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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1-42集免费(我的前半生)

我的前半生1-42集免费

探索与奋斗

——我的前半生

本文的副标题大概很多人不以为然,这是宣统皇帝自传的书名,而我,一个不满四十刚刚步入中年的小人物也敢用这个标题,真是不自量力。但是,真正用错标题的不是我,正是宣统爷。他的“前半生”写了五十多年,占其一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怎能以“半”相称呢?而我,今年三十七岁,“人生七十古来稀”,正好是“前半生”。

三十七年,我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四清,文革以至改革开放种种事端,个人命运也随国运兴衰而浮沉上下。可谓饱经风霜,值得写入自传的事不胜枚举,用这个题目也算名副其实吧。

一、富于“革命传统”的教师世家

1966年,文革兴起,父亲受到冲击,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省教育学院第一批揪出来。我在合肥一中读初二,受大局裹挟,与两个哥哥(都是合肥一中老三届学生)一起,贴了父亲大字报。多年以后想到此事,兄弟都十分惭愧内疚。父亲却幽默而大度地说:“我们这个家庭本来就有革命的传统。”原来,我的曾祖父是满清二品大员,皖南总镇,据说是杀害捻军首领张乐行起家的。我祖父早年与同盟会有瓜葛,是想南下革命未能成行的国民党员,成了推翻满清的革命者。而我的父亲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我们文革中又造父亲的反。父亲说:“我们家是一代反一代的,这种历史到你们这,该结束了”。

祖父早年投身辛亥革命,但发现国民党腐朽无能,便隐居乡里,教书为业,是阜阳著名的教育工作者,解放初期曾任第一届皖北行政区政协委员。祖父是我们家成为教师世家的第一代。

父亲是牛家第二代教师。他是老共产党员,1949年阜阳解放时随军进城,并留在家乡参加接收工作。曾经兼任民教科长,司法科长,统战科长三职,春风得意,一帆风顺。1951年,在我出生前不久,他负责筹建阜阳地区人民医院,并任首任院长。因工作意见不同,得罪了当时在阜阳主持工作的一位大人物,被开除党籍,关进监狱,判刑15年。由于父亲的同事战友主持正义,母亲不停上诉,正好华东局一位领导来阜阳检查工作,父亲关了几个月就放了出来,分配在阜阳联中当教师。以后调到合肥,任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后改为教育学院)教师,后提拔为中文系主任。人放了,工作安排了,但党籍一直没有恢复,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恢复党籍。

父亲的冤案并没有使他停止战斗的步伐,他从不屈服,从不颓废,一直抱病工作(先父从小就有过敏性哮喘病,几十年没找到过敏源)。即使文革中那样的冲击,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教育青年一代,要他们相信党,相信人民。这一切,给了我一种信念:人生,奋斗就是幸福,成功与否并不重要。先父去世后,我写了一首词,表达这种心情:“悲声咽,天公无义亲长别。亲长别,子孙啼泪,子规啼血。 半生坎坷心如铁,歌诗剑戟終未歇。終未歇,谁人承继,我翁遗业。”

二、中小学时代

我自幼随爷爷奶奶在界首生活,那时不记事,真正记事还是1957年的一天,家里来了几个人,好像还带着枪,把爷爷抓走了,奶奶大哭,小姑大发脾气。事情的原因我当然不懂,后来知道,爷爷被打成右派了。若干年后,听大人说,1957年整风时,祖父称病在家休息,长期不参加会议。他任教的学校派人来请他开会,给共产党提意见。盛情难却,他就说了一条,农村不重视牛,牛养的不好,有饿死的。后来我们分析,他本意可能不想讲,但又不能不讲,我们家姓牛,就讲牛吧。结果就这一句话,爷爷由开明士绅政协委员变成右派分子,劳改犯。也是若干年后,我听说,爷爷死在劳改农场了。原因不明,大概是那几年饿死的。

爷爷走了,奶奶没工作,界首住不下去了,就随奶奶到了合肥,来到父母身边,上了大半年幼儿园,1958年进了合肥师范附小上小学。小学六年过得平平,既没有光环,甚至连一次三好学生都没当过,更没有带过杠杠。但也没有大错,记不得有家长到学校挨训的经历。只记得三年级时的一天,学校给每个同学发一个饼子,很多人啃得津津有味,有人几口就咽下去了。我却觉得难以下咽,原来饼子是用黄豆秸加一点黄豆面做的,专门治疗浮肿。学校很多同学饿肚子,得了浮肿病。而我除了不能放开肚皮吃饭以外,并没有感到如此可怕的饥饿。只是记得妈妈有一天召集我们兄妹开会,要大家写一个保证书,保证吃饭定量,不能多吃。我们都写了,妈妈接过去的时候眼里闪着泪光。看到同学们吃豆秸饼的情景,我理解了那张保证书的意义。

1964年我考进了合肥一中。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我们的语文课基本按政治课的标准上的。我们批判《儒林外史》中的《王冕》那一课,说鼓吹阶级调和,个人奋斗。批判《爱莲说》说鼓吹地主阶级清高孤傲。把《东方红》朗诵词,《欧阳海之歌》选段当教材背诵。同学间也互相写作文打嘴仗。一个同学评《西游记》说孙悟空是农民起义的代表,我就写作文说孙悟空是农民起义的叛徒,最后投降了。

我们班的做法得到了上级的重视,我父亲带了教育学院的老师学生来听课,王家姐弟的父亲教育厅中教处处长也带人来总结教改经验。这样的教学方式已经成为当时教育改革的方向,发展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1966年初,批判三家村,各个学校都抓小三家村。作为中文系主任的爸爸,当仁不让地被揪出来了。我们兄弟虽然贴了爸爸的大字报,还是被打成黑七类,狗崽子,在学校受尽了冷眼。渐渐地,我发现黑七类越来越多,红五类则日益减少。因为我们班大多数同学的父亲都受到冲击。六七月份,还在学校读报纸,学习文件,八月十六条发表以后就开始批判老师了。我们的语文老师韩子英一个晚上被揪出来批判,好像还挨了打。不过我们和我的朋友都没参加过这种活动。八月十八号,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我们坐火车去了北京。出北京站的时候,有北京红卫兵堵在门口问家庭出身。我自然按老一套说“革命干部”,于是顺利出站,不一会,一个红卫兵来问我,父亲是不是挨了批判。我回答“批判了,没定案”,结果就被揪出队伍,不让进京,不让见毛主席。还好,北京红卫兵还是带我们看了天安门,才把我们驱逐出京。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谁告诉北京红卫兵我父亲受批判的事的。

1966年10月底,我又一次到北京,11月10日见到了毛主席。并到武汉,杭州,上海串联。回合肥后,又和哥哥并几个同学一起步行串联,到安庆,沿长江到庐山,武汉,然后到长沙,韶山,萍乡,安源,南昌等地,一直到1967年2月才回到合肥。

文革中我一直没参加派性组织。我的信条是两段顺口溜:“三餐两觉一场球,几本小说放床头,睡眼睁开四点半,长江路上游一游”和“逍遥派,真自在,中央表态我表态,运动后期当左派”。

1967年七八月间,合肥武斗正酣时,我到徐州一个小煤矿的叔叔那呆了三个月,等“九五指示”下达,武斗结束才回来。

1968年搞了一阵复课闹革命,我还讲了几节语文课,主要是毛主席诗词。因为讲这个保险,不会受批评,而且我父亲研究主席诗词发表过不少文章,我都看过,算是轻车熟路。我就从那时系统研究诗词格律,并开始创作,不过那个时期写的诗都遗失或者被自己烧毁了。1968年,不记得几月份了,我们拿到了一张纸的初中毕业证书,离我们1967年毕业已经过去一年了。

三、知青岁月

1968年11月21日,一个冬天阴冷的凌晨,合肥一中的操场上,积聚一群等待下放的同学,几辆大卡车静静地停在操场中间,简单的行李已经放在车上,同学们围着车做最后的告别,有的同学是家长送来的,与家长抱头相泣,更多的同学没有家长送,他们都和我一样,父母都在牛棚里受批判。

天还没亮,车子就出发了,我们唱着苏联《共青团之歌》“再见了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嘹亮的歌声在合肥夜空回荡,我们都知道,妈妈是听不见的。

车子中间放行李,人围坐在行李边上,尽管把棉衣裹得紧紧的,还是挡不住那刺骨的寒风。终于,有一位女同学哭泣了,仿佛传染似的,瞬时哭声一片。

车辆一路向南,把我们带过长江,带进群峰起伏,山路蜿蜒的皖南山区,一路上不断有车停下来,是有人到了目的地了,而我们的车还在不知疲倦的向前开,直到夜幕降临,薄雾升起时候,才在距离县城十公里的地方停下来,这就是我的独立人生的第一站——石台县七里公社杏溪大队塘湾生产队。

生产队一共24户,一百多人,只有七十多亩田,既无副业,又无林渔。一下子多了七个人吃饭,对生产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其实他们并不欢迎我们。但中国的农民是纯朴善良的,他们及时向我们表现出善意。每天给我们送上各种蔬菜,教我们烧火做饭,带我们上山砍柴。我也不断学习各种技能,插秧,耘田,耕地,打耙,割稻,打稻,直到水库工地上的打眼放炮,都无所不能。我的工分由最初的5分,逐步涨到水库工地的12分。成了最高分。

除了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外,我们还不忘自己教育农民的任务。牢记毛主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指示,在生产队办夜校,教农民认字,宣传那时中央的政策方针。记有一年(好像是1969年),针对全国各地有人组织工人农民参加武斗的现象,中央发布一个“八二八命令”,要求限期工人回工厂工作,农民回农村劳动,并说逾期不归者,“工人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这个命令传到大队时,已经是年底了,我们在水库工地劳动。大队命令过革命化春节,工地不停工。并提出一个口号“大干干到二十九,吃过年饭就动手”。农民自然不愿意,都想歇两天,大队规定不许请假,并以八二八命令的为借口说过年不上工就扣工分。面对如此局面,我利用夜校机会向农民宣传八二八命令的原意,讲停记工分与扣除工分的区别。还向大队力陈他们这样做的错误,大队最后决定放假三天。

我们在农村立住了足,并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还担任各种职务,有赤脚医生,民办教师,植保员等,我当了一个学期民办教师。后因工分问题辞职不干,也是一件趣事。

我任教的学校一共六个班,两个老师,一人三个班,语文,数学,体育,唱歌全包。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工分竟然是全组男生工分最低的,原来干农活不比他们低,当老师辛辛苦苦工分还少了。而且我们一个组在一起吃饭,工分少就吃了别的同学的,虽然他们没意见,但我不愿意,我据理力争,生产队长说,当老师不用风吹日晒,舒服得很,拿多了社员有意见。于是我就辞职不干了。

1971年开始招工,我们组的同学先后招到合工大,针织厂等单位,只有我还坚持在农村。那一年是我在农村最活跃的一年。我们是大队核算的,每个生产队都可以给我记工分。大队办发电站,我当电工,还出差到合肥买灯泡,那时灯泡是要票的,很多同学帮我找票,还有同学听说灯泡厂领导是我们学校支左的解放军,就去找他,结果我顺利买了100多灯泡回去,完成了任务。

大队搞文艺宣传队演《智取威虎山》,我当导演;,我带十几个小青年天天跑十几里路,到处看《智取威虎山》的黑白片,终于自己排出了一场大戏,演出时农民都挺欢迎的。

我还义务承包了全大队宣传喇叭的修理。我一个人也不烧饭了,走到哪吃到哪,全大队五个生产队都有我的据点,那时真有在农村扎根的想法了。

四、工厂生活

正当我准备扎根农村时,爸爸被解放了,随教育学院一起到宣城的安徽劳动大学任教,后仍担任中文系主任。我也因此有了招工资格,被招到铜陵有色建安公司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

工厂的生活是有规律的,每天按时上下班,那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汽车修理工,几乎没什么事干,大家上班也就抽烟,喝水,聊天,甚至有人打牌下棋。晚上却很忙,每晚开会搞运动,学文件。青工则每周一次学技术,也就讲一下汽车的基础理论。

我却有了一个很好的学技术的机会。我的师傅在我进厂两个月时候住院了,我不得不顶岗干活了。大修,小修,保养,特别是临时故障,挺考验人的。我师傅不在,我就靠问别的师傅,看书,来解决问题。这样,我的技术基本过关了。

当时,全国都流行学马列。毛泽东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觉得当时的背语录,看报纸学马列是行不通的。我想学真正的马列主义。除了通读“毛选四卷”“马列六本书”以外,我决心认真学习《资本论》。那时的学习环境十分糟糕,夏天晚上同屋的工友出去打牌,我把房子扫干净,把蚊子赶跑,接一盆冷水,把脚泡在水里降温,然后开始读书。冬天就直接在被窝里打手电看书。经过三年苦读,我基本弄懂了《资本论》。在评法批儒运动中我的古文基础发挥了作用,我作为公司理论小组的主力写了多篇文章发表在《铜陵战讯》(当时铜陵市委机关报)上。我也成为公司工人讲师团成员,到处宣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评《水浒》,讲《红楼梦》也都少不了我。

1975年,公司办“七二一大学”,开政治经济学课,没有老师。有人知道我读过《资本论》,便推荐我去担任教师,但只是兼职,每周六节课,上课就去,下课回队里上班,没有备课时间,我也不布置作业(没时间改)。这样一直教了两年,第一届学员毕业了(也没有第二届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段经历巩固了我的理论基础,为以后考研究生奠定了基础。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铜陵张翅下台,揭批四人帮时,我由于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成了批判对象,在车队做了三次检查才过关。

1978年,国家文革后第一次招考研究生,我由于不愿考大学,就报名参加劳动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考试,报名后才知道要考政治经济学史。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门课,临时借了几本书,苦读两个月,竟然过了复试线。由于我在公司里的政审材料不好,公司新领导认为我在工人理论小组是宣传四人帮的观点,给我写了一个不利的材料,加上父亲与劳动大学领导关系也不好,我虽然面试成绩很好,还是没能录取。

1979年,40%涨工资,我原以为肯定有份。但我的师母到处游说,说我师傅是精神病,涨不了工资就犯病,更三天两头找我谈话,要我让他。我无可奈何只有高姿态让出了涨工资的指标。

这时有色公司在二冶厂办高中,缺少老师,有人推荐了我,我凭着一张研究生复试通知去当上了中学教师。建安公司因为涨工资的事,感觉欠我什么,以卡人为己任的劳资科也就欣然同意,我结束了八年工人生涯,走进教师队伍。

五、教学相长生涯

1980年12月,我又一次踏上讲台,担任高中教师。第一个学期教高中政治,恰好是经济学专题,我教的得心应手。但很快高中班取消了,我改教初中语文。我的语文程度本来就是初中二年级,虽然以后读了不少书,但真正要教书,难度还不是一般的大。正好这时铜陵师专(后改为财专)夜大学开办,我成为第一届学员。我就边教边学。

夜大学的同学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悬殊(有父女一起上夜大),职务高低差别也很大(县干和工人同班)。每天下班后,吃过晚饭大家从各地奔到学校上课,三年走的路顶得上万里长征。直到1984年1月,该毕业了。省教育厅又出了幺蛾子,说必须经过他们考核才承认学历。为了应付考试,市政府发文让我们停产复习一个半月,但学校说,复习可以,课必须上,于是我没有脱产复习就走进考场。谁知考完后,校长拿出文件,指着最后一行给我看,“复习期间,停发奖金”。呜呼,我说不出话来!

考试那天,天冷得出奇,多年未见的大雪盖满了去考场的路,考场没有暖气,没有炉子,人哈出的汽在把考场笼上一层雾。监考由财专,市教育局,省教育厅三家各派一人,严肃认真,如临大敌。古典文学考试三个小时,七张卷子。大家写得手酸腰疼,有人骚首挠背,直抓头皮,便提议允许大家抽烟。经研究同意每人抽一根。瞬时考场里烟雾弥漫,一根接一根地抽,有人以借火为名,互相交头接耳,传递答案。监考者无奈之下叫停了抽烟。考试结束,一个女同学冷得受不了,从怀中掏出一个冷透了的热水袋,大家哈哈大笑,直说我们都是现代范进。考试结果,我现代汉语88.5,古典文学88,哲学73的高分获总分第二,专业课两门总分第一。但有40名同学补考,最后还有14个人补考不及格,没拿到文凭。

直到1984年8月,我们才举行毕业典礼,拿到大专毕业证书。毕业典礼后的第三天,我就参加安徽师范大学第一届函授本科招生考试,又参加了三年的本科教育。从1980年到1987年,历时七年,我终于由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变成大学本科生了。我们函授的同学有三人没等到毕业就英年早逝了,十分令人惋惜。

我所在的学校,也在1984年被有色公司办成完中,恢复了高中部,命名为“有色中学”,成为有色公司的重点中学。我自己从1981年到1987年,带两届初中,其中1984届中考我带的班语文全市第三,一个学生95.5获全市第一名。1987届,我带的班还是语文单科全市第三。

凭心而论,我是热爱教师这个行业的,我祖孙三代都是教师。我为学生的进步而喜悦,为他们退步而忧愁,学生生病我带他们去就医,看着他们吃药,并经常把生病的学生带回家照料。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都很尊重我,甚至有人听说我带哪个班就把学生转到哪个班,有的为了我这个班而从其他学校转过来。

但是,中国的教育现状太糟糕,很多明知不对的事要违心地去做,很多应该做的事却行不通。由于学校扩大规模,从外地聘请一群教师,他们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有色中学四年换了三个校长,八个教导主任,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们这一代是社会的试验品从我们记事时算起,1957年反右派,1958年三面红旗,1959年反右倾,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晚婚晚育,恢复高考,一直到今天改革开放,我们还是试验品,还要承担社会风险。有人说这是我们的不幸,其实这真是我们的骄傲!我愿继续给社会做试验,因此我报名参加百货公司教育科长的招聘活动,以揭开我人生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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