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天下群雄纷争，学术上百家争鸣、政治上变法迭起。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如果非要选出一位代表人物，那便是吴起。对于吴起的人生，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大荣大辱、大有大无、大起大落”。
要知道，虽然战国时期被誉为百家争鸣的华夏学术黄金时代，但真正排的上名次的也就那么几个，而这其中吴起一人兼具儒、兵、法三家。若论儒家，吴起师从于曾申（曾参之子），刘向的《别录》里就有“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吴起”之语。要知道，曾参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其地位几乎不亚于荀子、孟子，他的儿子在当时儒家的影响可想而知。若论兵家，吴起的一生大战数十次，未尝一败，其胜率在战国时代唯有后来的战神白起可以比肩；若论法家，吴起在法家的地位完全可与李悝、商鞅和韩非子相提并论了。
那么这样一位人物，他的一生为何会被人称作大荣大辱呢？之所以对吴起的评价堪称大荣大辱，是因为他背负了太多的非议和误解，而这些非议几乎都和他早年间在鲁国的经历有关。原来，吴起出生于卫国的一个富裕家庭，家境虽然殷实，但社会地位并不高贵。这样的生活背景能够让吴起在拥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的同时，也可以了解父母操持家业的艰辛。耳濡目染之间，吴起更容易理解个人奋斗所需要的艰辛和坚忍，以及扩充自身才能的必要。不过，也正因为出身不是贵族，缺乏官场资源和仕途门路，吴起对权力、谋略的理解远逊于其他贵族子弟，这也为他后来的结局埋下了隐患。
当时的卫国，作为殷商的后裔，民风极具商业精神，百姓们比较富裕，思绪比较活跃，这就非常容易诞生人才（后来入秦变法的商鞅也是卫国人）。然而由于国力的羸弱，政治上的卫国只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弹丸小国，其上层早已糜烂不堪，国君和贵族大臣们毫无进取之心，对天下形势全无影响，因此也就不太可能给自己的人才提供向上发展的空间了。以吴起这样的出身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官，其难度势比登天。最终不甘于经商、立志从政的吴起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上下打点之后还是一无所获。不仅如此，他还因此遭到同乡的嘲笑和诽谤，一怒之下连杀三十多人，最后不得不逃出卫国。
为了明志，吴起在离开卫国之前曾对母亲发誓，表明自己“不当卿相，决不回卫”的决心，并选择在邻近的鲁国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吴起拜入了曾申门下学习儒术。可是好景不长，很快曾申就因吴起遵循自己当初的誓言，未能按照儒家忠孝的信条回家奔丧守孝，被曾申认为不配做儒家门徒而断绝了师生关系。自此以后，吴起决定弃儒学兵，很快钻研出一套非常实用的兵家理论。事实上，曾申、吴起师徒决裂，很大程度上是学术的分歧。因为在吴起看来，万物万事没有信用是不行的，是否为已经逝去的亲人奔丧反而是次要的了。这从吴起离开卫国之前的一次休妻事件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据说，吴起曾经交代自己的妻子制作一条符合要求的丝带，妻子答应之后却未能做好，吴起要求她修改成符合自己要求的样子，并等到第二次查验时发现依然不符合要求，一气之下便休掉了妻子，即便是被卫国的国君重用的妻子弟弟求情也没有用（记载于《韩非子》，其中收录了另一说法是，妻子的父亲求情而没有用）。正因为秉承言出必行的信条，吴起休掉了卫国的妻子，并未能返回卫国奔丧。而忠孝在儒家和鲁国人眼里，又恰恰是大于一切的大义，吴起为儒家所不能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后来，齐国准备攻打鲁国，而当时的鲁国羸弱不堪，比卫国好不到哪里去，齐国却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强国。因此，这场战争对于鲁国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正因如此，在腐朽的鲁国廷堂之上，那些靠着家族荫济上台的贵族子弟都不愿意领兵抵抗，大家都不想承担战败的责任，这就给了吴起一个机会。精研兵法的吴起率领2万鲁国军队以少胜多，打败了齐国8万军队，霎时间名声大振。然而等在后面的并不是对他的犒赏，反而是鲁国上层对吴起的集体道德批判。
正所谓“德需自律而不能律人”，由于道德这个东西根本是没法量化的，甚至没法拿出一个统一的结论，所以只拿道德说事，其实就意味着鲁国上层在实际情况和法律层面从吴起身上根本就挑不出毛病。最有意思的是，所有对于吴起道德层面污点的记载，最早都可以追溯到鲁国。“杀妻求将”这个关于吴起的最大丑闻，最早就是由鲁国人宣扬出来，并收录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要知道，先秦时期的祭司、史官和儒家可是渊源颇深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吴起先前在卫国没毛病，后来去了魏国和楚国也没闹出什么丑闻，为何偏偏在鲁国被如此非议呢。
要想厘清这个疑问，首先就需要弄明白鲁国的由来。武王伐纣以后分封天下，其中周朝礼法的执行者周公旦被分封到了鲁，这就造成“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的局面，使得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即“周礼尽在鲁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鲁国就陷于了标榜道德、务虚不务实的荒诞境地，于是吴起一气之下就去了隔壁的魏国。当时魏文侯正在招贤纳士，吴起就在其麾下做了河西郡太守，仅凭十万军队就打垮了二十多万秦军，以至于魏霸河西，力压秦国八十余年而秦不敢东出函谷。之后，吴起又做了魏国的上将军，并对魏军进行彻底改革，开创了华夏有史以来最早的职业化军队（募兵制）——魏武卒。
在吴起的统御之下，魏国军队所向披靡，大战72场取得了64胜、8平，未尝一败的怖人战绩。此外，吴起还出品了一部实用价值远超《孙子兵法》的《吴起兵法》，他在书中主要讲述的不是战争哲学或计谋技巧，而是军队的制度建设和保障。毕竟任何竞争归根结底都是实力的比拼，而当时的魏国作为超级大国，其体量和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只要确保在制度层面和保障方面不出现纰漏，就足以压垮一切竞争者。在军事管理方面，吴起拥有注重统帅在军队中信誉的培养，他一方面能够与底层士兵同吃同住，对部下始终保持应有的尊重；另一方面在涉及违反军纪的情况下毫不留情，只要违反军纪、不听号令，即便最终获得了胜利也无法逃脱军法处置。
显然，在吴起看来，即便一次违纪带来了侥幸的胜利，也绝对无法弥补纪律松懈所带来的破坏。不过，虽然吴起在军事层面钻研很深入，但对权力博弈的理解却十分浅薄，这一缺陷在其后来的仕途经历中愈发明显。魏文侯去世以后，其子魏武侯继位，对权势鼎盛的前朝老臣吴起十分忌惮。为了拉拢他，魏武侯曾尝试提议将公主嫁给吴起，却遭到了拒绝（公叔座设计，让吴起觉得公主的性格太过刁蛮），这加剧了魏武侯的疑心。后来在公叔座等人的煽风点火之下，没过多久吴起便在魏国难以立足了。此时的吴起已经离开家乡卫国三十多年了，这些年来吴起不但对兵家理念钻研至深，同时还从魏国老丞相李悝那里学来了成套的法家理论。
正是凭借着惊人的学习能力，吴起一刻不停地拓展自己的能力，并在离开魏国后不久就获得了楚悼王的任命，从统兵的将领一跃成为楚国的令尹（类似其他诸侯国的国相），并展开变法革新的举措。先秦时期的楚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它更像一个松散的邦联，包括王室在内的所有大贵族的地位大致均等，楚王远不像其他诸侯那样将全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在这种贵族共治的模式下，各方势力相互扯皮是在所难免的，这造成了决策迟缓、国家效率低下的恶果。吴起变法就是要改变这一局面，让楚悼王拥有对国家的绝对掌控力，以完成对楚国力量的整合。
吴起在楚国进行的变法改革，归结起来和商纣王（商末新政）、周厉王（厉始革典）的举措差不多，都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打击既得利益者。比如说吴起变法就削减了贵族的封地、打破爵位世袭、建立职业官僚制度。不过，吴起变法之时，楚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庞大，所以他的结局也就和商纣王、周厉王非常相似。商纣王改革引发武王伐纣、周厉王改革则招致国人暴动，吴起的下场也非常凄惨。
事实上，吴起变法在楚国面临的环境要远远恶劣于同时代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人，因为不论是魏国、秦国还是韩国，其国内守旧势力都远未达到楚国这种盘根错节的地步。吴起强化中央集权、打击既得利益者的做法，更酷似商纣王（商末新政）和周厉王（厉始革典）的遭遇。最终守旧势力对吴起改革的反噬程度远远不如武王伐纣和国人暴动，却也让吴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毕竟楚国的这些贵族如果追溯起来，从商朝就已经成为楚地的主人了，树大根深。至于外来户吴起，其所仰仗的就只有楚悼王的支持了。所以当楚悼王病逝之后，吴起的劫难随之到来。
当时吴起正在外地率军指挥战争，如果他真的如同鲁国人宣扬的那样是一个极度自私的小人，此时应该率先起事或干脆直接逃跑，可是他偏偏选择返回都城为楚悼王奔丧。最终那些楚国大家族中有人设好伏兵，在楚王的灵堂之上围杀了吴起。危局之中，吴起一下子扑到楚悼王的尸体上，在乱箭之中两具尸体被牢牢钉在一起。事后，新王以侮辱楚王尸体为由，将十几户参与暗杀的贵族一一清算。最后这一刻，吴起用同归于尽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住了变法的部分成果，完成了对楚悼王许下的诺言。
综上所述，吴起是一位辗转于卫、鲁、魏、楚数个国家，身兼儒、兵、法三家学派的文武全才。他的兵法体系独具一格，即便是秦、齐两大传统强国，也只能成为吴起以少胜多的配角。幼年在卫国的成长经历，培养起了他不断奋斗的坚忍和扩充自身的急迫然而对权力博弈的肤浅认知，也使得其在丧失魏文侯、楚悼王等贤明君主支持之后便迅速倒台。所以，如果非要选择一个人诠释战国，那非吴起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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