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将华沙的犹太区围成了贫民区，一名图书管理员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儿童图书馆。
1939年9月纳粹占领华沙时，立即颁布了反犹太法。其中包括限制阅读书籍的法律。犹太人区的借阅图书馆被关闭，犹太人被禁止使用公共图书馆。
1940年秋，波兰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区，将近50万波兰犹太人围在10英尺高的砖墙包围的区域内，面积仅占城市面积的2.4%。他们的官方每日配给只有184卡路里。据估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有83,000人死于饥饿，几十万人在1942年夏天被驱逐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
犹太区的许多犹太领导人和救济组织主要关注的是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以应对拥挤、饥饿和波兰的严冬，但也有一些人在解决另一种饥饿问题。
巴西亚·伯曼是战前华沙公共图书馆雇佣的少数几个犹太图书管理员之一。在贫民区被封锁之前，她在自己的旅行箱里创建了一个流浪图书馆，把自己收藏的书送给无家可归的孩子们。
1940年11月，华沙犹太人区被封闭，位于莱辛诺街67号的华沙公共图书馆的一个分馆被纳入其边界，迫使图书馆被疏散。伯曼设法以儿童福利组织CENTOS的名义获得了使用该建筑的许可，并在那里秘密建立了一个地下儿童图书馆。
她收藏的许多书都是在战前由维尔纳托莫出版社的创始人勒杰比·斯苏尔购买的。他从要被毁的书中抢救出来并收集部分禁书，拯救私人图书馆，囤积了1万到2万本书，供他在莱斯诺街56号的公寓里的一个借阅图书馆使用。斯苏尔经常把书从他在贫民区不断扩大的图书馆中分离出来，以补充伯曼的图书馆。他在1942年的流放期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掩盖意第绪语和波兰书籍的宝藏，伯曼用玩具、洋娃娃、剪纸和简单的插图图画书装饰房间，让它看起来很友好。图书馆有时也举办依地语读书会、讨论会和讲座。它迅速壮大，并指定了借阅时间。
伯曼鼓励孩子们阅读意第绪语书籍，让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文学、语言和文化认同中，以此来抵抗意第绪语文化和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她会借给孩子们两本书，一本是波兰语，另一本是意第绪语。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阅读意第绪语和学习希伯来字母。
重要的是，儿童图书馆还向贫民窟中最贫穷的儿童、住院或因斑疹伤寒而被隔离的儿童以及从华沙以外地区被迫进入贫民窟的难民儿童提供书籍。伯曼在她的回忆录《城中之城》(2012)中评论道:“在那些可怕的时代，孩子们表现出的对知识的渴望确实令人惊叹。”“这本书就像面包一样，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必需品。“许多书再也没有被归还，被送到死亡集中营的孩子们一起带走了。
华沙犹太人区幸存者雷切尔·奥尔巴赫回忆说，在一次阿克逊行动中，他看到一个小男孩在莱辛诺街66号的院子里，他的母亲在收拾他们的东西。他们被送到转运点，即驱逐出境的集合点。四面八方的混乱和混乱笼罩着这个男孩。奥尔巴赫在她1974年的回忆录《华沙宣言》中写道:“但这个12岁的男孩，沉浸在他新发现的世界里，迷失了，被冲走了，站在院子的角落里，听不见也看不见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在读一本红色封面的破书。
1941年春，犹太区的犹太委员会获得纳粹当局的许可，允许图书馆借阅，图书仅限于意第绪语和波兰语。到那时，伯曼已经暗中为贫民区的孩子们提供阅读材料好几个月了。
1942年9月，伯曼和她的丈夫阿道夫逃离了犹太人聚居区，并在华沙的“雅利安人”一方得到了帮助，在那里他们成为了犹太人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是双重地下活动分子，伪装成波兰人，承担着危险的任务，将犹太人从犹太区解救出来。战后，伯曼从波兰各地被毁的犹太图书馆收集书籍，其中一些留在华沙，另一些被送往以色列国家图书馆。
作为华沙犹太区的一名地下图书管理员，伯曼帮助犹太人社区以一种微妙而又挑衅的方式进行抵抗。书籍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精神的寄托，是在非人性的现实中保持人性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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