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耸入云霄的一座高山
陕西韩城象山杜鹏程陵墓 摄影/老来乐
编者按杜鹏程（1921年～1991年），陕西韩城人，原名杜红喜，曾用笔名司马君，现代作家。中共党员。大学毕业。著有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小说作品有《年青的朋友》、《速写集》、《杜鹏程小说选》等。杜鹏程的小说多为重大题材，从严峻的斗争与考验中，描写人物精神面貌。
他从四十代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他的代表作，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的、史诗般的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建国五十年来工业题材创作中的优秀之作。
1949年后历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专业作家，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1982年，杜鹏程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还是全国第二、三届政协委员。
转眼，杜鹏程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六年了。可是，我总觉得他没有离去，总觉得他还活着，活在英雄的史诗《保卫延安》那惊天动地的拼杀声中，活在《在和平的日子里》那激情沸腾的工地上，活在《年轻的朋友》那爽朗坦诚的笑语里，活在《历史的脚步声》那雄浑悲壮的节拍里。
杜老师不会死。他是一缕灿烂的阳光，谁见过阳光消失？他是一滴晶莹的海水，谁见过海水干涸？他是一座耸入云霄的高山，谁相信高山崩塌？他是一条呼啸东去的大江，谁相信大江断流！
杜老师仿佛还是那样慈祥地笑着，还像当年那样孜孜不倦地教诲、指点许许多多文学后辈一样，教诲我、指点我，教诲我怎样把握时代的脉搏，指点我如何感悟生活的真谛。
我和杜老师的第一次相识，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他那篇《夜走灵官峡》给我编织了多少梦的花环、美的遐思！课外，他的《保卫延安》、他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给我透露出他的那支笔是何等神奇、何等伟大！就这样，杜老师大踏步地闯进了我的心灵。不过，那时，他是我需要仰头遥望的一轮太阳。
一九七二年春，我们几个毛孩子合写的秦腔现代戏《红岭新医》参加陕西省首届文艺创作调演大会。尽管这个剧目还很幼稚、还很不成熟，他和胡采、袁光等文艺界老前辈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当我代表创作人员到他所在的“权威组”坐在他身边倾听评论时，既激动，又兴奋。我觉得，我们和剧目是一株刚出土的幼苗，杜老师是一股滋润幼苗的清凌凌的泉水。
在杜老师和文艺界老前辈们的扶持下，《红岭新医》荣获陕西省优秀剧目奖，陕西电视台播放了三次，《陕西日报》发表了评论和剧照，陕西人民出版社收入剧本集。后来，还被推荐代表陕西省参加中央文艺调演。
中央来人审查的那一夜，我的座位恰巧离代表中央来审查的以主演京剧《红灯记》而红得发紫的那位名人不远。我发现，《红岭新医》还没开演，那位名人就呼呼睡着了。我想用纸蛋儿打醒他，有那贼心，没那贼胆，眼睁睁看他直睡到《红岭新医》落下帷幕。我将这令人心寒的见闻悄悄地告诉杜老师，杜老师沉默了半晌才说了一句话：“咋能这样子哩！”
同是对待无名小卒的作品，他和那位名人大相径庭，有天壤之别啊！
此后，在长达十余年的岁月里，我只是偶尔在有关文艺创作会议上，遥望主席台上的杜老师，像吸吮甘露似的聆听他的讲演。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八日，陕西省文联组织文艺界三十多位知名人士由胡采老师带队到三原参观。我奉命偕同县政府有关领导负责接待事宜，见过老朋友陕西日报文艺部主任白浪、老师长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陈策贤之后，我一眼就从众多的师友中瞧见了杜老师，急忙奔了过去。杜老师和我亲切地握手。我觉得他的手有点颤抖，继而发现他的脚步已不大灵便，才知他饱经忧患、备受折磨之后，留下了令人痛心的后遗症！他一边顽强地同病魔拼搏，一边坚韧地从事他为之献身的文学事业。
杜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了两句病情，话锋一转，关切地问我：“你近年写了不少值得一读的好报告文学，准备不准备出书？”我指了一下旁边的陈策贤回答：“出不出书，就看他了。”陈老兄笑着说：“我们准备选十一篇结集出版，已列入明年的出版计划了。”杜老师拉着我的手问：“想让谁给你作序？”我望着他慈祥的目光，鼓足勇气说：“想请你！”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心跳得很厉害，脸也刷地红了：我一个无名小卒，拿自己那些拙文请他这位文坛泰斗牺牲宝贵的时间去批阅评点，岂不是有点像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没想到杜老师竟那样豪爽：“国庆节过后，将你入选的作品给我送来！”听了这句话，我的眼圈湿润了。杜老师是抱病用生命的光焰来扶持文学后辈啊！
国庆节过后，我按杜老师留的地址前往翠华路他家，送去了入选稿件。他让我月末再来一趟，等他详细看完作品再好好谈一谈。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如约前往。秋雨时续时断，天气阴沉，冷风袭人。可是，我的心中却是暖暖的。
进屋刚刚坐定，省文联党组副书记、著名文艺评论家韩望愈等三位同志专程前来拜望杜老师，送他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名句辞典》。他接过书，翻了几页，孩子般快活地笑了。谈了一会儿，韩望愈他们要去拜望杜老师家对门另一位文坛巨匠王汶石老师，尽管他们再三请杜老师别动，杜老师还是坚持把客人送到门口。
我扶杜老师回来坐下，他就一字一板谈起了我的作品。杜老师记得我《深沉的爱》的主人公睡在车座底下的所有细节，记得我《帆，从温热的土地上升起》的主人公毕业于仪祉农校……他还说，他对我的家乡鲁桥镇很熟，他当年被打成“牛鬼蛇神”时曾在仪祉农校劳动改造，他的妻子被发配到孙村镇(今新兴镇)，他两周一次休假，从三原坐车过鲁桥到红原下车，再顺川道爬坡步行数十里去看望他的妻子……他赞扬我的报告文学有小说结构、小说笔法，可读性很强，看了难以忘掉。我知道这是杜老师在鼓励我不断探索前进。我的作品和我一样，在他面前，不过是高山下的一抔黄土，大海边的一滴露珠。
说到序言， 杜老师说他的手最近很不灵活，写起来太慢，说想和韩望愈合写，韩写初稿他写二稿，并征询我的意见。见我答应，杜老师忙颤颤巴巴走向门口，打开门，等韩望愈他们从王汶石家出来。我说我在门口等，门口冷，劝他回屋。任凭我再劝、再拉，他纹丝不动，固执地伫立在门口，还三番五次将我撵回客厅。我如坐针毡，只好悄悄站在他的身后。秒针每转一圈，我的心都要突突紧缩一阵！他在门口足足站了半个小时，等到韩望愈他们出来，他立即迎上前去，和望愈商谈，见望愈满口答应，他才又颤颤巴巴回到客厅。
送走韩望愈，杜老师再三叮嘱我：“找时间和韩望愈谈谈你的作品，谈细点，这样写出的序比较好。”
数月后，我收到韩望愈寄来的序言。未打开信封前，我估计，韩望愈也是大手笔，他写的初稿杜老师不会有多大的改动。但是，当我打开信封，看到二人合写的序言时，我愣了！我的估计错了，完完全全错了。六千多字的序文，他改动了三分之一。从歪歪斜斜的字迹中，我仿佛看到杜老师饱含激情，埋头书案，艰难而又顽强地一笔一划地写着，倾注着心血，流淌着汗水……以至我将杜老师改定的序文送印刷厂之前誊清时，不由潸然泪下。
杜老师很有眼力，他和韩望愈作序的报告文学集《深沉的爱》，一九八八年被陕西人民出版社评为该社的六本优秀图书之一，被陕西省评为三本优秀图书之一。
事无巨细，杜老师都是一丝不苟。我恳请他为《三原报》副刊题写“龙桥”二字时，他满口答应。看他艰难地写完第一幅，我就再三说可以了。他却摇摇头，又一笔一划地写了第二幅、第三幅……直到第六幅，他才罢手。看他颤抖着挥毫，我不由想起了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每当我向文友们转述这一场景时，不少人为之动容。
杜鹏程老师的作品，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二十世纪就要结束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联袂邀请专家学者,对于一百年来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进行了遴选，最后,选出一百部文学作品为百年优秀中国文学作品。陕西省有四部作品入围，按出版时间顺序分别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我从《陕西日报》上看到杜老师十月二十七日凌晨在西安逝世的消息，我紧关房门，翻开杜老师签名送我的那本《杜鹏程短篇小说选》，望着扉页上他慈祥的笑容，轻抚着他的题字，默默流下泪来。这颗文坛巨星，不该这么早就陨落呀！
杜老师出生在司马迁的故乡韩城。太史祠前第一台牌坊上嵌刻着“高山仰止”，我觉得，将这四个字献给他，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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