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连攻破了沈阳和辽阳两座辽东重镇。
消息传到北京，可谓是举朝震动。沈阳、辽阳，是明军在辽东地区有重兵把守的坚固城池，特别是辽阳，是当时明朝在辽东统治的中心，也是辽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与重要的交通枢纽。在此前熊廷弼经略辽东期间，对于沈阳、辽阳的防卫工作可谓是高度重视，不仅加固了城墙、整饬了军备，更是建立了一整套城防工事体系，在明朝上下看来这两座城池都应该是后金军队所无法攻克的。
只不过战争的最终结局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沈阳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就陷落了，而辽阳更是在占有兵力数量优势的情况下仅仅抵抗了三天三夜便被攻克。
沈阳、辽阳的相继失守，致使明朝就此失去了对于辽河以东地区的控制权，之后70余城全部投降后金，明朝在辽东战局中陷入了愈发不利的境地。
然而，这场看似“不应该”的失败，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注定会发生的，而酿就这一辽东战局重大悲剧的起点，便是一次“所托非人”的错误任用。这个被“错用”的人，就是熊廷弼的继任者，辽东经略袁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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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辽东之前的袁应泰，绝对是当时明朝的“模范官员”。袁应泰，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考中进士，从此进入仕途，至他在泰昌元年（1620年）正式接任熊廷弼成为辽东经略，在这25年的为官经历当中，袁应泰的政绩和功劳，的确是可圈可点的，特别是在当时贪腐横行、党争不断的明朝官员队伍中，他绝对称得上的一股“清流”般的存在。
首先，袁应泰做到了官员该有的“爱民如子”。
《明史》中，记载了袁应泰这样两件事情：
“授临漳知县。筑长堤四十余里，捍御漳水。调繁河内，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数万顷，邻邑皆享其利。”
“迁淮徐兵备参议。山东大饥，设粥厂哺流民，缮城浚濠，修先圣庙，饥者尽得食。更搜额外税及漕折马价数万金，先后发振。户部劾其擅移官廪，时已迁副使，遂移疾归。”
第一件事情说得是袁应泰在担任临漳知县的时候，开渠饮水，修筑坝堰，不仅水患得以治理，沿河流域的农田也得到了灌溉，就连周围的县域百姓也跟着一同受益。
第二件事情说得是袁应泰在担任淮徐兵备参议的时候，山东地界发生饥荒，为了赈济百姓，袁应泰未经请旨，擅自动用府库钱粮，不惜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
从这两件事情不难看出，袁应泰深知“为官之本”与“立身之道”，不仅心忧百姓，更是将实干放在了首要位置，切实为百姓做了许多的实事和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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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袁应泰本是东林党人，却与东林党“空谈误国”、“沽名钓誉”的传统形象形成了反差。
在为百姓开渠筑坝，包括后来修葺孔庙等事情之中，袁应泰不是只懂得伸手向国家要钱，也不是一味的借口盘剥本地的富商和百姓，而是率先垂范的自掏腰包，将自己的俸银拿了出来，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才引得民间的纷纷效仿。而袁应泰本人又是为官清廉，这也使得他自己家的生活也是拮据异常。
说到这里，不禁让人联想到崇祯末年，崇祯皇帝向大臣们借款，希望君臣一心共渡难关，然而从崇祯的老丈人周奎开始，满朝的东林党大臣们是纷纷抵制，上演了一出出闹剧。然而在后来的李自成、刘宗敏所组织的残酷“拷掠”中，竟然被逼出了7000万两白银。而这与此时的袁应泰所形成的对比也是无比的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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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袁应泰是真的能够抛下党派的对立，真心实意的为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尽职尽力。
“久之，起河南右参政，以按察使治兵永平。辽事方棘吗，应泰练兵缮甲，修亭障，饬楼橹，关外所需刍茭、火药之属呼吸立应。经略熊廷弼深赖焉。”
袁应泰是东林党人，熊廷弼是楚党人。
朝堂上，东林党人借助对明光宗泰昌皇帝以及明熹宗天启皇帝的登基有着拥立之功，大肆扩充朝中势力，并对其他党派进行打击。熊廷弼必然是他们重点打击的目标，并且经常性的掣肘熊廷弼在辽东的工作。后来“蒲河之战”的小败被东林党人无限放大，不断添油加醋，最终导致了熊廷弼的离任。
然而，身为东林党的袁应泰却能放下党派斗争的偏见，以大家大局为重，积极为辽东战场训练军队，提供辎重补给，支持熊廷弼的工作。试想下，就连脾气火爆、性格偏激，难有容人之仁的熊廷弼都对袁应泰予以了高度的认可，更加证明了袁应泰的人品和能力，以及对于国家的那份责任心，这些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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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袁应泰的政治生命就此终止，或者没有之后那段经略辽东的政治经历，袁应泰的名誉和声望将会只高不低。然而正是这样一次“所托非人”的任用，让袁应泰成为了历史的“罪人”，害死了自己，也坑苦辽东以及整个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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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错误举措，让熊廷弼此前一年多的努力经营付之东流。袁应泰到任辽东，可谓是踌躇满志，在给天启皇帝的奏疏中，袁应泰这样写道：
“臣愿与辽相终始，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与臣相终始。有托故谢事者，罪无赦。”
从这份奏疏中不难看到，袁应泰抱定了誓与辽东共存亡的勇气与决心，这份精神是值得肯定与赞扬的，但是接下来袁应泰的一系列错误举措，却将为之后的辽沈兵败，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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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错误举措，转“守”为“攻”，大放厥词，计划“收复抚顺”。
熊廷弼经营辽东期间，奉行的是全面的防守策略。可以说，这在当时是非常正确的决定，毕竟经过“萨尔浒之战”，明军损兵折将，已经从战略进攻转向了战略防御，就此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与此同时，这也是熊廷弼对于后金军队战力的忌惮以及明朝军队羸弱战力的担忧。
但是袁应泰则推翻了熊廷弼的基本策略，向崇祯皇帝上疏：
“抚顺为来往必争之地，自抚顺既失，而沈、奉危矣。臣曾会巡按并道臣诸将，问以方略，皆曰宜复抚顺、清河。”
同时袁应泰计划用兵18万，“三路出师”，收复抚顺。
然而，这个计划自始至终没有实现，但是转“守”为“攻”，不仅改变的是辽东的已有的防御体系，更是影响了辽东守将的心态，之后的辽沈之战中让明军品尝到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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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错误举措，改“从严治军”为“从善治军”，犯了“慈不掌兵”的大忌。
熊廷弼经营辽东期间，不仅是让努尔哈赤头疼上火，就连辽东官兵，也对熊廷弼非常的惧怕，这主要是因为熊廷弼“从严治军”的态度。但是，经过熊廷弼的整治，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提升，“不战自退”、“临阵脱逃”的明军痹症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然而，袁应泰到任辽东经略后，马上改变了这一政策，他用曾经他那“爱民如子”的治民手段来治理军队。这样一来，熊廷弼好不容易树立的军法、军规，被袁应泰这一举措破坏殆尽，军纪重新涣散了起来，曾经军队上下的种种恶习、陋习又一次显现了出来，战斗力自然也是大不如前。
“宽和带兵”，如果在和平年代，用以拉近同底层官兵的关系，是非常可取的策略，但是在形势如此危机的辽东地区，不倡军纪、不从严治军，无异于慢性自杀，这一点在此前辽东的数次大小战役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只是袁应泰却坚持着自己读书人的那一套儒家思想的理论，彻底的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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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错误举措，也是最为致命的，就是盲目的收留蒙古降民。
熊廷弼经略辽东期间，也曾有蒙古难民来降，但是熊廷弼采取的策略是“化整为零、打乱安插”以及“严密监视、秘密处理”。就是将蒙古的降民全部分散在各个城池、堡垒、村落之中，使其不能相互呼应，同时暗中派人观察，对于有间谍行为或者违法违纪行为的蒙古降民进行秘密的处决。这样一来，不仅不会受到不纳降民的舆论压力，更是能及时发现藏匿于降民中的后金奸细，将其影响力和破坏力消弭于无形之中。
然而，袁应泰却认为：
“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
于是，袁应泰为了拉拢蒙古降民能够为己所用，采取了一种近乎于“宾至如归”的态度来对待蒙古降民，不仅将其按照部落、家庭进行集中安置，并且对其从宽、从善对待，甚至对其的违法违纪行为也是宽和处理。
这样对待明朝军民同对待蒙古降民的“双重标准”，上至朝廷官员，下至辽东军民百姓，都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特别是辽东巡抚薛国用，反复进行了劝谏，但是袁应泰依旧我行我素，继续坚持着自己的政策。之后，在辽沈之战前夕，努尔哈赤对于王大人屯的试探性进攻中，作为守军先锋的蒙古降民部队积极抵抗后金进攻，战死二十余人，更加让袁应泰坚定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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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蒙古难民归降的时候，已经暴露除了诸多的“疑点”。
一来，是难民归降的时间上的问题。
当时蒙古地区发生自然灾害的时间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蒙古各部先是在夏季遭遇了旱灾，又在冬季遭遇了雪灾。然而，这批蒙古难民投降归顺的时间却是在泰昌元年（1620年）的年底，距离遭灾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难民为何会在民生凋敝的草原上坚持一年才想到投降归顺，不禁让人感到怀疑。
二来，是难民几乎是完好无损的来到了辽西。
泰昌元年（1620年）年底的这次投降归顺，一次就来了超过4000名蒙古降民，并且他们并不是空手而来，而是驱赶着80辆大车以及上千匹牲畜，之后又有大批难民陆续前来。漫漫逃难之路，却没有遭到其他蒙古部落或者后金军队的劫掠，如此安然的就来到了明军的底盘，这也让人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可是不懂军事，更加不懂辽事的袁应泰依旧坚持着自己的策略，全然不顾上下的劝阻，最终酿下了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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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相继陷落，袁应泰以死谢罪。就在袁应泰自我感觉良好，实际上却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努尔哈赤犹如找到了“想要睡觉就有人送枕头”的感觉。
熊廷弼经营辽东，将辽东阵地打造成了铁板一块，令努尔哈赤都选择了蛰伏等待，然而伴随着熊廷弼的离任，袁应泰的到来，现在的辽东又回到了熊廷弼来到从前的状态，努尔哈赤也就此将压抑了一年多的怒火全部发泄在了辽沈之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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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十六，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水路并进，杀向沈阳。
沈阳之战中，明军主将贺世贤中了努尔哈赤的诱敌之计，轻敌冒进，致使自己深陷重围。好不容易从后金的包围圈中突围来到沈阳城下的时候，却发现城门上吊桥迟迟不肯放下，原来蒙古的降民反了，这些蒙古难民中确实有着不少后金的奸细。
此时的城上的明军正为奸细所牵制，全然无法顾及处于危难之中的贺世贤，致使其力战而死。另外一位主将尤世功也在救援贺世贤的过程中，身死殉国。
眼看主将阵亡，明军瞬间如作鸟兽散，又呈现出了溃败的态势，原本成高墙厚且城池内外均有完备防御体系的沈阳城，在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被努尔哈赤攻克了。
贺世贤的急功冒进是导致战败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这些被袁应泰给予厚望的蒙古降民，却在最关键的时候背叛了他，最终导致了沈阳的陷落。与此同时不得不说的是，贺世贤的出兵迎战，难道不也是受到了袁应泰转“守”为“攻”的思想的影响么，这样看来袁应泰无疑成为了沈阳陷落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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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袁应泰接下来的表现更是昏招频出。
后金军队最为擅长的就是围点打援，努尔哈赤如此，他的继任者皇太极更是如此。
就在接到努尔哈赤围攻沈阳消息的时候，袁应泰急忙派遣由秦邦屏、周敦吉率领的七千川兵，以及由陈策、童仲揆还有戚继光的族侄戚金率领的三千浙兵，前往救援沈阳。这两支部队在明朝的历史上都是大名鼎鼎，其中的川军正是明朝“巾帼英雄”秦良玉创立的白杆军，浙兵则更加出名，是威震一时的“戚家军”。
可是当这支援军部队到达浑河的时候，沈阳已经陷落，同时努尔哈赤也发现了这支军队，开始了对其的进攻。此时一贯主张主动进攻的袁应泰却没有再行派兵救援，理由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去救了也是送死”。于是他眼睁睁的看着一万川、浙兵将战死于浑河两岸，主将童仲揆、陈策、周敦吉等人皆身死殉国，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浑河之战”也成为了戚家军最后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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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袁应泰的噩梦还没有结束，短短五天之后，努尔哈赤开始进攻辽阳，他也迎来了命运对于他的“最终审判”。
沈阳陷落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此时袁应泰却依旧不肯坚守城池，而是派李秉诚、侯世禄、朱万良等人带五万兵马出城迎战。人数上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后金军队以野战擅长，这样“扬短避长”的策略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明军的溃败，由此一来极大的消耗了守军的实力，更是严重动摇了军心。
在清理完城外的明军后，努尔哈赤下令攻打辽阳城，骑兵冲锋、盾车协同、内外呼应、决堤放水，在努尔哈赤高超的战斗指挥天赋面前，袁应泰显然是没有任何招架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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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这个时候，又是蒙古降民中的后金奸细在城中大肆作乱，一边袭击城中的守军与百姓，一边宣扬明军已然大败，顺便还在城中点起大火，此时的明军士气全无，再一次的四散溃逃，辽阳城破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此情此景，袁应泰自知大势已去。辽东巡按张铨以袁应泰没有“守土之责”要他赶紧突围。但是袁应泰选择了留下来，并独自一人来到了城东北的镇远楼，向西叩拜北京，并哀叹道：
“臣至辽，见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辽、葬辽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上收拾人心为恢复计”。
之后，袁应泰佩戴着辽东经略的印信以及天启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自缢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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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中，对于袁应泰寄予了一个颇为柔和，甚至可以说非常中肯的评价：
“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
这是在肯定袁应泰治国治民能力的同时，对其军事战略能力的全面否定。
事实上，袁应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标准的“好官”。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清正廉洁、勤于政务，却对军事一无所知的文官，将其放在辽东经略的位置上，确实是“所托非人”。
尽管袁应泰有着敢于做事、愿担责任的优点，但这仅仅是在精神气节上，好过了那些懒政、怠政的不作为官吏。然而他做的越多，错的越多，如果这是治民，尚且有挽回的余地，可这恰恰是在一招棋错、满盘皆输的军事战争领域，同时更是在辽东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危机之地，袁应泰的一次次错误的举措，最终导致了他自己的自缢身死的悲剧结局，更是造成了辽沈陷落、辽东大片国土尽失这样一个无法挽回的失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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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怪罪于袁应泰么？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实际上，袁应泰正是彻彻底底的明末党争的牺牲品，他被派驻辽东并理由仅仅是因为他是东林党人，东林党人需要占据辽东经略这个关键的职务，却忽略了这个位置上的人所要具备的能力、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所要面对的风险，于是才有了这样一个“所托非人”的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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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泰不是第一个政治斗争牺牲品，在他之前的熊廷弼纵然成绩突出，也倒在党争之下；在他之后的孙承宗、袁崇焕，无一例外的不是栽在了自己的手中。而在这样一次次的“自毁长城”之后，明朝逐步丧失了关外的领土，也更是一步步走向了灭亡。
这也使得我们在对袁应泰的悲剧式的结局感到叹惋的同时，更是对大明王朝如此这般的衰落与灭亡而倍感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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