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的电影讲来讲去，讲的都有关宿命。这并非悲观或者迷信，而是他愿意用电影去呈现生命中那些不可说的部分。
“宿命论者”杜琪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 温天一
本文首发于2016年6月23日总第761期《中国新闻周刊》
看起来，杜琪峰有一点“大先生”的味道，金丝边的眼镜，头发银丝掺杂，是小说中形容的那种“浪漫的灰色”。
穿着皱皱的亚麻西装，掏出手机，是一只用得旧旧的、外壳早已经磨损的古董诺基亚。
他很斯文，讲一口慢条斯理的港式普通话，在交谈中不停地抽着雪茄，迷雾散去，他又吐出一口烟圈，这个时候，杜琪峰就有点像是他电影中的人物了。
“我才不会在戏里去讲道理”
6月24日，杜琪峰执导的“银河映像二十周年纪念之作”《三人行》登陆全国院线。在此之前，关于影片改期的传闻一直沸沸扬扬，但最终，这部典型的杜琪峰式作品并没有选择改期，而是直面暑期档。
杜琪峰在《三人行》拍摄现场。
“命是一回事，运是另外一回事”
“导演的想法很有意思，下雨时大家以为有事发生，怎料一点事也没有，晴天时大家以为没事，怎料却出事了！这就是人生……”演员任达华在跟随杜琪峰拍摄《非常突然》的时候，这样形容杜琪峰的拍片理念。
在那部拍摄于1998年，并且被大部分电影学者认为充满了“后九七移交后遗症”氛围的影片中，杜琪峰密不透风地安插进了大量“意想不到”的桥段与细节，警察、劫匪，还有一个咖啡店女招待，这些他电影中惯常出现的人物，在一幢封闭的大厦中，展开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角力算计，在死亡的丧钟彻底敲响之前，进行着看似笃定，却又无比绝望的困兽挣扎。
“下雨没打伞，打伞就出太阳。”在杜琪峰的电影中，生命的巧合与不可思议总是轮番出现在人物身上，而抛开那些表面上的政治因素与个人欲望作祟，几乎所有杜琪峰的电影都是围绕着两个字所展开：宿命。
宿命，与其说是杜琪峰大部分电影的主题，不如说是他长久以来始终恋恋难舍的执念。
“关于人生，我很常常想到的就是‘宿命’。”杜琪峰说。
“仿佛提起这两个字，大家都觉得是很悲哀的，因为无论你是怎么做，似乎都无法改变。但事实上，有太多事情发生，都是你一手做出来的。”杜琪峰接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在杜琪峰的电影中，雨水与阳光总是交织着出现，而所有的人物，那些聪明的、愚蠢的、懵懂的，都在死亡的结局出现之前，做着无谓的挣扎与努力，仿佛在人生之外，总有一只覆雨翻云的手，在不经意间点染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非常突然》并不是一个例外，在他的新片《三人行》中，宿命的阴霾也是无处不在，仿佛就潜伏在医院的穹顶之上，窥视着下面的人间。
除了三位表面云淡风轻，内心始终困兽争斗的主角之外，电影中的配角也承载着宿命的意义，有快走到人生终点、将身体暴露在种种治疗手段之下，毫无尊严的老人；也有身患重病的少年，一次次尝试着自杀，却最终在一次滚楼梯的自杀行为之后，奇迹般地站立了起来，最后得到的永远不是最初想要的，付出了很多努力，最后却是手握着一片空虚，只有死亡是最确定的事情，总在笃定地站在终点，等着那些人物一步步到达。
这种对于宿命的出奇迷恋，对于杜琪峰本人来说，也很难解释出个中缘由。
他并没有在生活中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生，虽然他总是在电影中讲述着那些“昨日黄土陇中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的故事，而事实上，他的人生际遇，还远不如那些参演他电影的演员们来得传奇。“落难影帝摆地摊”或者“旧日玉女如今沦落”，这样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都可以扣在那些出现在他电影中的演员身上，但杜琪峰，他的人生履历，却非常简单明了。
祖籍广东，1955年出生于香港九龙，17岁进入香港无线电视台当信差，随后参加了TVB著名的演员培训班，算是周润发的“师弟”，“周润发第三期，我是第四期的。”
培训班结束后，杜琪峰并没有像大部分同学一样，成为电影或者电视剧中惊鸿一瞥的龙套演员，而是做起了助理编导，而原因也是很简单，“因为见到导演觉得很威风，我就一心想在将来成为那样的人。”
从最底层的小人物做起，杜琪峰直到1992年，才真正离开了TVB，而在拍摄了大量或卖座或不够红火的各类港产片之后，杜琪峰在1996年成立了“银河映像”电影制作公司，从此，开始拍摄那些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电影。
看起来，杜琪峰的人生经历仿佛距离他电影中的角色相当遥远，而更像是某种励志港片中人物的人生脉络：底层小人物，永不放弃地力争上游，并最终由于坚持不懈的努力，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终成大器。
他也经历过磨难，比如影片不叫座，拍片预算不够，但这些都是几乎任何导演都经历过的挫折，绝对不是杜琪峰专属的离合悲欢。
在电影之外，对于真正人生中难解的宿命，杜琪峰与其说是亲历者，不如说是旁观者。他的人生哲学，是“看戏”，而不是亲自去“演戏”，这仿佛是杜琪峰天生具备的狡黠智慧，他喜欢在剧本中设定出一场场跌宕起伏的命运离合，而不是自己亲自粉墨登场，在真实的人生中留给观众一幕幕或爆笑或唏嘘的传奇经历。
那些启发了他电影创作的人生宿命，更多的是来源于杜琪峰平日里冷眼旁观的别人的人生。
香港从来都是一个盛产传奇的地方，而香港电影，更是一个传奇中才会出现的金粉世界，那些水银灯下的英雄美人，产生了太多人戏不分与大起大落的故事，那些故事，杜琪峰都记在心里。
“我不能讲出他们的名字，但这样的故事，我四十多年间看得太多了，很多人，一开始很红很红，但突然之间就倒下了，你不知道这是命运的问题，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或者由于贪心，或者由于道德的一念之差，或者由于行为上的错误。看起来是宿命，但其实都是人们自己弄出来的因果。”杜琪峰说。
2003年，杜琪峰与合伙人韦家辉拍摄了专门探究因果循环与业力报应的影片《大只佬》（大陆版本片名为《大块头有大智慧》）。
但用我们今天的目光看上去，这部充满了宿命之感的影片，其实也是杜琪峰生命中一段难以释怀的宿命。
电影中的武僧刘德华，试图用一己之力扭转女警张柏芝贯穿前世今生、因为业力而扭结成的命运迷局，但最终的结局，张柏芝的角色还是死于非命，而武僧，却从此看透因果。
这个故事是杜琪峰与韦家辉的心血制作，但在进入内地放映后，由于题材的原因，其中关于角色前世的内容被删得一干二净，再经过剪辑之后，看起来，几乎变成了另外一部电影。
这是杜琪峰所不能掌控的“宿命”，因为这次不愉快的交集，他在此后的整整五年间，选择背过身去，拒绝再次北上。当周围大多数导演纷纷投身内地，各种合拍片在电影市场大行其道的时候，杜琪峰依然选择偏居一隅，直到2011年，才凭借一部不涉及审查制度、轻灵浪漫的爱情喜剧《单身男女》再次来到大陆。
他用爱情题材做了一次小小的“妥协”，随后的《毒战》却是杜琪峰与内地电影审查制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这部依然打着深刻“银河出品”烙印的作品中，典型杜琪峰电影中的各色元素：警察、毒贩、枪火……几乎全部齐聚，但他却在宿命之外，不动声色地绕了一个小小的弯子，警察一定不是坏人，而最终匪徒一定会被绳之以法，在这样的框架之内，他依然可以自由讲述着那些他愿意传达给观众的东西。
“中国人总是说命运，但其实，‘命’是一回事，‘运’又是另外一回事。‘命’是天注定的，而‘运’却是可以自己更改的，就仿佛有三条路同时摆在你面前，你选择走哪条？你的性格、选择与人生中遇到的一切事情，结合起来，就成了宿命。”如今，杜琪峰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他始终念念难忘的主题。
“香港像个候鸟栖息地，
容纳着许许多多的过客”
香港的九龙城寨，是杜琪峰的出生地。
这个俗称“三不管”的旧时香港地名，对英国政府来说，是象征着灰扑扑、懒洋洋又弥漫着鸦片香的“旧中国”，而对于生长于新街区、新公寓的香港居民来说，这里是他们闻之色变却又止不住好奇心想要深入探究的神秘之地，它阴森、肮脏，照明全靠昏暗的霓虹灯，它的内部，隐匿着无数如蚁穴般错综复杂的迷宫式走廊，黑帮抑或妓女，就隐藏在无光的拐角处，进行着秘密的、不见天日的生意。
但对于少年杜琪峰来说，他从小生长的九龙城寨，是一个鱼龙混杂却又充满了浓厚人情味的地方，这里有着卫生情况堪忧，却美味至极的小食；旧戏院里没有冷气，那些粤语长片却依然让他乐此不疲；而那些黑社会的成员，就是他的邻居、他的同学，他日日司空见惯的寻常人物。
很多年后，这个走出了九龙城寨的少年，将那些儿时的人物全部改头换面，放在了自己的电影中。
“我的电影中没有英雄。”杜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那些在某类香港电影中惯常可见，披着风衣，潇洒掏枪的人物绝对不会出现在杜琪峰的电影里，他的黑帮角色，更加苦涩，也更加寻常，褪去黑社会的外衣，他们也纠结、痴缠一如常人，“要兄弟还是要金钱？”他们总是在艰辛的讨生活过程中思考着这样的命题，并最终，在选择后者的情况下难逃宿命的纠葛。
1994年，九龙城寨被彻底拆除，在原来的旧址上，建立起一座公园，从此，这个藏污纳垢却诞生了无数传奇的地方，彻底成为历史上泛黄的一页，永远留在了过去。
少年杜琪峰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却不时靠着造梦的电影回到这里，对于他来说，这里意味着一个曾经存在的、滋味复杂暧昧的老香港。
“早前，黑社会也是有着规矩的，后来就慢慢变了，现在什么仪式与规矩都没有了。”
在早前一次媒体访问中，杜琪峰坐在自己豪华复古式装修的办公室内，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他抽着雪茄，眼神犀利，但又带着一点流光碎影的温柔。
他也开始变老了，而那些城寨中的黑帮们，与旧戏院、皇后码头一起，早已经消失在时代的四季中了。
“这是一个小岛啊。有很多人来了，又有很多人走了，但这个小岛却始终像一个候鸟栖息地一样，容纳着许许多多的过客。”杜琪峰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着他心目中的香港。
而在他看来，“变”才是这座岛屿永恒不变的主题。
它近在海角，却又远在天涯；它荒无人烟，却又繁华似锦；它在海天漆黑中灯火辉煌，却又在一瞬间烟花散尽。
这是杜琪峰电影中的香港。
它的执拗骄傲与彷徨无依，也是杜琪峰始终在电影中讲述的命题，而他本人，似乎也与这座建立在海上的城市一起，经历着起落与沉浮。
杜琪峰并没有经历过任何学院派的电影教育，他所有的拍片技巧，都来源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兴旺发达之时，投身于这个领域所积累的一点一滴的经验教训。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杜琪峰并没有在大量的拍片经验中形成自己独特统一的风格，他拍过贺岁喜剧，拍过文艺爱情，拍过武侠动作，但就是在香港电影全面衰落的1996年，杜琪峰选择与自己的合作伙伴韦家辉、游达志一起，成立了银河映像电影公司。
“以前的香港电影也有着它自己的问题，比如大家太喜欢跟风，一看武侠片卖座，那就一窝蜂去拍武侠，过一段时间赌戏又流行，赌片就满天飞，然后又是黑帮英雄与浪漫爱情，每一个类型都要拍到手软才罢休。”杜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之所以会创立银河映像，更像是杜琪峰一个“绝处逢生”的念头，“当时仿佛所有的电影都不行，每一条路都不对，当时我就在想，既然以前的经验都行不通，那我们就不如来搞点不一样的。”
隐匿在暗影中的黑帮，满怀心事的警察，苦涩夹缝中的爱情，有点酷，又有点文艺，而从头至尾始终弥漫贯穿着的命运之感，又似乎影射了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杜琪峰的银河映像，就这样在港片一片低迷的气压下横空出世，在原先香港电影特有的元素中又加入丰厚的人文内涵与哲学思考。
在新片《三人行》中，杜琪峰并没有刻意强调所谓的香港元素，并且，三位主演，除了香港人古天乐与钟汉良，女主角选择了赵薇，并且把角色设定为一个十七岁时候来到香港，毕业后留在此地工作的女医生。
在这个角色身上，依旧能够看到许多港剧女主角才会具有的特质，专业人士，聪明勤奋，即便内心如何溃败，也会死撑住自己的骄傲。
“她很努力，从来不会靠运气。”杜琪峰这样形容他的女主角，似乎也是在形容自己电影中的很多人。
在低气压中生存，跟随着时代沉沉浮浮，但却始终清醒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会变通，能适应，并最终能够跨过海岸，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前提下，不动声色地融入到大环境中去。看起来，这是银河映像的故事，也像是香港人杜琪峰的故事。★
第761期《中国新闻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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