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王健
编辑/宋建华
2017年，翁先贵夫妇参加女儿的婚礼
因为一次意外的机会，湖南汨罗的翁先贵夫妇才拨开一直笼罩在两人心头的疑云。
23年来，夫妻两人一直以为，妻子吴玉霞体内的节育环当年已在乡计生办被取出。直到今年6月份，当地政府为适龄妇女免费进行两癌筛查，吴玉霞“宫内可见节育环”的诊断结果，才让两人终于明白，多年来想要二胎而始终未能如愿的原因。
如今，翁先贵夫妇均已年过半百，一个“隐身”的节育环，给二人带来的是一生无法化解的遗憾。
今年6月初，51岁的吴玉霞完成B超检查，并取出了体内的节育环
“隐身”的节育环
1991年，翁先贵与妻子吴玉霞结婚，同年产下一女。新生命的降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喜悦，但两人仍然“很想再生个男孩”。
没过多久，妻子意外怀孕。翁先贵称，“当时当地政策规定，如果第一胎是女儿的话，满6年之后才允许生第二胎。”于是，吴玉霞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与指导下进行流产手术，随后在乡计生办上了节育环。
六年后，夫妻两如愿盼来了汨罗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二胎准生证。同年8月，在村委会妇女主任黎主任的带队下，吴玉霞在乡计划生育委员会取出节育环。
黎主任向深一度透露，当年跟吴玉霞同批次取环的人当中，有人在事后成功产下二胎。
但吴玉霞却一直怀不上，夫妻二人在内心沉积的生育焦虑越来越大，开始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求诊治疗上。
吴玉霞称，1997年两人到长沙某附二医院检查，医生曾问取环了没有，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医生没有再给吴玉霞进行B超检查，因为“没有必要”。治疗一段时间未见好转后，两人1998年又前往汨罗市人民医院求诊。吴玉霞回忆，医生通过将丈夫的精子和自己的卵子配合后，发现并无异常。“医生告诉我是输卵管堵塞，然后进行了冲洗治疗。”至于仍未做B超检查，翁先贵事后回忆，“当时医生也问我们有没有取过环，我们说取过了，之后医生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两次就医，都漏掉了B超检测，这让节育环仍在吴玉霞体内的秘密，失去了在早年被打开的机会。
此后的两三年间，夫妻两人转向求助赤脚医生、寻觅偏方。除了打吊水消炎和吃各种中草药外，有时两人还会信奉鬼神、叩拜菩萨，喝上一碗“被赐”的白开水，嘴里嘟囔着“求菩萨保佑……”
然而，无论是求医还是拜佛，夫妻二人始终未能如愿后，到最后只好无奈放弃。“前后一共花费五六万元，当时做工一天10块钱，两三年没怀上后，小孩要读书，家里要开支，一直看下去也不是办法。”
转机在20年后“姗姗来迟”。
2020年6月初，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免费为农村适龄妇女筛查宫颈癌和乳腺癌。做完B超后，汨罗市妇幼保健院医生告知吴玉霞，她的体内还留有节育环。
“你讲鬼话，哪还有环，有个鬼环。”当吴玉霞将这一消息告诉丈夫时，这是翁先贵的第一反应。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让两人都哑口无言。第二天，吴玉霞再次完成彩超检测并取出节育环后，汨罗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告知她，“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环，现在的不是这个样子。”
迟到的真相，将唯一的可能再度指向了1997年8月。夫妻二人坚定地认为，“节育环一直留在妻子体内，是因为当年计生办的医生没有将其取出。”
吴玉霞向深一度表示，当年取环医师并未向其展示已经取出来的环，“当时医生说完‘可以了，下一个’，我就觉得取出来了，根本没有想太多。”她提到，取环之后会留有一张手写的纸条作为凭证，但因为年代久远，这张凭证已经遗失。“当时绝对想不到环没取出来，怎么会想到要保存这个。”
11月13日，黎主任向深一度记者证实，自己确实曾带吴玉霞取环，并补充说：“我当时站在外面，所以不知道取环的经过和结果。”
1997年汨罗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给翁先贵夫妇发放的二胎准生证
难以追索的真相
对于这起取环乌龙事件，究竟是医疗事故还是另有原因，真相在23年后已变得很难追索。
翁先贵夫妇多次反映，希望相关部门给出说法并赔偿损失，但当年为妻子取环的医生目前已经下落不明。镇政府相关人员回复表示，“时间过去这么久，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都换了。当年的档案只保存14-15年，目前已无法调查当时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翁先贵称，罗江镇政府方面给出的调解方案是一次性补偿两三万元，或者给夫妻二人办理每月180元的低保。对此，翁先贵和家人难以接受。
据媒体此前报道，罗江镇分管人口与计生工作的副镇长周海林表示，“我现在不可能再赔他一个小孩吧。” 11月11日，汨罗市委宣传部相关人员称，该情况已向相关职能部门作出反馈。“解决问题还是要职能部门出面”。
汨罗市妇幼保健院的就诊病历
陷在“遗憾”里
翁先贵夫妇“想要二胎”的想法，是从生下女儿后的两三个月开始有的。
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二人多次坦陈“想生个男孩”的心愿。“农村人嘛，而且在那个年代，这种思想一直都有。”
乡土社会的生育观念是深深扎根在现实中的。翁先贵始终觉得，自己身为一个农民，在队里分地时吃了亏。跟中国大多数的农村地区一样，翁先贵一家所在队里分地的“规则”是，女孩嫁出去后，便不算当地的人，即便户口仍留在娘家，也不能被分到土地。这位52岁的农民念叨道，“如果二胎能生个儿子，儿子生个孙子，以后一家就有三四亩地了。”
当看到身边同龄人子孙满堂时，“我说实话，我现在还是不甘心。”翁先贵怕跟别人比，“我一个队上跟我同一年出生的同辈人中，其它6个人都生了二胎，至少有一个男孩。”他始终无法释怀，并将自己称为“没有后代，抬不起头的人。”
这种内心的纠葛，部分原因还来自于乡邻的冷言冷语。因无法生育，有人曾讲闲话“可能前世良心不好吧。”与他人因为日常纠纷发生争吵时，对方称呼他“qi代公”（当地方言，意为无人接代）。
早些年间，这种压抑的情绪会突然爆发，经常会升级为一场家庭冲突。
2004年左右，夫妻二人因为琐事吵架后，吴玉霞指责老公“在家里打牌，不去做事不求上进。你不就是觉得我没给你生个儿子嘛。”翁先贵则会还嘴“别人赚钱有人用，我赚钱没人用！别人赚钱有儿子，儿子要娶老婆，你要带孙子。我赚钱给谁？”。
甚至，即便对生儿子持有执念，但翁先贵夫妇称，其实内心也能接受二胎再生个女儿，将来留一个可以招上门女婿。
女儿12岁时，已经生过一个男孩的叔叔又在翁先贵夫妇心中燃起了另一个希望。夫妻二人找到翁先贵的亲弟弟商议，已经怀上二胎的弟媳偷偷生下来，无论是男是女，再过继到自己家来。然而，弟媳超生被发现后，乡政府以“拆房子”相逼，孩子被打掉，这一计划也就此夭折。
女儿翁熙娣长大后，父母专门找孩子谈心，叮嘱她要招上门女婿，至少不要嫁得太远。读完大学和在外工作后，翁熙娣在长沙结婚生子和安家立业。“还是嫁远了，本来希望她能嫁到汨罗的，没办法，长大了不由人。”夫妻二人无奈，但也只能尊重孩子意愿。
长大后，翁熙娣也能体会父母当年迫切想要二胎的心情，“年龄大了之后，老人也想要留个人在身边照顾自己。”她认为，父母重男轻女的观念跟农村的文化背景有关，“包括我外公也是很重男轻女的。”虽不赞同，但也能理解。
让二老顺心的是，女儿一家有时会带着3岁的外孙回家探望。翁先贵对外孙疼爱有加，还总是劝女儿再要一个，放在老家给自己带。“有时巴不得他们一家天天回来。”
女儿和外孙不在的日子里，年过半百的夫妻俩会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与孤寂，吴玉霞已经有些耳背，翁先贵通常泡上一碗茶，打开电视机，给安静的房间增添几份“热闹”。翁先贵曾设想，如果当初二胎能生一个男孩，自己肯定会“抬起头来”，去各家串门和扯谈，打发掉一个个长长的晚上，只是现在，他无论如何也准备不出这样的心情。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翁熙娣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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