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民粹主义（社交媒体和民粹主义是天生一对吗）

文献来源：Gerbaudo, P. (2018). Social media and populism: an elective affinit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40(5), 745–753.

作者简介：Paolo Gerbaudo，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数字人文系讲师，曾在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媒体系担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政治传播、社交媒体、民粹主义。

特朗普的当选带来了围绕社交媒体和民粹运动关系的讨论。社交媒体在大众中间建立社会网络的强大能力，被认为是其与民粹主义有密切联系的根源。但作者认为，这种联系需要在一种“叛逆叙事”下得到更好的理解：科技的快速发展与深刻的经济危机同时发生，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下，社交媒体既作为人民的声音，也作为人民的聚集而存在，为民粹运动提供了便利。

许多评论人士认为，在特朗普出人意料地战胜希拉里并当选的过程中，社交媒体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关于这一作用的具体机制则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特朗普推文的煽动性风格有利于唤醒网络狂热人群；也有人认为社交媒体作为假新闻的沃土，对希拉里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还有人把锅扣在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头上，认为其为特朗普竞选广告的推送提供了支持。而抛开对特朗普胜选原因的众说纷纭，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特朗普并非社交媒体与民粹运动相联系的个例。世界范围内的右翼（如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阵线）和左翼（如美国的伯尼·桑德斯、西班牙的“我们能”党）都有依托于社交媒体的特征。社交媒体为想要“代表未被代表者”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渠道，为沉默的人民提供声音，团结分裂的人群。

本文作者对社交媒体与民粹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文献梳理，并提出，社交媒体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需要在意识形态背景下得到更好的理解。

近些年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民粹时代：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运动，都呈现了共同的民粹特征，即反建制的态度，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代表普通人的诉求。若我们想抓住这种横断性民粹逻辑的本质，则需要超越主流评论人士对民粹主义轻蔑的态度。一直以来，民粹主义被看作一个箩筐，任何危险的、非理性的、蛊惑人心的政治现象都能往里装。这些罪名虽然抓住了民粹主义右翼言论的某些方面，但没有解决这一现象激增背后的根源——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失败引发了不满。同时，这种理解也忽视了民粹主义解放和进步的一面。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呼吁整个政治共同体反对共同敌人的政治逻辑，尤其是针对无回应性的政治精英。这种统一的诉求在左右翼民粹运动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右翼民粹主义采取高度排外的形式，反对移民和少数族裔；而左翼民粹主义则反对特权，批评经济政治精英的腐败和剥削。

这些分析并没有让我们理解社交媒体与民粹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反而使之令人费解。首先，民粹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社会在现代化中挣扎的典型代表（如美国的农业民粹主义），而社交媒体是先进的高科技社会的现象，二者的结合让人感觉不合适。其次，社交媒体通常被视为超个人主义的表达，本应更符合新自由主义对个人自治的崇拜，而非民粹主义的集体精神。但现实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可能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围绕第一个问题，虽然民粹主义曾经呈现出反现代的风格，但也逐渐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如美国人民党和拉丁美洲的民粹运动并不反对技术创新，而是反对由精英定义的技术创新，以对人民进行剥削和控制。而当代民粹主义运动则是时代动荡的产物。一方面，经济危机使得大量人口的生活条件恶化；另一方面，快速和高破坏性的技术创新重新定义了人们的交流、工作和组织。二者的结合为民粹运动打开了机会窗，使其吸引了怀有政治不满的数字化选民。而围绕第二个问题，可以认为社交媒体的超个人主义导致了原子化状态，反而有利于民粹主义将原子化个人融合到人民的集体中的逻辑。

作者从两个角度探索社交媒体与民粹主义的结合：首先讨论社交媒体是如何被视为弱者与未被代表群体的声音，进而对抗主流媒体，并服务于民粹运动的；其次讨论社交媒体如何成为一种聚集群众的手段，将政治不满的个人聚集在有象征性的领导人周围，以对抗共同敌人的。

社交媒体之所以被认为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合适的渠道，首先是因为这一平台被理解为人民的声音，以对抗与金融和政治机构勾结的主流媒体。然而这种说法也存在问题，毕竟社交媒体也是企业提供的服务，已被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的资本控制，这些公司的运作逻辑似乎和普通人没什么关系。尽管如此，社交媒体总归能为被边缘化的选民提供表达的渠道。

社交媒体被视为人民的声音，也与主流媒体公信力的下降有关。经济危机以来，主流媒体越来越被视为超级富豪及其政治盟友的议程设置工具，而不是公众真正需求的反映者。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主流媒体备受批评的特朗普等人，反而在社交媒体中建立了特立独行的勇士的形象，一转攻势指控主流媒体才是假新闻传播者。对主流媒体的攻击是民粹主义运动的共同特征，他们指责主流媒体不报道真相，进而鼓动人们传播非主流新闻。这在右翼民粹运动中往往表现为对政治正确和专家权威的攻击，而在左翼民粹运动中则表现为对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攻击。正是利用主流媒体的信任危机，民粹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上培育了自己的媒体。

社交媒体为民粹运动的崛起提供支持的另一个原因是其算法中嵌入的聚合逻辑。具体而言，社交媒体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的超个人主义所造成的“孤独的人群”提供过了聚集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分散的原子可以被重构为政治共同体，成为某一党派或领导人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大众(crowd)”话语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强势回归，线上的“众包”“众筹”活动似乎揭示了互联网群众合作的新的可能性。这都是凭借社交媒体的算法与聚合能力而实现的。

聚合能力的一个例子就是“过滤气泡”效应，指的是将用户注意力集中于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这种基于兴趣的过滤会将用户与其他观点隔绝，导致公众舆论的极化。尽管过滤气泡效应的系统性政治影响令人担忧，但对民粹运动来说似乎是件好事，因为其可能将本无联系但志趣相投的个体动员起来。而“网络效应”则能让高连接度的人群联系更加紧密。具体而言，社交媒体的时间线算法偏好即时流行内容，即发布后短时间内吸引大量反应的内容。这被认为在2011年的埃及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因其偏好煽动性内容而被担心会导致暴民统治倾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特朗普通过Twitter发布的煽动性内容成功将公众的视线从更加严肃的内容上移开。

社交媒体的这些特点为民粹主义运动团结原本分裂的人群提供了合适的工具，正如有些学者所言，民粹主义运用空洞的符号，将不同要求融合在一个单一的平台上，试图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利益和敌人”。这一现象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各种网络攻击和网络暴力，尽管有着许多差异，但这类行动的共同之处在于，民粹主义者利用社交媒体聚集人群，利用他们的合作能力，将社交媒体变成激进的支持者基地。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交媒体是从其创造者手中溜走的东西。它由无疑支持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硅谷大公司创造，但却被新自由主义的挑战者所殖民。金融危机带来的强烈不满极易在互联网形成讨论，而民粹主义则绑架了充斥着对新自由主义体制不满的和被背叛感的社交媒体。被经济危机所威胁的网民开始从独狼变为群狼，扑向被认为是万恶之源的现行体制。

社交媒体已具有民粹倾向并不意味着建制派候选人与之无缘，只是说这意味着社交媒体的底层叙事与价值导向和建制派的政治特点——包括制度化、节制、正式和理性等——八字不合；相反，社交媒体倾向于支持政治风格比较奔放，且与互联网文化中固有的对权威、精英怀疑精神相合拍的民粹主义。有意思的是，建制派候选人有时也身不由己地采取民粹言论，造成一些矛盾的局面。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具有民粹潜力的社交媒体是否只能支持像特朗普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还是说同样为更加进步的民粹主义形式提供支持。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年，社交媒体将继续成为建制与反建制之间冲突的中心舞台。

编译：殷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