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瑕
今天（5月6日），广州中考体育终于开考了，“体霸”还是“体渣”是时候见真章了。
小缸回想遥远的中学时代，那时可没有“三大球”、游泳、跳绳这些“花样”可选，仰卧起坐是多数女生的选考项目。当年为了拿满分，晚上与上下左右铺姐妹比赛加练，那仿若集体拆床的画面成了可回味的“光辉岁月”。
近些年，体育在中考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全国不少地区相继将中考体育分值提升，广东中考体育分值逐年提高，高中成绩不合格者原则上不能毕业。一些家长拉响警报，把孩子送进价格不菲的体育培训班“补习”，学生们期待的体育课多了丝紧张气氛。
回溯历史长河，那些年的学生也要面对应试体育吗？他们是如何上体育课的？小缸发现，每一代的学生都不简单……
古代：射、御当道的“体育课”
要说体育教育哪代强，先秦必有一席之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那个动荡不安、崇尚武力的社会，体育教育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
进可上阵杀敌、奔走列国，退可保持战力，应付野兽、流寇等，因此“文武兼备”的人才最为吃香，官学私学都以“六艺”为主要教学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其中射、御就是当时体育课。
但要上好射、御课可不容易。“射”有五项标准：白矢、参连、剡注、襄尺和井仪。其中白矢要求箭穿靶子露出箭头；参连是连珠箭，手持四箭连续射出；剡注就是瞄准，要求不走弧线直射箭靶；襄尺强调姿势标准，手臂需持续保持平衡；井仪是四支箭中靶时呈“井”字形，相当炫技。
看看这一系列要求，穿透力、连续性、精准度等无一不缺，出来个个都是神射手。
“御”是驾车驭马的技术，在没有汽车、高铁的时代，这可是一项顶重要的技能。“御”也有五项标准：鸣和鸾、逐水曲、舞交衢、逐禽左、过君表，考验驭者的平稳性、弯道技术、会车技术、逐猎技术和致敬礼仪。这与兵哥哥们考“军牌”可有得一拼。
孔子、墨子等都明确提出过重视体育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弟子中也不乏善战之士。《史记》中说，孔子的三千弟子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弟子冉有“用矛于齐师”保卫了鲁国，子路也是一员善战猛将。
到了西汉时期，外部威胁消除，社会逐渐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采纳，崇尚武功的时代基本结束，学校教育也开始“重文轻武”，且批评角抵、蹴鞠等游戏不合“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的古训，官学中几乎完全排除了武艺的教学内容。
这一现象在开拓进取的隋唐得以改变。马球、步打球、竞渡、拔河、角抵等富有对抗色彩的 体育活动胜极一时，学剑行侠也成为一时风尚，李白就是舞剑和远足的代言人。粗犷豪放的边塞诗派也促人向武。
武则天甚至首创了武举制度，且考核科目繁多，对射术和枪法尤为看重，间接反映了学校教育内容中体育项目的兴盛。
又有武举，盖其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新唐书》
两宋时期，重读书、轻实践的程朱理学兴起，学校体育教育再度裹足不前。后为战事应急，官方设立了教授武艺的学校，各州府都办起武学，武举也再次出现。此时的武举考试除步射、马射等武艺外，还有兵法律令等“笔试”。
从建立功业的经历出发，明太祖朱元璋看到了文武兼备的重要性，提出恢复“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材，顽不率者黜之”。对“射”科更为看重，要求保证学校习射的场地、器材，对习射时间也有规定。
乃诏国学及郡县生员皆令习射，颁仪式于天下。朔望则于公廨或闲地习之。——《明史》
但明朝后期武官地位下降，学校教育不再注重“六艺”。骑射起家的清朝虽在前期注重文武兼备，清初教育家颜元还在“漳南书院”开辟习射场，要求学生同习四书五经、武术举重等。然而清朝末期，八股取士使得文人士子变得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体育教育衰落到极点。
终日兀坐书房中，萎隋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致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颜元《朱子语类评》
民国：从“体操科”到“体育科”
清末民初，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尚武”“自强”精神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内涵，西方体育教育理念和体系也被吸纳进来。
此时的学校体育基本是仿效日本学制系统建立。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 中正式规定各学堂开设“体操科”。其中小学堂主要进行各式体操训练和游戏；中学堂大都设有兵式体操课，内容主要是整队、队列、射击、兵学战史，每周2小时。
所谓体操，即泰西学校中，午后纵令学生至空隙地嬉娱蹴鞠、秋千，随心所欲。——《申报》1890年5月7日发表《振兴学校论》
此时的体育课虽一改封建学堂的文弱之气，但主要围绕提高军事作战能力而设，而非体育教育本身和个人发展，对于中学生来说枯燥无味，也没有形成体育教育模式，没有任何考核方式。
五四运动后，美国自然主义体育教育思想传入中国，主张学生应从本能、兴趣出发去学习，提倡多采用田径、球类等活动丰富体育教学内容。1922年施行的“壬戌学制”和次年公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正式将“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同时剔除兵操，成为现今我们所熟悉的中小学体育课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体育教育也更加科学，“三段式教学法”（体育课分为准备活动、主要活动和整理活动三个部分）应运而生，我们现在上课前看似不必要实则很重要的热身活动就从这里开始。
1929年，《初级中学体育暂行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普通科体育暂行课程标准》颁布，体育课程设置更为丰富，并第一次涉及体育课学习评价及标准，引入了较为科学的、统一的体能、技能测验，跑得快不快、跳得远不远开始能被测试记录，并区分合格与否。
同时，首次规定了体育毕业最低要求：要“娴熟”15种团体游戏、10种舞蹈、2种球类运动（网球、足球、手球、垒球、篮球、排球中选）、1套国术基本攻守动作，此外引体向上、双臂屈伸、仰卧起坐、五十米赛跑、立定跳远、急行跳高、掷六磅铅球，要求达到“麦克乐之运动技术之最低标准”。
这样看来，当时的体育考试项目更多，要会玩、会跳、会耍球，甚至还要会武术。不过，因学校跑道限制，没有“要命”的800米/1000米，各项的“最低标准”在现在看来也相对容易，合格不成问题，但对于当时刚接触西式体育、国民体质普遍偏弱的学生来说或有难度。
而1932年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已明确要求，各级各类学校体育为必考项目，中学师范及职业学校、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体育成绩不合格者不得毕业。体育教育走向系统化，体育运动的观念逐渐为公众接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体育教育再次被军事目的主导。在陕甘宁边区，中学生的体育课有柔软体操、队列行进、整步、跳远、跳高、篮球、排球、乒乓球等，还会教授防空、防毒、投手榴弹等一般军事技能。国民政府则在体育教学中实行军事训练和童子军训练。
新中国：“体育中考”从试点转为全面铺开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已深刻认识到了身体健康对培养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性。如在1950年和1951年，毛泽东曾先后2次给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致信，要求“各校要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1952年，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自此，新中国的体育教育方针得到了确定。
1956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新中国第1套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中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
此后，以“两课、两操、两活动”为中心的学校体育格局初步形成。1964年，《关于中、小学生的健康状况和改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报告》提出学校体育要“上好每周两节课”“坚持做早操和课间操”“安排好每周两次课外体育活动”，就此初步形成了课内外互通互补的体育教育模式。
改革开放后，学校体育教育呈现出全新气象，体育中考制度也逐渐完善。1990年，《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对体育作为升学考试科目作出明确要求。1992年，《关于印发“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正式下发，此后逐步推动“体育中考”由个别试点转为全面铺开。
如今，总被抢占的体育课逐渐回位，“双减”政策下体育运动也得到进一步释放，体育的本质越来越显现，但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最后顶锅盖问一句，你的体育中考能拿满分吗？
参考文献
蒋明朗、吴小花《从六艺到八股——对中国古代体育教育衰落的思考》
郭梦《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体育课程标准发展研究（1902-1941）》
耿雪梅《民国时期（1912-1949）中学体育课程改革的历史演变及当代启示》
高晓峰《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研究（1904-2014）》
高鹏《新中国70年学校体育发展演变与历史经验》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魏礼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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