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里木盆地的孔雀河下游河谷的罗布泊沙漠中，距今4000年的小河墓地，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白种女性干尸，以及小麦和粟的碳化颗粒。小麦是来自西亚的舶来品，而粟是中原的东方文明农作物，它们同时出现在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中间，证明了4000多年前，生活在此的小河人，就已经在享用东西方文明的成果。而粟作为中国原生的农作物，是如何传播的，又是如何被西来的小麦逆袭退居北方人食粮二线的呢？
粟作为中国原生的农作物，是如何传播的，又是如何被西来的小麦逆袭退居北方人食粮二线的呢？
根据当前的考古发掘结果，世界有四大农业起源中心：西亚、中国、中南美洲和非洲，而中国的农业起源有两个独立的脉络，一是长江中下游的南方水稻起源，另外一个则是黄河流域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所种植的便是粟（谷子）、黍（稷或糜子）和菽（大豆）。当然在中国起源的还有狗、猪和鸡这些被驯化的家畜。
粟去皮后就是小米，而黍去皮后称黄米，俗称黄小米，是禾本科黍属一年生草本的禾谷类作物。
粟去皮后就是小米，而黍去皮后称黄米，俗称黄小米。 作为禾本科黍属一年生草本的禾谷类作物，它最初是在距今九千多年前，由中国的先民将野生的狗尾草“驯化”而成的粮食作物。据最新的考古资料显示，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粟，出土在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距今7300年左右。磁山遗址发现了88个储存粮食的窖穴，其储存的皆为粟，这是中国粟出土年代最早的实物，证明在7300多年前，粟已成为中国北方人的主要粮食。
把新石器仰韶文化考古年代上溯了1000多年，缩短了新、旧石器时代之间的距离。
磁山遗址将新石器时代所发现遗存的年代上溯至8000年，突破了仰韶文化不超过7000年的界限。图为石磨盘石磨棒
由于是本土驯化，粟和黍格外适应中国北方的温带季风性气候，都非常耐旱，只要春播时只地墒好能出苗，即便春季出现干旱，也能正常拔节和孕穗，坚持到夏天季风雨的到来（所以中国自古便有“春雨贵如油”之说）。所以从史前时代起，北方包括关中和中原地区在内的广大区域内均种植着粟黍。尽管黄土并非高肥力的土壤，但却具有易耕、可自我加肥、土层深厚的特点，所以其上的农业生产延续数万年而不绝。
秋收最耐旱的“狗尾巴草”—粟
这点从《绎史》卷四引《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降下谷种)，神农遂耕而种之。”即神农氏教民播百谷的传说故事可窥见一斑。还有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其中的“谷”便是指粟和稷，是为“百谷之长”，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再加上春雨贵如油，古人便把春天最后一个节气，命名为“谷雨”，取“谷得雨而生”、“雨生百谷”之意。
如今粮食作物逐渐演变成水稻、小麦、玉米和马铃薯领衔的四大世界主粮。
之后秦汉时北方主要还是种植粟、菽、粱，但小麦和水稻得到了推广，唐宋时粟、麦、稻三足鼎立，而菽豆则退居二线，转为副食品（做豆腐），到了元明时，粟也退居了二线，粮食基本以水稻和小麦为主，不过后期原产于中南美洲的玉米（玉蜀黍）、番薯（红薯）、马铃薯（土豆）开始随着西方大航海传入中国，到了清朝后，粮食作物逐渐演变成水稻、小麦、玉米和马铃薯领衔的四大世界主粮。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安徽禹墟遗址，出土了5粒炭化小麦颗粒，年代距今有4100年。
炭化的小麦粒是小麦颗粒被火化但并未燃烧成灰烬的状态，从有机质转变成了无机质，化学性质稳定可遗存万年。
根据考古发掘，除了新疆小河遗址出土了小麦的碳化颗粒外，亳州钓鱼台遗址、甘肃的东灰山遗址、陕西的赵家来遗址等许多遗址都有出土，其中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安徽禹墟遗址，出土了5粒炭化小麦颗粒，年代距今有4100年，它们入土前经过炊煮，入土后干结炭化，这是中国内地最早的古代小麦出土遗存。
新月沃地分为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和两河流域
古埃及墓葬壁画中，墓主森尼杰姆和他的妻子利尼弗特在收割小麦和亚麻
但小麦取代粟和黍直到元明才彻底实现，根源或许就在于小麦作为原产西亚的物种（西亚发现的最早小麦遗存距今约9000年，古埃及石刻中已有栽培小麦的记载），其本身所处的黎凡特地区和尼罗河下游均是地中海气候、两河流域是热带沙漠气候（但有充足河水灌溉），即新月沃地。
两河流域虽然是沙漠气候，但拥有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水灌溉。
地中海气候是夏季高温少雨，冬季低温多雨，是雨热不同期气候，而中国北方的温带季风气候则是雨热同期气候。
地中海气候是夏季高温少雨，冬季低温多雨，典型的雨热不同期气候，而中国北方的温带季风气候则是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的雨热同期气候。小麦天生适应冬季低温但湿润的气候，特别是冬季有雨雪或河水灌溉的情况下，全然可以过冬且来年长势喜人，所以中国才有“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的民谚。
小麦主要生长过程都集中在春季，出苗、拔节、孕穗、灌浆等生长关键期都需要充足的降水。
但中国北方的气候降水都集中在夏秋两季，春冬降水稀少，若是赶上冬季少雨雪的情况，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灌溉，这就需要配套的水利设施，而中国先民传统种植的粟和黍非常耐寒耐旱，完全无需灌溉便可安然过冬。这种差别，使得小麦刚传入中国时极度不适应，因为冬小麦还是春小麦，其主要生长过程都集中在春季，出苗、拔节、孕穗、灌浆等生长关键期都需要充足的降水，而中国北方的春季恰恰是最干旱的季节，降水极少。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地理分界线，它即是中国半湿润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
所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地理分界线，它即是中国半湿润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又是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的分界线，更是种植业与畜牧业的分界线。而且界线以南两年三熟，冬小麦可以安全越冬；而界线以北多数地方的1月平均气温在-0.8℃左右，年绝对最低气温多年平均值低于零下21℃，即便可以农耕，也不能满足冬小麦安全越冬的要求，因此一般只能种植一年一熟的春小麦、糜子、谷子等作物。
小米是“耐逆性”很强的谷物，耐旱、耐瘠、耐盐碱，但产量却相对较低，亩产量在300-400公斤，出米率只有70%
小米从播种到收获需要135-155天左右。
但小麦还是逐渐取代了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了北方人的主粮，根源在于尽管小米是“耐逆性”很强的谷物，耐旱、耐瘠、耐盐碱，但产量却相对较低，从播种到收获需要135-155天左右，亩产量在300-400公斤，但是出米率只有70%左右。而小麦却是高产作物，当前北方小麦的亩产均在1000斤左右，且春小麦的生长周期仅需要80天。另外冬小麦的秋种夏收也错开了小米春种秋收的周期，使原本一年一熟的种植达到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粮食总产量更高。
历朝历代官府大力鼓励小麦种植，毕竟产量高，意味着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也能产生更多的赋税。
由此历朝历代官府大力鼓励小麦种植，毕竟产量高，意味着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也能产生更多的赋税，特别是小麦在完成了从粒食到面食的转变之后，口感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小麦取代小米成为北方主粮也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中国远缘杂交小麦育种之父李振声
说到小麦增产，必须要延伸讲一位与袁隆平齐名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他就是已经90多岁高龄的“中国远缘杂交小麦育种之父”李振声院士，他开创的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育种新领域，育成了近50个“小偃”系列品种，集持久抗病性、高产、稳产、优质等于一身，全国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小麦逾150亿斤，其小偃“高原333”至今仍保持着单产最高的世界纪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殊荣的育种人。李振声被誉为“当代后稷”。
李振声开创的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育种新领域，育成了近50个“小偃”系列品种。
“小偃”系列小麦品种，集持久抗病性、高产、稳产、优质等于一身，全国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小麦逾150亿斤
李老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间地头度过，2006年获得“中国最高科技成果奖”，奖金500万人民币，按规定，其中450万用作由获奖人自主的科研经费，剩下的50万则归个人支配。李老把自己能支配的50万全部捐给了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用于青年科技者的助学基金。谈及此事，李老说自己一生与世无争，平平静静，粗茶淡饭，生活上已经很知足了。正是有了“南稻”袁隆平和“北麦”李振声这样的一批农业育种学家，中国的粮食安全才更有保障。
小麦取代粟黍这两种小米成为我国与水稻并列的主粮，是“民以食为天”的古代农民对衣食无忧生活的必然选择。
小麦取代粟黍这两种小米成为我国与水稻并列的主粮，这既是“民以食为天”的古代农民对衣食无忧生活的必然选择，也是人口不断增加的必然要求，更是小麦在中国不断“汉化”取得种植优势的必然结果。当然粟和黍也并未完全告别我们的生活，其滋阴养血和养胃抗泻的功效使得小米从“五谷之首”，变成了“杂粮之首”。
上期回顾：世界四大主粮的绝对主力：中国土生土长的水稻和原产于西亚的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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