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是19世纪最重大的改革之一，日本从此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明治维新虽然推动了日本现代化发展，使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举成为亚洲最强的国家，和西欧比肩。但是由于日本选择了不同于英、法、美的普鲁士宪法作为样板，导致日本的民主建设极其缓慢，留下的封建残余十分突出，最后不得不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自取灭亡。
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以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革命对日本乃至整个亚洲都有深远的影响。在19世纪时期，整个亚洲都处于即将被欧洲殖民者瓜分的处境，日本和中国一样，在以“德川幕府”为中心的统治下，盲目自大、闭关锁国，对西方出现的事情充耳不闻，视西方人为蛮夷，科学技术被看作为为奇淫技巧。1840年鸦片战争后，殖民者开始渗透中国地区，日本由于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自然也成为殖民者垂帘欲滴的对象，而日本当时的幕府统治也开始出现摇摇欲坠的情况。在“黑船事件”之后，国内的矛盾开始逐步复杂且加重起来，国内“尊皇攘夷”呼声的不断高涨，国外势力的步步紧逼，而内忧外患并不只是当时中国的真实写照，当时的日本人—藤田幽谷也在用这个词来描绘日本的处境。[]然后在经历了下关和萨英战争的失败后，国内革命者逐渐将目标转移到内患的根本，也就是幕府身上，最后在“西南战争”的尾声下，以将军为统治中心的幕府轰然倒塌，随之建立的是以天皇为核心的封建军事国家。明治政府建立后，采取了派出大臣访问欧美，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黑船事件被誉为叩开日本国门的开端
一、明治维新经验之谈明治政府首先采取了“废藩置县”“奉还版籍”的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在以往幕府的统治下，虽然采用了参靓交代的制度将各个“大名”处在将军的监控之下，即使约36％的土地由德川家康及其旁支家族和家谱大名所占领，但是幕府也没有因此用政治力来控制各个藩国，面对各个藩国后期的倒幕运动，幕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是武力镇压。废藩本身不是目的，对于明治政府的大多数而言，废藩是为了完成复古之任务。[]由于藩国也有自己的利益驱使，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直接贯彻一种有利于整个国家发展的制度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特别是“废藩置县”的制度下，天皇的命令可以直接下达于各个地方。虽然日本的“县级”制度比中国的“郡县制”晚了几千年，但是由于是新兴的政治制度，其换发出来的活力是不容忽视的。
文明开化是日本又一个改革手段之一，政府一方面废除一些古老而愚昧的陋习，一方面奖励而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其原来的思想学说包括兰学和儒学本身就很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这种生活形式上的改变很容易继而影响人的思想精神方面，人们会更加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思潮，西方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那一套，让日本民众首先接触到了民主的思想，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文明开化宣传过火，导致日本的传统文化面临崩溃的局限，有的日本人甚至提出了废除日语，改说英语、和西方人通婚，改善日本血统的荒谬之言，这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弊端一样，有形无形之中摧毁了国家的传统文化，在教育改革中颁布的《教育敕语》，其推崇仁爱信义、皇权一系、维护国体、遵宪守法、恭俭律己的封建道德，灌输皇室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是以维护天皇制国体出发的。但是就单纯就社会风俗、改变思想来说，其作用又是不可无视的一个点。
休息的人们
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大概产生于18世纪，主要产生于农村中的豪农豪商和城市中的町人阶层，由于两个阶层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从他们中间产生的资本主义思想因素是软弱的，并且与封建的唯心的思想因素夹杂在一起，[]当时的商人唯利是图，由于参靓交代制度，很多武士不得不住在江户，而他们日常的土地收入、俸禄满足不了其奢侈的消费，很多商人趁机发财，而武士却落下很大的高利贷负担。虽然在当时日本开放的城市如：长崎有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江户、大板、京都是当时繁荣的大城市。但是幕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尽管商业资本基础雄厚，但隘于国内市场狭窄、锁国造成的 落后状态和封建特权行会 “株仲间”的限制而未能转化为产业资本。[]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再加上前文所述幕府政府的“内忧”是和财政有关，而明治政府刚开始建立后也继承了前代的借债，经济情况不容乐观，所以在这种情景下经济政策和问题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
殖产兴业下的日本纺织业
殖产兴业正是在这一时期孕育而生的良性政策，明治政府为了形成一个良好的商品经济市场做了很大的努力，包括：允许人民自由迁移，禁止组建商会性质的垄断组织，土地自由买卖，最重要的是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逐步将武士阶层特权取消，进而废除武士阶层，下层的武士阶层逐步转变为农、工、商阶层，随后明治政府采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利用农业税以政策为杠杆，加速资本原始积累。其主要政策有：废除各地关卡，统一全国市场、接管幕府和各藩的企业，改造以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以及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等等。殖产兴业为日本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加快了日本工业化的进度，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的记载：1866—1873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增长速度为32.2% ，英国则为 3.3% ，美国为5% ，德国为3.8%，工业革命席卷一切工业部门，而以纺织业为重点的轻工业，发展得特别迅速。在1885—1890年的短时期内，棉纺厂就从20万个增加到30万个，纱锭也从7万个增至28万个。棉纱的产量也增加大约8倍。到1890年，日本已从棉纺织品进口国，变成为一个棉纱出口国。
明治维新时期的东京
实施殖产兴业政策之后，日本在短短15年（1870一1885）内，大大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从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国，为达到完全的民族独立和产业革命的新阶段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日本能有其他的领域的成就，和经济基础的稳定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二、明治维新教训之谈明治维新固然对振兴日本国力有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主要将其分为：大量的封建残余 、残缺的民主、制度的欠缺三个方面。
（一）大量的封建残余
由于日本经历了很久的封建时代，各种改革政策难免会不彻底，甚至还会有残余的封建思想作怪。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就是这一典型特例，在传统日本人的观念中，家就是至高无上的，夫妻双方即使发生矛盾，都会以“家”这个共同意识来化解，为的就是保全家庭，保护这个家。而在二战中有很多日本军人被俘虏之后自杀，这除了在信奉“武士道”精神之外，也是为了保全家族的荣耀。在种制度下，很容易形成家长独裁制，家庭由一个人说了算。早在幕府时代，民众就被灌输了忠君报国的思想，而这种类似于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传统中国家庭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扩大了家族制度的核心。在这种思想渊源下，日本家族制度又称为“家的父家长制”，[]父母视子女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在他们眼中看来让子女为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是尽孝，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可怕的，在军国主义盛行的国家，又具有忠君报国的思想，父母很容易将子女送到军队中，而子女又不得去违抗父母的命令。明治维新后 , 父权家长制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法律的保护 , 明治民法虽不再提家长权这一字眼 , 却在实际上通过户主权与亲权赋予家长以极大的权力 , 家庭成员的生活、 就职、婚姻等都被置于户主权或亲权的管辖下 , 如不服从 , 家长有权使其离籍 , 即被扫地出门。[]这种后果实则导致民主制度艰难推行，公民个人权利被剥夺，精神被束缚。对日本的社会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而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就是“武士道”精神，虽然明治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将武士阶层给消灭，但是“武士道”精神却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留下来。武士道更多崇尚的是一种思想上的精神，主要是为了激发个人的潜力，对死亡毫不畏惧，对敌人毫无留情是它主要的特征。为我们最能耳熟能详的就是“切腹”，它是武士道精神最为典型的象征。武士道诞生于日本中世纪战乱时期，主要为了最大限度的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武士道精神被蕴含了太多的军事思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之一。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道又主要为日本天皇所服务，成为日本军队中的文化内涵之一。它与前述“家族制度”融合在一起，束缚了日本人的思想，将日本民众绑在军国主义的战车之上，以至于后来对周边国家进行侵略，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残缺的民权
虽然日本不断地向着现代化国家迈进，但是其民主制度却始终是踟蹰不前。日本明治政府虽然颁布了民主制度，不过是徒有虚名，其实主要是为了给君主立宪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为了维护统治，明治政府还不停地抵制民权运动的发展。除了上述提到的日本家族制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日本的华族制度。华族制度不是幕府时代存在的产物，它是一种明治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划分的一种贵族阶级。由于武士阶层已经消亡，急需要保卫天皇大权的屏藩和维护藩阀官僚统治的阶级，华族就这样孕育而生。华族主要由“公家”和“大名”组成，他们在政治上享受着特权，
成为社会上流的一部分。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大久保利通在死前曾对文明开化政策进行了反省认为这不过是移植了“欧美的皮毛”，“不知表面装潢远远超过了实力，可以说是铺张过份”，并主张放 弃解放人民使之自由、平等这种表面装饰要使政权变成专为拥护华族和士族利益的机构政府应依靠传的秩序进行统治。[]这种思想被认为是华族制度的起源。华族等级制度依次为：公、侯、伯、子、男，而根据贵族院令﹐贵族院由皇族成年男子,30岁以上的全体公爵、侯爵,伯子男爵中以互选的方式各选出五分之一,敕选议员和多额纳税者组成。1890年第一届议会中贵族院议员人数为255人﹐其中皇族和华族议员146人,占半数以上。[]华族除了在政治上占据优势，其也逐渐垄断了日本的上层教育，根据规定华族子弟只要是拥有中等成绩水平，就可以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第一所帝国大学，其师资资源十分丰富，而普通人往往要花费很大的数倍的财务和努力才能有这个机会。而后来日本为了掠夺周围原材料，发动了很多战争，在军功的制度下，华族成员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后来，日本的军政代表人物几乎都是华族的人员。而普通人几乎没有任何资格。
日本上流社会
在日本著名的《五条誓文》中的第三条是废除等级制度：使公卿和武家同心，庶民（以豪商豪民为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百姓）也“各遂其志”，各安其业，但由此看来，日本俨然形成了另一种的等级制度，公然违背了当初的誓言。在华族制度被废除以前出身中下级武士、最后因功被授以公爵的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山岩、桂太郎、松方正义；授侯爵的有井上馨、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木户孝允、小村寿太郎、佐佐木高行、西乡隆盛、西乡从道、东乡平八郎、野津道贯；授伯 爵的有伊地知正治、板垣退助、收野伸显、陆奥宗光、山田显义、山本权兵卫、吉井友实、芳川显正、渡边千秋，[]这些人都是日本近代史上军政阶层的著名人物，对日本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随着战争的进行，华族成员越来越多，不断地强化天皇专制主义，军人、军队的地位越来越高，刺激了军国主义的盛行。
（三）制度的欠缺
明治政府组建之后，大臣为建立哪种合理政治制度而争吵不休，为此政府派出了一批大臣考察西欧政治制度，类似于中国的“五大臣出洋”。最后日本选择了“普鲁士君主立宪制”为主要样板，抛弃了虚君制，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德国的处境和当时的日本一样，拥有大量的封建残余，残缺不全的民主制度。两个国家发生了经济问题不能依靠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解决，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和德国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法西斯道路。
明治维新时期的艺伎
太政官制虽仿效欧美的“三权分立”，但因为明治维新的日本根本上天皇集权制的国家，所以并不是纯粹的权利制约与分衡，而是一种披着分权外衣的天皇集权制。而最初建立的的内阁制，相较于过去的太政大臣制的确具有很大进步性。但内阁成员由天皇任命，几乎是皇族和华族这也和当时清王朝预备立宪后建立的内阁一样—徒有虚表，内阁主要是为了天皇服务，代表了天皇的利益，人民的权利不过是纸糊的烙饼。内阁规定了各阁僚的义务与责任，但是却没有明确内阁的连带责任，因此导致了内阁不稳定与分裂危险的存在。日本学者曾尖锐地指出: 新内阁制 “尽管形式上是具备了立宪制形态的近代变革 ,但本质上它们依然如故地保持着潜在藩阀统治结构的封建性特性。”
日本于1868年、1869年、1871年进行了三次官制改革，改革之后的太政官职正院居其最高地位，拥有决策权，它是日本天皇决断政事之地，其以下的部门均对天皇本人负责。而右院仅存在于有：草拟法案、审查各省重要事项的利弊得失的权力，左院虽掌立法，但因最后决定权在正院，事实上也只是行政部门的咨询机构而已，所以三次改革不过都是为了天皇的集权而已，不断背离了民主的方向。而逐渐的集权也使得日本离激进的军国主义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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