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北京大学发布一组数据：全国现在约有2.3亿人在干个体户，占全国就业总数的28.8%；全年营业额达13.1万亿元，占2018年全国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4.4%！个体户，一个现在已经不太常见的词汇，如今占比如此庞大。不过，40年前刚出现的第一批个体户时，却是另一番场景。
从丢人现眼到惹人羡慕
“个体户”这个词，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人们的脑海里扎根。最早的个体户做的大多是街头巷尾的小营生，这个职业也很难算得上光鲜。不过，就是这群“吃螃蟹”的人，借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掏得了第一桶金，也趟出了一条新路。
在哈尔滨，拥有001号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老邓，是冰城首批“万元户”，也是一代人勤劳致富的真实写照。本报记者了解到，老邓名叫邓振发，人称邓钣金，山东莱州人，十几岁便随父母来到哈市。邓振发早在1956年便学会了汽车修理。
1976年，37岁的邓振发结婚了，那时他在先锋水泵厂当司机，每月工资80多元，但是妻子没有工作，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很紧巴。空闲时，他拎着修车工具，到国营汽车配件商店外面“蹲守”，揽点私活儿。“那时候确实赚了点儿钱，但也没少被罚。”他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老邓跑到工商部门，领了工商营业执照。“我进了工商局的门，才知道自己是第一个领执照的。”从此，这张执照照亮了邓振发的创业路。此后，冰城个体户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邓钣金有了底气，放开手脚大干起来。一辆皇冠车机器盖合不严，老邓查看之后对司机吹起了“牛”：“两分钟修好，两百。修不好，我给你两百。”只见老邓把机器盖子打开，“嘎巴”掰了一下，然后往下一合，严丝合缝！
老邓笑称：“都说我一锤子能挣出一只‘烧鸡’，你说这一下挣了多少只？”老邓也成了最早的一批“万元户”。由于修车技术好，信誉好，还经常力所能及地回报社会。老邓曾当选为劳动模范，还成为政协委员。如今，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到“半壁江山”，而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如今“百万元户”、“千万元户”也并不鲜见，“万元户”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市民孙女士的母亲是最早一批承包国有商场摊床的个体户。她对本报记者回忆说，她出生于1982年，在她刚有记忆的时候，姥姥就在商场外面做点小买卖，冬天卖糖葫芦，夏天卖茶叶蛋。有人来管，端起锅或者扛着扎满糖葫芦的杆子就跑，要是被抓到了，就认倒霉，抓不着就继续卖。姥姥就靠着这种打游击的方式，硬是给二舅三舅和老舅攒下了结婚的钱。
不过，这几个舅舅并不领情，如果大老远地看到姥姥在街边卖东西，都绕道走，因为当时认为没有能耐的人才干个体，那都是没有出路的无奈之举。有点本事的要么去当兵，或者找个正经工作。“我小时候倒是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只是觉得姥姥和姥爷制作茶叶蛋或者糖葫芦的时候，能跟着吃，但是舅舅们几次和姥姥吵闹，不再让她去街上卖东西。”
后来孙女士的母亲单位经营不善，也没有了工作，就想着做点小买卖。那时国家已经鼓励个体经营者了，有文化的母亲特意去办了营业执照，在商场里做食品专柜。“我记得那是1988年左右，一年时间母亲就赚了6万元钱。要知道，有正经工作的父亲，当时一个月工资才400元钱。只用了一年，我家就成了万元户。”
“十亿人民九亿倒”的年代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成长在二十世纪80年代的青年人，对这句带有浓厚“时代特色”的打油诗，应该都不陌生。当时大街小巷流行的称谓“倒爷”，说的正是“个体户”。虽说表面上有着“改革开放第一拨创业者”的骄傲头衔，实际上当时却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个体户”这个词，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贬义的成分更多一些。
1981年开始干个体的徐先海回忆说，刚开始家人个个反对，他们觉得干个体太累，而且怕有政治风险。“我的亲朋好友也都不支持我。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初期，做个体行业的人还不是太多，亲友为我担心，‘你不怕别人说你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我说：‘我不怕，国家都改革开放了，有什么好怕的？’我每天都开着小拖斗车，带上工具和配件，轮流到附近的学校和小区，为居民修单车、挽锅底和配钥匙。”
虽然在部队修过枪炮，在地方铁路部门又修过火车头，但是刚干个体时也是困难重重。“我记得第一次帮别人配钥匙时，那时还没有机器打磨匙孔，我是用凿子一点点地磨出匙孔的。由于技术不熟练，配一把钥匙竟花了几个小时，占用了别人好多时间。我不好意思要他的钱，好在对方也没怪我，我就当是自己给自己交了一次学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徐先海生意最红火的时候，虽然配一把钥匙只挣几角钱，但找他配钥匙的人很多。“当时，很多家庭都烧蜂窝煤，锅底很容易坏，所以找我换锅底的人也很多。我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几十元甚至上百元。干个体没几年，我就成‘万元户’了，算是有钱人了。但是当时环境还是比较保守的，我也怕露富。所以每当别人笑着问我：老板，现在是‘万元户’了吧？我总是推托：哪里哪里，哪当得上‘万元户’？但听着别人叫我‘老板’，我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家里的生活随之大大改善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住房也改善了，还花700元买了一部相机，这在当时可是奢侈品。手里有点钱后，有空我就带小孩去北京等地旅游，平时吃得也好了。到了80年代后期，我要了一个固定摊点，生意更好了，日子也越来越好。后来，我经常到学校和小区搞义务修理，平时看到有残疾人或年纪大的顾客,我也不收他们的钱。想起我以前吃过的苦，我就觉得能帮一点别人就帮一点。我还获得过工商部门评选的‘先进个体劳动者’称号。”
个体户，一个时代的缩影
从全国范围来看，第一个有执照的个体户是章华妹，1980年12月11日，当时只有20岁的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一张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号，成了中国领证的“个体户第一人”。她回忆说：“说实话，那个时候个体户女孩子，连找对象都困难，钱挣得多，但是抬不起头来，根本不敢跟有工作的比。”
章华妹的一些同学看到她做买卖都觉得害臊，甚至他们路过章华妹的家门前时都会把脸转过去。章华妹那时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会不会找上门来。曾因担心干个体行业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章华妹哪怕再累，都不敢雇人，当时人们的思维定式是——雇工=剥削人。从拿到营业执照开始，再到1981年7月的“官方认证”，温州小妹章华妹终于觉得做个体户是“堂堂正正”的了，再也不用担心“投机倒把”了。
本报记者了解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0万回城知青和城镇失业大军,令中国经济一度走到了窘迫的境地。改革开放“春雷乍响”,开放个体户创业,解禁乡村家庭工业,恢复城乡小商品市场,第一批“个体工商户”横空出世，成为见证“中国奇迹”的特殊群体。而扯掉“无业游民”的帽子，最早富起来的“万元户”，后来让人羡慕不已,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升级为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家。
“个体工商户”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看似是民营经济的“襁褓幼婴”,却将中国经济列车推入了“高速腾飞”的市场经济快车道。在制度并不完善的环境之下，个体私营经济“摸着石头过河”,在经济大潮中经历了沉沉浮浮。
1981年，知青周国忠开始摆摊，售卖的是针线、袜子等小商品，也曾感觉到某种意义上的羞耻。“每次有熟人走过我的摊位，我还会下意识地用报纸挡着脸。”但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刚开业头几个月，他的小摊每天能接待上千个顾客，从早到晚，门庭若市。他自己每月都有上千元的收入，是厂里工资的几十倍。后来无数个“章华妹”、“周国忠”在全国涌现出来。正是“万元户”的出现，彻底在思想观念上扭转了章华妹、周国忠曾感受到的那种“个体户低人一等”的社会歧视。
改革之初，第一批个体户们靠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并实现着他们的梦想；靠着“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勤劳，在商海的搏击中，演绎了一代创富者的传奇。他们的经历无论是曲是直，结局无论是悲是喜，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一滴水中我们总能看到的是灿烂的阳光，是日新月异的世界。
本报记者 毕嘉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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