯的，是征讨西戎、护送周平王到洛阳有功的秦襄公。
平王东迁后，宣布将已被犬戎攻占的岐、丰等周人旧地，赐给秦国。秦襄公抓住了这一机遇，不断与犬戎征战，在千河上游建立起秦人进入关中前的第一个都邑——千邑（在今陕西陇县附近）。经过20年的征战，周平王的空头支票终于在秦文公那里变为现实。至此，谁也不能阻止秦人一路东进乃至兼并天下的步伐了，秦的都城也一路从雍城（今陕西凤翔），迁至关中腹地咸阳。
由于善于养马驾车，再加上百余年来的不断征战，秦国几代国君先后战死，彪悍强健的秦人充满马上民族的杀伐之气，与已经兴盛几百年的周人来比，他们在文化上显然属于落后的一方。
《诗经·秦风》的前两篇《车辚》《驷驖》，为我们不厌其烦地描写了车、马的盛壮，秦人对战车、战马的喜欢可见一斑。在前往丰镐遗址的路上，我们在马王镇偶遇了著名的西周车马坑遗址。这一发掘于1956～1957年的遗址，共有七座车马坑，目前发掘保护的仅是其中的二号坑。二号车马坑包含一辆四匹马的战车，还有两匹马的乘用车。隔着3000年的时光，车马坑中车辕的轮廓，马匹的配饰依然清晰可见。那是一个以车战为主的时代，诸侯国实力的体现，便看有多少“乘”战车。所谓“乘”，便指以三人、四马、五兵为一组的基本车战单元。当我们前往凤翔埋葬秦景公的秦公一号大墓时，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车马坑，还正在初步挖掘阶段。
除了作战强悍，秦人的野蛮还体现在活人殉葬制度。在那个全长300米、墓深24米、相当于8层楼高，比河南安阳商王墓大10倍的秦公一号大墓中，殉葬者竟多达182人。
《诗经·秦风·黄鸟》中便记录了为秦穆公殉葬的三位贤臣——曾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国人愿意以百人来赎回“三良”的性命，叹惋之情溢于言表。
在沣河西岸马王镇出土的西周车马坑二号坑，包含一辆四匹马的战车，还有两匹马的乘用车
如果说关中腹地为周人创造了一个礼乐文明的盛世，那么则为勇武善战的秦人奠立了俯冲六国、问鼎中原的坚实基础。
朱士光为我们分析关中自古作为龙兴之地的原因，除了植被丰茂、物产丰富外，这里区位条件很好。早在西汉初年，娄敬在劝说刘邦建都长安时便讲道：“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从地貌来看，关中地区处于从大兴安岭、太行山到秦岭东端、青藏高原以东的二级阶梯，战国七雄中的其他六国，则处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一级阶梯。“秦始皇占据的关中平原居高临下，本身就有威慑作用，其他六国虽然主张合纵，但打到潼关是仰视扣关，打不进来；秦始皇出关则是顺势而下。”
况且，秦人那个时代的渭河水量充沛，航运也颇为便捷。史上著名的“泛舟之役”中，秦穆公正是从国都雍城，将粮食沿渭河运送进入黄河，解决了晋国的旱灾，从而在诸侯之间声望大涨。
在前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志慧看来，承袭周人的农耕文明，善于畜牧的秦人，性格里既有务实，也有强悍的一面。“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秦风·无衣》正是这种民族性的集中体现。
只是，秦人并非只有勇武强悍的一面，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同样有深情款款的一面。“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秦风》中，《蒹葭》这首诗多少显得特殊。李志慧的解释是，“这是秦人受到周文化影响的结果。就像《秦风·终南》所写‘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到这里玩的贵族，穿衣打扮也是文质彬彬。能够将粗犷与文雅两个方面完美统一在一起的，不是太多”。
2015年，眉县政府在渭河南岸建了一个叫蒹葭台的景点，这里也是渭河“百里画廊”的一段。虽然这里只是后起的景点，莫衷一是，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2000多年前《蒹葭》就写在渭河边上，因为彼时秦国的势力还未抵达黄河岸边。
大河之汇
采访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侯甬坚提醒我，要多注意河流交汇之处。在《渭河》一书中，他写道：“汭，是指河流会合或弯曲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早期居民容易居住，展开生活，彼此来往，促进交流。”
1983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渭河研究组撰写出版了《渭河下游河流地貌》一书。据此书所附《渭河水系图》统计，渭河各级主流共计19条，其中北岸13条，南岸6条。
在渭河上游，千河与渭河的交汇处，正是非子为周天子养马、秦人得以崛起的地方。而沣河与渭河的交汇处，则处于西周王室的核心地带。除了这两个地方，最为有名的渭汭，无疑要算泾渭交汇之处。
在高陵县船张村附近，渭河接纳了自己的最大支流泾河。泾河的源头在400多公里外、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六盘山主脊老龙潭。
当我们按照导航一路前来，天色已经渐晚，车子很快在一个不知名的村子中迷了路。不得已，我们只好对着地图上两河交汇的地方，一点点靠近。终于，一座大桥出现在眼前，路边停放的车辆也越来越多。果然，泾渭交汇的地方就在前面，天已经快黑了，但岸边的游客依然盘亘不去。随着众人手指的方向，我试图分辨那条“泾清渭浊”的分界线，但光线实在太暗了。我是在第二天下午，才看清楚了泾渭两河的分界线。或许因为在这一段，泾河河道明显比渭河要窄，更为浑浊的渭水将泾水不断挤压到岸边，水中还是可以分辨出隐隐的一道界限。当地人说，夏季并非欣赏这一景观的最佳时节，在冬季水量更少的时候，泾渭的分野更加清晰。
按理说，最早注意到“泾渭分明”这一现象的应该是周人或后来的秦人，然而，在《诗经》中，却是流行于河南淇县以北的《邶风·谷风》最早记录了这一现象，“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农史专家辛树帜在其晚年所著的《禹贡新解》指出，将《谷风》放入《邶风》是错简，这首诗应该放入《小雅》。
而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两河上游水土侵蚀情况的变化，泾渭的清浊并不是一成不变。在《论泾渭清浊的变迁》一文中，史念海将这种变迁总结为：“春秋时期是泾清渭浊，战国后期到西晋初年却成了泾浊渭清，南北朝时期再度成为泾清渭浊，南北朝末年到隋唐时期又复变成泾浊渭清，隋唐以后又变成泾清渭浊。”
我们本想将探访的最后一站放在陕西潼关县秦东镇，渭河汇入黄河之处。然而，考虑到距此80多公里的洽川镇的重要性，不得不做出路线调整。毕竟，从朱熹以来的很多学者，都将洽川的黄河湿地，视为《诗经》开篇《周南·关雎》的诞生地。朱熹在《诗集传》的《关雎》篇，有“在洽之阳，在渭之郃”的注释可为佐证，郃阳即今天的渭南市合阳县，洽水在合阳县汇入黄河，这里的黄河滩地自古以来便被称为洽川。
此外，《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中的“河”，在先秦专指黄河。如此一来，将这首诗收入《周南》，也即周公所管理的河南省南部、湖北省北部一带，便显得颇成问题。
不论怎么说，洽川一带的黄河湿地，看起来满足《关雎》写作的地理环境。黄河冲出晋陕大峡谷，河道变宽，水流减缓，到这里明显变得轻松、温柔起来。沿着洽川湿地旁的公路行驶，道路两边风景迥异，左手边是高高突起的黄土原，一排排窑洞、一座座抽黄灌溉的水利设施，右手边则触目皆是绿色的苇荡，间或伴随农人挖掘的鱼塘与荷花池，几只腿脚瘦长的白鹭突然从芦苇丛中一飞冲天。
这片一望无际的河滨湿地，为北国的天空下留下一处胜似江南的美景，也让古人留下“早知有洽川，何必下江南”的感叹。
（本文写作参考王若冰所著《渭河传》，感谢韩佳卫、曹祎黎对采访的帮助，实习生曾宇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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