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历史著作写得更好看，如何把历史故事讲得更好听？
在好读、好看、好听的三者结合方面，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应该是做得最好的学者之一。
陆游在四川写信回绍兴老家，两行清泪流尽了，书回已是明年事。李白斗酒诗百篇，看起来酒量惊人，其实也经不起二锅头的检验。“人生代代无穷已，两种日常达古今。”
《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以下简称《人间烟火》）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以娓娓道来的方式，透过历史烟尘，观察和体会古人“生活的日常”与“生命的日常”。
正是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正是生活在奔腾不息的时间洪流中的寻常百姓，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也极富生命力的画卷。
爱发朋友圈的网红学者，也爱自嘲
微博上，她是“八八级的赵冬梅”。喜马拉雅上，她是“冬梅讲国史”。
西瓜视频上，她是“赵冬梅讲宋史”。
央视系列节目《平“语”近人——用典》里，她是节目的经典释义人。
已经成为“网红学者”的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却笑着自谦“还不够红”。
赵冬梅。
与严肃的历史学者很不一样的是，赵冬梅会在网上刷《甄嬛传》，也会跟评《清平乐》，她没有架子，既喜欢八卦，也喜欢自嘲，还喜欢拍照发朋友圈，更像是别人学校的老师。
刚上小学的时候，由于身处异乡，赵冬梅的户口没有及时迁移，本来是上不了学的，还好遇见了一位可亲可敬的班主任收留了她。班主任对她只有一个要求，“学不好就不要了。”说到自己学习成绩好，17岁就考上北京大学的赵冬梅自嘲说，“倒不是因为我乖，而是因为我胖。”
刚到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虽然每个月有17元的副食补贴，但也不够花，还是得家里寄钱。学校食堂里要用粮票，打米饭的话要用米票，买馒头的话要用面票。有一次赵冬梅上街经过一个食品店，肚子饿得慌，想去买吃的却发现没有带粮票，只能望着热腾腾的花卷干瞪眼。
在《人间烟火》讲述女仆张行婆故事的时候，赵冬梅先是介绍主人家给张行婆起名叫菊花，然后点评说，“菊花，这是个丫头常用的名字，就像冬梅一样。”
一位北大校友画了三幅画，画面很简单，分别是林间小屋、水上石桥、岸边亭子。赵冬梅兴之所至，拍了三张实景图，组合成一个朋友圈，配发图说：“历史系赵冬梅摄，图书馆系崔红楠写”，还起了个标题叫《八八级同学跨系合作》。
朋友送了一只白色的瓷碗给赵冬梅，一直想要这么一个合适碗的她，心满意足地煮了碗排骨蔬菜汤。虽然是资深吃货，赵冬梅却说：“吃倒是其次的，盛着真好看。”接着，又做了各种设想，“下次整个面，估计得苏式细面才配，或者碱水面，龙须面的话恐怕得配上绿绿的蔬菜。”然后，还很自得地说：“得了碗的赵老师眼见得要富态起来了。”
衣食住行里的烟火人间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从南宋延续至今的这种说法，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民以食为先”的朴素道理。于是乎，把“舌尖上的历史”作为《人间烟火》的开篇，也吻合了关注日常生活的出发点。
人类的饮食和而不同，包容与开放才是美食之道。中餐与西餐的一大区别，大概就是一个“炒”字。那么，炒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呢？准确的时间可能很难考证，可以推算出的是大致的时间段。赵冬梅认为，炒菜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要有锅，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战国时期的南方就已经出现了锅。二是要有油，西晋张华《博物志》介绍说，可以用麻油来制作豆豉。三是燃料匮乏，无论是熬煮还是蒸烤，都比较费柴火。在这样的时间推移中，大概要到南宋时期，炒菜技术才渐渐成熟起来，也就在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的合奏中，一点一滴地丰富了中国的味道。
“东家种竹，西家治地。”成书于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是农学家贾思勰编撰的一本大型农业百科全书。贾思勰自谦说写作的初衷是指导家童如何做农活，到了后世却有了种种解读。语言学家在这本奇书里研究汉语词汇的变迁，农业史家可以研究农业技术的发展，历史学家研究北魏、东魏的年代风俗。
贾思勰的故里在北魏青州齐郡益都县，县治在今天的山东寿光城南十里。区区11万字的《齐民要术》在寿光也就拥有了庞大的读者群，寿光“齐民要术研究会”出版的研究丛书多达20册500余万字。某种程度上，寿光能够成为当今知名的蔬菜基地，应该也有贾思勰的功劳，《齐民要术与蔬菜产业发展》之类的专业农书更是层出不穷。
安安静静的文字，其实也是可以品尝的历史。1999年—2000年的冬天，英国汉学家魏根深在北京花了3个月的时间，请专业的厨师根据《齐民要术》记载的烹饪方法、食材和配方来做菜。熬、煮、烘、烤，缺少了酱油、菜油、花生油、糖、辣椒等食材的增味，即便有多达280种食谱，大多数中国客人吃了魏根深他们做出来的菜，还是觉得更像是西餐而不是中餐。
演义小说是族群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若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应该照一照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常与人生。
大部分人的历史知识是从通俗文艺开始的，或者是小说、戏曲，或者是评书、相声。比如，说起宋朝，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小人书，包括《杨家将》《岳家将》《呼家将》《狄家将》等，虽然都是历史演义小说，也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在赵冬梅看来，历史时期的通俗文艺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它构成了族群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主人公的某些具体情节，可能是虚构出来的，但是，故事发生的常识背景、当时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是真实存在的。
唐代白行简写的《李娃传》，是赵冬梅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文人之间也是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传统。白行简是白居易的弟弟，元稹是白居易的好友，《李娃传》与元稹写的传奇小说《鸳鸯传》内容相近，都是赶考的学生在科举路上遇见心仪对象之后发生的故事。
普通人可能从这种姻缘故事里，看见了爱恨情仇，历史学家则有不同角度的解读。郑生上当受骗的时候，发现骗子住的豪华大宅是临时租来设局用的，租期甚至短到了只有一天，由此可见唐朝长安城里房屋租赁业的发达。郑生流落街头的时候，为了生计，只好去凶肆充当哀歌手，类似长沙的弹四郎，还在哀歌比赛中胜出，由此可见唐朝长安城里丧葬业的多样化。
“眼见为实。”《烟火人间》用70幅高清彩插与插图阐释，图文并茂地诠释了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古代日常生活画卷。比如，要了解北宋汴京城的饮食概貌，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自然是首选，这里有食肆和地摊，有卖胡饼的摊贩，有赶猪进城的肉贩，以喝酒为主、兼卖下酒茶饭的正店，专为吃饭而设置的食店，每一个场景，都能在高清彩色插图中，找到相对应的画面。
在追求可读性、故事性的同时，《人间烟火》一书处处透露着历史学家的严谨。《路上匆匆行者谁？》里，为了描写赶考学生历经千辛万苦后得偿所愿，引用了“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然后在页末标注：“《梦溪笔谈·笔谈》卷二十三《讥谑》”。《一个兵的旅程》里，为了描写普通士兵的遭遇，引用了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页末标注：“《全唐诗》卷七百四十六《陇西行四首》之二”。
对话
“东坡迷妹”：想用10年时间来写《苏东坡传》
“我学宋史，除了高大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私人的原因。我爱苏东坡！并且因为苏东坡爱宋朝！”敢于明确说出自己喜好的历史学者并不多，能够说得像赵冬梅如此直白的，更是少之又少。追星的赵冬梅，把“万里归来年愈少”视作自己的安心良药，每当长途疲惫，轻声念诵便觉唇齿余香、口角含笑。
2020年，赵冬梅出版了《大宋之变：1063-1086》。这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主线，聚焦从1063年宋英宗即位到1086年宋哲宗初司马光离世的北宋三朝政坛风云。2021年，她又陆续出版了《法度与人心》和《人间烟火》。“虽然这两年看起来，我好像是个高产历史作家，实际上并不是。”赵冬梅说自己在写作上是个很慢的人，“我会要求自己把史料把相关的研究成果都看得差不多了才动笔”，有时候写了一些章节有三四万字了，然后觉得不行就扔掉了。
某种意义上，赵冬梅是用生命在写作，写《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用了13年，写《大宋之变：1063-1086》用了8年。接下来，她准备用10年的时间来写《苏东坡传》。
在赵冬梅看来，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哪怕是在同一时间，他感受到的东西也是不太一样的。
赵冬梅来过长沙好多次，每次都是只在酒店里呆一两天，至多是去火宫殿吃点东西。赵冬梅觉得这样不是她想要的了解长沙的方式，她的一个愿望是能有时间找个地方住上一段时间，可以出去菜市场买菜，可以回到住处做饭，那样才是充满烟火气的居住生活。对于《苏东坡传》的写作，她也是希望能够到苏东坡住过的地方去住一段时间，那样，才能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更多切肤的感受。
潇湘晨报：作为北大历史系第一位走上电视讲历史学的学者，从《百家讲坛》的寇准、司马光，到喜马拉雅的“冬梅讲国史”，让无数网民记住了“八八级的赵冬梅”。按照世俗的说法，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参与讨论流行文化的，更像是一位网红学者，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身份界定，或者说是如何与普通学者区别开来的？
赵冬梅：我还不够红呀，完全不够红。传统的学者，可能是一副埋头做研究的模样。我个人觉得，研究型的事情，不管是研究哪个领域的，其实到最后都是很寂寞的。不过呢，枯燥中也有乐趣，因为你会在研究中不断发现新的东西，然后，就想跟别人分享。我觉得吧，独乐乐不如众乐乐。2012年，央视《百家讲坛》的编导说，“知识是应该分享的”，然后，我就登台开始讲“千秋是非话寇准”、讲“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在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之间，或许，我更看重的是如何与大众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
我觉得历史学者有责任把我们探究到的，我们认为接近真实的历史知识跟大众分享。我们不仅要分享历史知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分享历史学的思想方法。历史学从根本上来讲，是一门反思型的学问，历史学绝不是要灌输什么，历史学是要带着你一起去求真，一起去质疑，去寻找真相。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寻找真相的学问。
潇湘晨报：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相对冷门的历史专业，如果改学其他的话，会选择什么专业？
赵冬梅：少年时期，我比较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小说。看小说是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都要经历的。当然，不同的代际可能看不同的书。我是一名70后，看过金庸、古龙的书，也看过琼瑶、三毛的书。金庸的《碧血剑》对我影响比较大。金庸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他的很多武侠小说都是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的。金庸把《碧血剑》的主角袁承志设定为明代袁崇焕的后人，然后，在书末附了一篇考证袁崇焕历史的论文，当时就把我惊到了。另外就是高阳的历史小说，包括《胡雪岩全传》《慈禧全传》等，都深深吸引了我。高阳的历史小说，不仅故事曲折动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而且提供了有关传统时期人情世故的丰富知识。他在《清宫外史》里有这么一句话，“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大概的意思是说，有权有势的老爷的太太或者母亲去世的话，前来吊唁的人把大街都快压断了；但是，如果是老爷去世的话，连来抬棺材的人都没有。那些趋炎附势的嘴脸，道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还有《官场现形记》《20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谴责小说，都对我影响很深。高考填报第一批志愿的时候，我填写的全是“历史专业”——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的历史学系。财经类的学校和专业，反而被我放在了第二批志愿。
潇湘晨报：《法度与人心》和《烟火人间》都是今年出版的新书，前者偏重于制度变迁的制度史研究，后者着重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史探讨。这两本类型不同的书，是如何同时写出来的？
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和《烟火人间》这两本书，其实是来源于我在喜马拉雅上开的音频课。从2019年起，我在喜马拉雅上开设“冬梅讲国史”，每周更新两期，大概有100多期。偏重于制度史的一部分讲义，写成了《法度与人心》；偏重于个人史的那部分讲义，写成了《烟火人间》。
潇湘晨报：这种写作方式，跟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有点像。费孝通当年也是把在西南联大的“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辑录而成《乡土中国》。
赵冬梅：《乡土中国》是社会学的经典作品。“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我在《行:天下熙熙》一章中，也引述了费孝通的这些观点。
潇湘晨报：如果抛开制度史不谈的话，物质生活条件的演变，是否会影响个体的人的命运？
赵冬梅：日常生活的变化静水流深，然而的确存在。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生活在制度的规定当中，生活在时代的规定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鲁迅先生曾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没有人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你再怎么跳，你也离不开地球。
年初我跟编剧史航曾经有过一场对话，探讨了如何“穿越”的话题。我是不穿越的，现在才是对女性最友好的时代。自由之外，还有抽水马桶、淋浴、洗衣机以及一切让生活便利的创造发明。
潇湘晨报：好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你对个体生命的关照，不仅体现在赵至的失败人生里，也体现在女仆张行婆的闪光人性里。在你看来，古代的普通人如何活出生命的精彩与尊严？
赵冬梅：我很佩服这个在历史长河中微尘般的张行婆。张行婆是一位生活在一千年前的女仆，她被继母贩卖却以德报怨，对故主人知恩图报，将儿女养大成人后离家修行守护庙产。她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要什么，有担当，不畏惧，能接纳，懂感恩，独立又自尊。这些被命运辜负却活出生命的精彩与尊严的普通人，同样值得被历史学家言说。
无论“生活的日常”与“生命的日常”变与不变，最终都要着落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家庭和时代，唯一能做的只是接纳家庭给予的，并在性别与时代的规定中，努力活出自我。
潇湘晨报：你在书中说，宋代以前，当兵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直接的例子，当属三箭定天山的白袍虎将薛仁贵。你在着手修订的《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会不会有涉及这一块的探讨？
赵冬梅：宋代是文官为主、武官为辅，所以，还是唐朝的将军待遇高一些。写作《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的时候，我还是一位赵同学，现在变成了赵老师，视角和观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当时写那本书，可能偏专业化一些，我也想改得更为通俗一些。我想，任何一个严肃的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书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有些人对学者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老百姓说我们这么有学问，就像拧开一个水龙头，水就哗哗地流出来，孩子们就很开心了。其实不是的，你要讲课你要输出，同时还要保证既真实又有趣，是很不容易的。
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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