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拍照，爱美，爱裙子，爱时尚，爱好工作，爱大房子，这些似乎太过于常见以至于平平无奇的物欲，却很少看见有人能坦率自然地宣之于口。光鲜亮丽的写字楼里白领们被资本家的工作伦理和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两面夹击，庞大而虚伪的远景如同砸不完的糖衣炮弹，所有的真实一说出口就变了味道，从来没有“我想要”，只有“我为了”，为了你，为了他，为了集体，为了全世界。
这时突然有位女性的声音发出来：“我想要！”必得令人惶惑，惊愕，侧目。这女性毫不掩饰自己对吊带裙的热爱，也毫不遮掩自己对城市的渴望，她用剖白式纯净的文字告诉人们，并非脱离物质才可拥抱诗性。她说，真羡慕你们有，我也要有。
这女性的声音令人钦佩，她是诗人邬霞，也是工人邬霞。
邬霞的《我的吊带裙》便是这样一本书，因为内容而难以界定题材，作为随笔显然不可能，毕竟记叙多于心路；作为散文或是散文诗也不合适，你看她都在写自己真实的经历，满纸都是欲望和挣扎。
它来自经历被折叠群体的一线书写，因此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初中辍学的邬霞进入母亲工作的松高厂打童工，一天站十几个小时，有时要通宵加班，洗漱刷牙都可能动辄违反厂规被罚款，尊严被管理者反复践踏，人多饭少还难吃，连好好休息都是奢望——在这样高压的环境下，邬霞希望用一种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摆脱身处的环境，写作让她开拓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并在其中获得喘息的空间。尽管这些作品作为宝贵的精神寄托并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依然承载了一个少年人对新生活诚挚的追求和热爱。
即使在相对弱势的底层，追求更好的生活仍是艰难的，实现“阶层跃迁”不仅意味着要打破自我生活的常规，还要承受环境的压力。邬霞写到一位女孩林美美想要改变自己在工厂流水线工作的生活状态，去学电脑却遭受冷眼的事：
“林美美想改变这种生活状态，每个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及工作日晚上9点下班后都去培训班学电脑，她想找一份文职工作。林美美是近视眼，去学电脑前会戴上一副眼镜。潘婷不屑地说：”还戴什么眼镜！“我想，如果林美美是坐办公室的，也许就不会有人这样说她。”
邬霞并没有直接表现对林美美立场上的支持，但却能以关怀者的姿态与她共情，林美美的处境正是作者本人所遭遇的处境。她不仅能体会奋斗者的苦衷，还有着朴素而善良的行事原则。在她担任文员时曾经遭遇职场性骚扰，老板仗义地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为她找来打手，逼迫试图施暴者道歉赔偿；因此当工厂濒临倒闭，有人为她介绍更好的工作，她仍然坚守前台压力最大的岗位，不愿一走了之：
“我写了辞工书，一直放在抽屉里，没有交上去，我不忍心在老板需要的时候离开。”
面对失败的婚姻，邬霞从未停止过抗争和控诉，她的低自尊感让她不敢大胆追求幸福和向往的相亲对象，希望挑选一个“不嫌弃”自己赚不到钱的人，没想到丈夫不仅不顾家，且从未将她和孩子的事放在心上，对她和女儿甚至她的梦想漠视鄙夷。邬霞下定决心离婚，却被带走了大女儿，因此悔恨不已。
《我的吊带裙》基本以自叙组成，时间线并不完全连贯，前半部分主要讲述从打工到结婚生子再到离婚与家人租房生活的历程，后半部分则相对独立地写工厂、工人生活、租房琐事和城市缩影，文风坦诚干练，虽然绝少修饰和技巧，却有种璞玉浑金的落落大方——那是源自于它最珍贵的真实和真诚。
坚韧地面对生活，勇敢地面对苦难，温柔地面对梦想，坦诚地面对渴望。这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我真诚地祝愿邬霞得偿所愿。
（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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