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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1-42集免费
探索与奋斗
——我的前半生
本文的副标题大概很多人不以为然，这是宣统皇帝自传的书名，而我，一个不满四十刚刚步入中年的小人物也敢用这个标题，真是不自量力。但是，真正用错标题的不是我，正是宣统爷。他的“前半生”写了五十多年，占其一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怎能以“半”相称呢？而我，今年三十七岁，“人生七十古来稀”，正好是“前半生”。
三十七年，我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四清，文革以至改革开放种种事端，个人命运也随国运兴衰而浮沉上下。可谓饱经风霜，值得写入自传的事不胜枚举，用这个题目也算名副其实吧。
一、富于“革命传统”的教师世家
1966年，文革兴起，父亲受到冲击，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省教育学院第一批揪出来。我在合肥一中读初二，受大局裹挟，与两个哥哥(都是合肥一中老三届学生)一起，贴了父亲大字报。多年以后想到此事，兄弟都十分惭愧内疚。父亲却幽默而大度地说:“我们这个家庭本来就有革命的传统。”原来，我的曾祖父是满清二品大员，皖南总镇，据说是杀害捻军首领张乐行起家的。我祖父早年与同盟会有瓜葛，是想南下革命未能成行的国民党员，成了推翻满清的革命者。而我的父亲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我们文革中又造父亲的反。父亲说:“我们家是一代反一代的，这种历史到你们这，该结束了”。
祖父早年投身辛亥革命，但发现国民党腐朽无能，便隐居乡里，教书为业，是阜阳著名的教育工作者，解放初期曾任第一届皖北行政区政协委员。祖父是我们家成为教师世家的第一代。
父亲是牛家第二代教师。他是老共产党员，1949年阜阳解放时随军进城，并留在家乡参加接收工作。曾经兼任民教科长，司法科长，统战科长三职，春风得意，一帆风顺。1951年，在我出生前不久，他负责筹建阜阳地区人民医院，并任首任院长。因工作意见不同，得罪了当时在阜阳主持工作的一位大人物，被开除党籍，关进监狱，判刑15年。由于父亲的同事战友主持正义，母亲不停上诉，正好华东局一位领导来阜阳检查工作，父亲关了几个月就放了出来，分配在阜阳联中当教师。以后调到合肥，任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后改为教育学院)教师，后提拔为中文系主任。人放了，工作安排了，但党籍一直没有恢复，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恢复党籍。
父亲的冤案并没有使他停止战斗的步伐，他从不屈服，从不颓废，一直抱病工作(先父从小就有过敏性哮喘病，几十年没找到过敏源)。即使文革中那样的冲击，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教育青年一代，要他们相信党，相信人民。这一切，给了我一种信念:人生，奋斗就是幸福，成功与否并不重要。先父去世后，我写了一首词，表达这种心情:“悲声咽，天公无义亲长别。亲长别，子孙啼泪，子规啼血。 半生坎坷心如铁，歌诗剑戟終未歇。終未歇，谁人承继，我翁遗业。”
二、中小学时代
我自幼随爷爷奶奶在界首生活，那时不记事，真正记事还是1957年的一天，家里来了几个人，好像还带着枪，把爷爷抓走了，奶奶大哭，小姑大发脾气。事情的原因我当然不懂，后来知道，爷爷被打成右派了。若干年后，听大人说，1957年整风时，祖父称病在家休息，长期不参加会议。他任教的学校派人来请他开会，给共产党提意见。盛情难却，他就说了一条，农村不重视牛，牛养的不好，有饿死的。后来我们分析，他本意可能不想讲，但又不能不讲，我们家姓牛，就讲牛吧。结果就这一句话，爷爷由开明士绅政协委员变成右派分子，劳改犯。也是若干年后，我听说，爷爷死在劳改农场了。原因不明，大概是那几年饿死的。
爷爷走了，奶奶没工作，界首住不下去了，就随奶奶到了合肥，来到父母身边，上了大半年幼儿园，1958年进了合肥师范附小上小学。小学六年过得平平，既没有光环，甚至连一次三好学生都没当过，更没有带过杠杠。但也没有大错，记不得有家长到学校挨训的经历。只记得三年级时的一天，学校给每个同学发一个饼子，很多人啃得津津有味，有人几口就咽下去了。我却觉得难以下咽，原来饼子是用黄豆秸加一点黄豆面做的，专门治疗浮肿。学校很多同学饿肚子，得了浮肿病。而我除了不能放开肚皮吃饭以外，并没有感到如此可怕的饥饿。只是记得妈妈有一天召集我们兄妹开会，要大家写一个保证书，保证吃饭定量，不能多吃。我们都写了，妈妈接过去的时候眼里闪着泪光。看到同学们吃豆秸饼的情景，我理解了那张保证书的意义。
1964年我考进了合肥一中。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我们的语文课基本按政治课的标准上的。我们批判《儒林外史》中的《王冕》那一课，说鼓吹阶级调和，个人奋斗。批判《爱莲说》说鼓吹地主阶级清高孤傲。把《东方红》朗诵词，《欧阳海之歌》选段当教材背诵。同学间也互相写作文打嘴仗。一个同学评《西游记》说孙悟空是农民起义的代表，我就写作文说孙悟空是农民起义的叛徒，最后投降了。
我们班的做法得到了上级的重视，我父亲带了教育学院的老师学生来听课，王家姐弟的父亲教育厅中教处处长也带人来总结教改经验。这样的教学方式已经成为当时教育改革的方向，发展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1966年初，批判三家村，各个学校都抓小三家村。作为中文系主任的爸爸，当仁不让地被揪出来了。我们兄弟虽然贴了爸爸的大字报，还是被打成黑七类，狗崽子，在学校受尽了冷眼。渐渐地，我发现黑七类越来越多，红五类则日益减少。因为我们班大多数同学的父亲都受到冲击。六七月份，还在学校读报纸，学习文件，八月十六条发表以后就开始批判老师了。我们的语文老师韩子英一个晚上被揪出来批判，好像还挨了打。不过我们和我的朋友都没参加过这种活动。八月十八号，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我们坐火车去了北京。出北京站的时候，有北京红卫兵堵在门口问家庭出身。我自然按老一套说“革命干部”，于是顺利出站，不一会，一个红卫兵来问我，父亲是不是挨了批判。我回答“批判了，没定案”，结果就被揪出队伍，不让进京，不让见毛主席。还好，北京红卫兵还是带我们看了天安门，才把我们驱逐出京。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谁告诉北京红卫兵我父亲受批判的事的。
1966年10月底，我又一次到北京，11月10日见到了毛主席。并到武汉，杭州，上海串联。回合肥后，又和哥哥并几个同学一起步行串联，到安庆，沿长江到庐山，武汉，然后到长沙，韶山，萍乡，安源，南昌等地，一直到1967年2月才回到合肥。
文革中我一直没参加派性组织。我的信条是两段顺口溜:“三餐两觉一场球，几本小说放床头，睡眼睁开四点半，长江路上游一游”和“逍遥派，真自在，中央表态我表态，运动后期当左派”。
1967年七八月间，合肥武斗正酣时，我到徐州一个小煤矿的叔叔那呆了三个月，等“九五指示”下达，武斗结束才回来。
1968年搞了一阵复课闹革命，我还讲了几节语文课，主要是毛主席诗词。因为讲这个保险，不会受批评，而且我父亲研究主席诗词发表过不少文章，我都看过，算是轻车熟路。我就从那时系统研究诗词格律，并开始创作，不过那个时期写的诗都遗失或者被自己烧毁了。1968年，不记得几月份了，我们拿到了一张纸的初中毕业证书，离我们1967年毕业已经过去一年了。
三、知青岁月
1968年11月21日，一个冬天阴冷的凌晨，合肥一中的操场上，积聚一群等待下放的同学，几辆大卡车静静地停在操场中间，简单的行李已经放在车上，同学们围着车做最后的告别，有的同学是家长送来的，与家长抱头相泣，更多的同学没有家长送，他们都和我一样，父母都在牛棚里受批判。
天还没亮，车子就出发了，我们唱着苏联《共青团之歌》“再见了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嘹亮的歌声在合肥夜空回荡，我们都知道，妈妈是听不见的。
车子中间放行李，人围坐在行李边上，尽管把棉衣裹得紧紧的，还是挡不住那刺骨的寒风。终于，有一位女同学哭泣了，仿佛传染似的，瞬时哭声一片。
车辆一路向南，把我们带过长江，带进群峰起伏，山路蜿蜒的皖南山区，一路上不断有车停下来，是有人到了目的地了，而我们的车还在不知疲倦的向前开，直到夜幕降临，薄雾升起时候，才在距离县城十公里的地方停下来，这就是我的独立人生的第一站——石台县七里公社杏溪大队塘湾生产队。
生产队一共24户，一百多人，只有七十多亩田，既无副业，又无林渔。一下子多了七个人吃饭，对生产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其实他们并不欢迎我们。但中国的农民是纯朴善良的，他们及时向我们表现出善意。每天给我们送上各种蔬菜，教我们烧火做饭，带我们上山砍柴。我也不断学习各种技能，插秧，耘田，耕地，打耙，割稻，打稻，直到水库工地上的打眼放炮，都无所不能。我的工分由最初的5分，逐步涨到水库工地的12分。成了最高分。
除了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外，我们还不忘自己教育农民的任务。牢记毛主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指示，在生产队办夜校，教农民认字，宣传那时中央的政策方针。记有一年(好像是1969年)，针对全国各地有人组织工人农民参加武斗的现象，中央发布一个“八二八命令”，要求限期工人回工厂工作，农民回农村劳动，并说逾期不归者，“工人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这个命令传到大队时，已经是年底了，我们在水库工地劳动。大队命令过革命化春节，工地不停工。并提出一个口号“大干干到二十九，吃过年饭就动手”。农民自然不愿意，都想歇两天，大队规定不许请假，并以八二八命令的为借口说过年不上工就扣工分。面对如此局面，我利用夜校机会向农民宣传八二八命令的原意，讲停记工分与扣除工分的区别。还向大队力陈他们这样做的错误，大队最后决定放假三天。
我们在农村立住了足，并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还担任各种职务，有赤脚医生，民办教师，植保员等，我当了一个学期民办教师。后因工分问题辞职不干，也是一件趣事。
我任教的学校一共六个班，两个老师，一人三个班，语文，数学，体育，唱歌全包。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工分竟然是全组男生工分最低的，原来干农活不比他们低，当老师辛辛苦苦工分还少了。而且我们一个组在一起吃饭，工分少就吃了别的同学的，虽然他们没意见，但我不愿意，我据理力争，生产队长说，当老师不用风吹日晒，舒服得很，拿多了社员有意见。于是我就辞职不干了。
1971年开始招工，我们组的同学先后招到合工大，针织厂等单位，只有我还坚持在农村。那一年是我在农村最活跃的一年。我们是大队核算的，每个生产队都可以给我记工分。大队办发电站，我当电工，还出差到合肥买灯泡，那时灯泡是要票的，很多同学帮我找票，还有同学听说灯泡厂领导是我们学校支左的解放军，就去找他，结果我顺利买了100多灯泡回去，完成了任务。
大队搞文艺宣传队演《智取威虎山》，我当导演；，我带十几个小青年天天跑十几里路，到处看《智取威虎山》的黑白片，终于自己排出了一场大戏，演出时农民都挺欢迎的。
我还义务承包了全大队宣传喇叭的修理。我一个人也不烧饭了，走到哪吃到哪，全大队五个生产队都有我的据点，那时真有在农村扎根的想法了。
四、工厂生活
正当我准备扎根农村时，爸爸被解放了，随教育学院一起到宣城的安徽劳动大学任教，后仍担任中文系主任。我也因此有了招工资格，被招到铜陵有色建安公司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
工厂的生活是有规律的，每天按时上下班，那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汽车修理工，几乎没什么事干，大家上班也就抽烟，喝水，聊天，甚至有人打牌下棋。晚上却很忙，每晚开会搞运动，学文件。青工则每周一次学技术，也就讲一下汽车的基础理论。
我却有了一个很好的学技术的机会。我的师傅在我进厂两个月时候住院了，我不得不顶岗干活了。大修，小修，保养，特别是临时故障，挺考验人的。我师傅不在，我就靠问别的师傅，看书，来解决问题。这样，我的技术基本过关了。
当时，全国都流行学马列。毛泽东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觉得当时的背语录，看报纸学马列是行不通的。我想学真正的马列主义。除了通读“毛选四卷”“马列六本书”以外，我决心认真学习《资本论》。那时的学习环境十分糟糕，夏天晚上同屋的工友出去打牌，我把房子扫干净，把蚊子赶跑，接一盆冷水，把脚泡在水里降温，然后开始读书。冬天就直接在被窝里打手电看书。经过三年苦读，我基本弄懂了《资本论》。在评法批儒运动中我的古文基础发挥了作用，我作为公司理论小组的主力写了多篇文章发表在《铜陵战讯》(当时铜陵市委机关报)上。我也成为公司工人讲师团成员，到处宣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评《水浒》，讲《红楼梦》也都少不了我。
1975年，公司办“七二一大学”，开政治经济学课，没有老师。有人知道我读过《资本论》，便推荐我去担任教师，但只是兼职，每周六节课，上课就去，下课回队里上班，没有备课时间，我也不布置作业(没时间改)。这样一直教了两年，第一届学员毕业了(也没有第二届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段经历巩固了我的理论基础，为以后考研究生奠定了基础。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铜陵张翅下台，揭批四人帮时，我由于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成了批判对象，在车队做了三次检查才过关。
1978年，国家文革后第一次招考研究生，我由于不愿考大学，就报名参加劳动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考试，报名后才知道要考政治经济学史。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门课，临时借了几本书，苦读两个月，竟然过了复试线。由于我在公司里的政审材料不好，公司新领导认为我在工人理论小组是宣传四人帮的观点，给我写了一个不利的材料，加上父亲与劳动大学领导关系也不好，我虽然面试成绩很好，还是没能录取。
1979年，40％涨工资，我原以为肯定有份。但我的师母到处游说，说我师傅是精神病，涨不了工资就犯病，更三天两头找我谈话，要我让他。我无可奈何只有高姿态让出了涨工资的指标。
这时有色公司在二冶厂办高中，缺少老师，有人推荐了我，我凭着一张研究生复试通知去当上了中学教师。建安公司因为涨工资的事，感觉欠我什么，以卡人为己任的劳资科也就欣然同意，我结束了八年工人生涯，走进教师队伍。
五、教学相长生涯
1980年12月，我又一次踏上讲台，担任高中教师。第一个学期教高中政治，恰好是经济学专题，我教的得心应手。但很快高中班取消了，我改教初中语文。我的语文程度本来就是初中二年级，虽然以后读了不少书，但真正要教书，难度还不是一般的大。正好这时铜陵师专(后改为财专)夜大学开办，我成为第一届学员。我就边教边学。
夜大学的同学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悬殊(有父女一起上夜大)，职务高低差别也很大(县干和工人同班)。每天下班后，吃过晚饭大家从各地奔到学校上课，三年走的路顶得上万里长征。直到1984年1月，该毕业了。省教育厅又出了幺蛾子，说必须经过他们考核才承认学历。为了应付考试，市政府发文让我们停产复习一个半月，但学校说，复习可以，课必须上，于是我没有脱产复习就走进考场。谁知考完后，校长拿出文件，指着最后一行给我看，“复习期间，停发奖金”。呜呼，我说不出话来！
考试那天，天冷得出奇，多年未见的大雪盖满了去考场的路，考场没有暖气，没有炉子，人哈出的汽在把考场笼上一层雾。监考由财专，市教育局，省教育厅三家各派一人，严肃认真，如临大敌。古典文学考试三个小时，七张卷子。大家写得手酸腰疼，有人骚首挠背，直抓头皮，便提议允许大家抽烟。经研究同意每人抽一根。瞬时考场里烟雾弥漫，一根接一根地抽，有人以借火为名，互相交头接耳，传递答案。监考者无奈之下叫停了抽烟。考试结束，一个女同学冷得受不了，从怀中掏出一个冷透了的热水袋，大家哈哈大笑，直说我们都是现代范进。考试结果，我现代汉语88.5，古典文学88，哲学73的高分获总分第二，专业课两门总分第一。但有40名同学补考，最后还有14个人补考不及格，没拿到文凭。
直到1984年8月，我们才举行毕业典礼，拿到大专毕业证书。毕业典礼后的第三天，我就参加安徽师范大学第一届函授本科招生考试，又参加了三年的本科教育。从1980年到1987年，历时七年，我终于由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变成大学本科生了。我们函授的同学有三人没等到毕业就英年早逝了，十分令人惋惜。
我所在的学校，也在1984年被有色公司办成完中，恢复了高中部，命名为“有色中学”，成为有色公司的重点中学。我自己从1981年到1987年，带两届初中，其中1984届中考我带的班语文全市第三，一个学生95.5获全市第一名。1987届，我带的班还是语文单科全市第三。
凭心而论，我是热爱教师这个行业的，我祖孙三代都是教师。我为学生的进步而喜悦，为他们退步而忧愁，学生生病我带他们去就医，看着他们吃药，并经常把生病的学生带回家照料。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都很尊重我，甚至有人听说我带哪个班就把学生转到哪个班，有的为了我这个班而从其他学校转过来。
但是，中国的教育现状太糟糕，很多明知不对的事要违心地去做，很多应该做的事却行不通。由于学校扩大规模，从外地聘请一群教师，他们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有色中学四年换了三个校长，八个教导主任，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们这一代是社会的试验品从我们记事时算起，1957年反右派，1958年三面红旗，1959年反右倾，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晚婚晚育，恢复高考，一直到今天改革开放，我们还是试验品，还要承担社会风险。有人说这是我们的不幸，其实这真是我们的骄傲！我愿继续给社会做试验，因此我报名参加百货公司教育科长的招聘活动，以揭开我人生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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