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之下，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校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历五代、宋、元、明、清，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全国各地，数量至少有七千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对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开始，它又传到朝鲜半岛及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甚至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西洋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交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1901年光绪皇帝的一纸语令，将全国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因此，我们可以说，书院在“改制”中获得了新生，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石鼓书院最早私人书院?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石鼓书院最早私人书院
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之下，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校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历五代、宋、元、明、清，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全国各地，数量至少有七千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对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开始，它又传到朝鲜半岛及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甚至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西洋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交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1901年光绪皇帝的一纸语令，将全国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因此，我们可以说，书院在“改制”中获得了新生。
石鼓书院原名“李宽中秀才书院”，位于湖南衡阳。地当湘江与蒸水合流之处，岸上茂林修竹，鸟语花香；江中湘清蒸浊，交界分明，风帆上下，渔歌互唱，登山瞰江，其情其景，令人赏心悦目，人称“湖南第一胜地”。三国时，诸葛亮曾驻此调节军的。唐代辟有东岩、西溪，建有寻真观、合江亭，文人客时有登临。元和年间（806-820），李宽中（一作李宽）创建书院于寻真观，刺史吕温曾访之，并作《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以记其事。宋至道三年（997）宽中族人士真据其故事，复修书院，“会儒士讲学”其中。景佑二年（1035）知州刘沅（一作刘沆）奏请仁宗皇帝赐学田及“石鼓书院”额，遂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其后稍徙而东，改为州学。淳熙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畤就原址建屋数间，榜以故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继成，奉先圣先师之像，集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藏其中。请朱熹作记，诫诸生勿为科举功名所乱，而要辩明义利，有志“为己之学”。时戴溪为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问答》三卷。淳右七年（1247）林畊以州学教授兼山长凡三年，“补茸经创”，鼎新书院，并刊大字本《尚书全解》四十卷。开庆元年（1259）毁于兵。景定元年（1260）提刑命琰（一作俞掞）命山长李访“扫地更新”，“尽复旧观”，增辟射圃、仰高楼，“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提刑黄幹又置田三百五十亩，“以赡生徒”。元代继续办学，然其田于至元十九年（1282）为灵岩寺僧强占，经邓大佐、王复、康庄、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六十二年争讼，才得归还。元末又毁于兵火。明永乐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建书舍六间以待游学者，有礼殿视孔子，韩张祠祀韩愈、张械。天顺、弘治间均有修茸。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旨，剖晰疑义，阐发幽微”，“一时学者翁然云从”。嘉靖间，湛若水数至“石鼓”讲论“体认”之学，邹守益亦来大倡“良知”之说。二十八年（1549），知府蔡汝楠以其为朱、张、湛、邹“过化之地”，乃重整书院，扩建主静、定性二斋，订立规约，以学文敦行、辨志慎习、笃伦常、识仁体训士，刊《说经机记》、《衡湘问辨》、《太极问答》等，“亹亹忘倦”达四年（1549-—1552）之久，又请赵贞吉、茅坤等“海内名公”讲学其中，诸士环听，“宛然一邹鲁洙泗之风也”。万历四十年（1612）巡按史记事、观察邓云背大修书院，以“铸士陶民”，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观楼高楼、砥柱中流坊、檽星门，以及风雩、沧浪、禹碑、合江诸亭，其他“殿祠号舍，罔不完葺”，规模极一时之盛。崇祯十五年（1642）提学高世泰修葺。明末毁于兵燹。清顺治十四年（1657）巡抚袁廓宇奏准修复，“复集诸生，岁时课艺”。康熙七年（1668），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二十余间，“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二十八年（1689），知府崔鸣捐俸“增其所未备”，“督率师徒援古证今，析疑问难”。时七贤祠为僧侣所占，四十九年（1710），巡抚赵申乔“逐僧出佛像”，委衡阳县学训导吴炯迁居书院，督师生课业。雍正、乾隆、嘉庆、同治间，展有修建，规模日广，有诸葛武侯、李忠节、先贤、七贤诸祠，仰高、大观二楼，敬业堂、留待轩、浩然台、合江亭及东西斋房等，“日塗日髹，丹碧上耸，焕然巨观”。山长多一时之选，如陈士雅、余廷灿、林学易、罗廷彦、罗瑛、潘世晓、张学尹、徐锡溥、刘祖焕、李扬华等，皆湖南名进士，然所授多为科举之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中学堂，三十一年（1905）改称南路师范学堂。民国时改为女子职业学校。抗日战争中，书院建筑全部毁于日寇战火。今已全面修复，对外开放。
石鼓书院源远流长，绵延千年，影响甚大，在中国书院和湖湘文化的历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唐代，它以文化交融，儒生、道士在一起披卷、吟诗、攻文字而流芳于千古唐诗之中。宋初它已声名显赫，当时有“天下三大书院”、“天下四大书院”、“天下五大书院”之称，石鼓书院即名列其中，引领着当年全国书院的发展方向。南宋年间，张栻、朱熹在这里倡导气节、重振师道、讲求义利、传播理学，使得它成为紧随岳麓书院之后的湖湘学派的大本营。从此，武侯气度、朱张之学就高扬湖湘，成为大湖以南读书人的共识。元代，它与又岳麓、白鹿洞等天下著名书院一起，成为统治阶级在北方推行书院和理学的榜样。明代，湛若水、蒋信、邹守益、蔡汝楠、王宗沐、黄希宪、罗汝芳、赵贞吉、茅坤等一大批学者在这里“立书院，联讲会，相望于远近”，使得石鼓振美一时，以超迈岳麓之势，成为湖南最有生气的学术中心。清初，石鼓书院作为巡抚袁廓宇率先修复的典范而称名于世。雍正以后，虽然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不能作为省级书院扬名天下，但它以府级书院办学不断，成就人才甚众。尤其是晚清，以“中兴之臣”彭玉麟为代表的石鼓学子，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岳麓诸生一起，将湖湘磅磷之气挥洒于神州大地，尽显千年学府的文化底蕴。
有鉴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石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缩影，是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只要阅读石鼓书院的千年历史，就可以追寻中国书院的千年发展轨迹及其内在规律，就可以破译湖湘文化的千古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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