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社会管理，已经达到相当科学与规范的程度。土地管理与人口管理，是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核心内容，明代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非常严谨。
明朝是有“土地证”的，鱼鳞图册是征派赋役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册中将田地等挨次排列，连缀地绘制在一起，标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图册”，亦称“鱼鳞册”、“鱼鳞图”、“鱼鳞图籍”、“鱼鳞簿”。
土地私有的属性，决定明朝的土地可以依照官府的规定进行买卖。买卖当事双方达成协议，官方可以发给相应的文书作为“土地证”，涉及的权利与义务变更、划转。
明朝的人口管理则更为严格，以户为单位，每户详列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这种“赋役黄册”，因封面用黄纸，故称“黄册”。明代的黄十年一造，每册一式四份。分别上报中央户部及省、府、县有关机构。黄册与鱼鳞图册一起，是明代各级政府征税派役的基本依据。黄册也就是户籍登记，每里一册，登载该里110户的丁、口数以及年龄、财产状况。因该册必须用黄纸做封面，故称黄册。黄册每隔十年必须重新核实更新，写明十年来各户人丁、财产的变化，分列出旧管（上次登记数额）、新收（新增数额）、开除（减少数额）、实在（现有数额）四项细目，以便官府能够清楚地掌握户籍的变化情况。为了管理治下的人口，明朝规定：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否则治罪。农民只允许在一里地范围内活动，出入作息，家里有几口人，都从事什么职业，邻里间必须互相知晓。
明朝的每个家庭都有“户帖”，相当于全家的户口本，知县盖章后老百姓保存，以后交税、子女上学等都得用。明朝的户口不是分“农村”和“城镇”，而是分为三等，即“民籍，军籍，匠籍”。还有一类是贱民，即“乐户”。“民籍”户口属于户部、布政司、府、县这条线管理，“军籍”户口属于兵部、都司、卫所这条线管理，“匠籍”属于工部直接管理。民籍、军籍、匠籍，地位是平等的，都能考试当官，甚至进中央高层，但是不允许来回变。
身份变不了，居住地也不是随心所欲的。明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管理的核心内容为里甲制，规定每110户为一里（城中称坊，近城称厢），其中选富户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分为十甲，每甲选出一户为甲首。里长、甲首皆轮流担任，十年轮换一次，主要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督促生产、调解纠纷，以及编造黄册等事宜。
明朝还在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凭引制度，这大概就是最早的身份证或暂住证：百姓外出还要有路引，凡去百里之外而无官府发放的路引者，均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赏，纵容者问罪。“路引”就是这种通行凭证，后来逐渐演变成佛教、道教引导死者进入天国的凭证。
规定虽然很具体，但涉及某个具体人则相当复杂。阮大铖是明末著名的历史人物，但由于找不到他的“户口本”与“身份证”，《明史》《辞海》等凭其“暂住证”与“名片”，将其定为“怀宁人”。其实，这是错的。
民间的阮大铖籍属之争，梳理起来格外有趣。
正史的正统，是一种想象。正是由于《明史》的特别记述，才有乾隆年后的阮大铖籍贯争议不断，引发了桐城（今枞阳）、怀宁（今安庆市区）之说。《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中一句“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造成后世文史基本沿袭，当代学人亦竞相引用，使阮大铖原本不太复杂的籍贯问题，人为复杂化。《明史》为钦定正史，其“怀宁阮大铖”一说，今天再恢复本来面目，反而困难重重。
今天的怀宁县，又有阮大铖出生于该县江家嘴张阳山（今江镇镇江镇村）阮家老屋的说法，但该地仅有阮姓居住，并无史料佐证阮大铖在此出生或居住，且与史实中的阮大铖上辈的居住地相矛盾，故只能算是后人的一种附会。
《明史》成于乾隆初年，《明史》之前的地方史志，关于阮大铖籍贯的记载亦与不同。清康熙十二年版《桐城县志》中，则明确记载阮大铖为本县丙辰科进士。其后的《怀宁县志》亦载：“大铖实桐城人”。阮大铖籍贯所涉及的两县，那时的记载是完全一致。桐城房梦觉（今枞阳县白湖乡人）的《浮渡名胜志》，撰于民国年间。介绍到浮山五云岩时言：“关外有五云岩，岩在翠华之上。亦曰阮集之读书处，为明末邑人阮大铖读书所也。龙眠（桐城）昔多名臣、理学，以大铖附魏阉，故多讳之，常寄居皖城（安庆），故称大铖为怀宁人。”浮山五云岩，高八尺，纵十尺，横二十四尺。岩洞空阔，居高临下，可揽浮山之胜。题刻“阮集之读书处”，长1.6米，宽0.54米，字体为行书，至今尚存，书者吴中即当地明末人。依房梦觉的这段记载，阮大铖不仅是桐城人，而且还是被龙眠的名臣理学家们，为邑隐恶而排挤出县籍的。《浮渡名胜志》不属于官修，对这历史性的悬案难以为证。但作者是桐城人，所记之事当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浮山位于山及桐城县城之间，由水路山至府城亦可取道浮山。浮山方氏与山阮氏，同为桐城大族，且为世代中表亲，两家往来密切。方氏方孔炤，后与阮大铖同中丙辰科进士。阮大铖读书浮山，当与投亲活动有关，也见其寄籍怀宁期间，仍多走动桐城原籍。
阮大铖为明末政坛的活跃人物，活动地点主要在北京、南京、安庆三地。综合相关史料，阮大铖十二岁之前，主要生活在桐城山。万历二十六年（1598），随嗣父阮以鼎一家迁居怀宁，青少年时期主要生活在府城安庆。山地方流传，阮大铖天启年间，尚回家乡山修筑了“大铖圩”，且为徐鼒《小腆纪传》所印证。大铖圩尚存，今名作“大成圩”。山一带一直有民谣曰：“隔河两尚书，先出钱，后出阮”。“钱”，即钱如京，出生于与山一河之隔的枞阳仪山，曾任明南京户部尚书和刑部尚书。“阮”，即阮大铖。
聚居在今安庆境内的阮氏家族，千余年里一直在不断外迁。这种迁徙，并非流民，而是一个家族成长与扩张。扩张的区域虽连绵数百里，其实都是一衣带水，依靠江北的密集水网，紧密相连。把阮大铖生活地固定为非此即彼，显然不近事实。而把生活地与出生、籍贯混为一谈，则更是一个文史常识问题。
阮大铖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人物，好胜，张扬，往往溢于言表，个中原因，并非一言能尽。为先世功业荣名感召吸引，又得父祖辈期望勉励，复受本生父母平凡遭际之反面刺激，阮大铖有着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十七岁即中乡试，至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年)三十岁时方成进士，除其中三年因继父以鼎病逝而守制外，其余十年似均处于科场蹭蹬中。清康熙《怀宁县志》卷二十五《文学志》说：“迨计偕屡踬，益折节读书，博通经史，探微析义，发为文章，遂尔气高天下。丙辰第南宫，历膺显帙”——为博一第而刻苦自励，阮大铖确已费尽心机。
就明朝的制度而言，上述考证对证明阮大铖是哪儿人，都没有“法定”意义，只能将事情说清楚。阮大铖的“户口本”与“身份证”现在谁也找不着，凭什么断定他是“桐城人”？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查明代的“进士题名录”。这相当于他的“学籍档案”或“高考档案”，明代“进士题名录”记载阮大铖是桐城人，阮大铖的户口就是桐城的，这跟现在的高中生拿身份证报名参加高考，道理完全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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