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经在一九二六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闲话四则》。其中有一段，到现在读来依旧颇有意思。他说：
“天下奇事真是不但无独而且还有偶。最近报载日本政府也要下令取缔思想了，只可惜因为怕学界反抗，终于还未发表。中国呢，学界隐居于六国饭店等地方了；这一点究竟是独而难偶的，是日本所决不能及的。取缔思想这个四个字真正下的妙极，昏极亦趣极。俄国什么小说中有乡下人曾这样地说：‘大野追风，拔鬼尾巴！’恰是适切的评语。追风犹追屁，不过追不着罢了，拔鬼尾巴便不大妥当了。这不但是鬼的小尾巴是拔不住的，万一侥天之幸而拔住了——拔住了又怎么样呢？鬼尾巴牵头不是还有一个鬼么？你将怎么办？这好像是‘倒拔蛇’，拔得出时是你的运气，但或者同时也是你的晦气。日本的政治家缺少历史知识，这是很可惜的，虽然他们踌躇还有可取，毕竟比从前白俄的官宪高明得多了。在中国，似乎有点不同，这只能说是拔猪尾巴把，如在大糖房胡同所常见似的。天下奇事到底是有独而无偶。”
自古取缔思想，总是将“思想”认定为坏的，害人的，所以才有取缔一说，如果好的，宣传都来不及，也就不会生出取缔一说了。但是“坏思想”确定前，总要鉴定，那么鉴定的者非当政的朝廷莫属。因为老百姓是没有能力鉴定的。当鉴定结束后，该实行取缔了，朝廷便要用“诽谤”来入律，这样不仅方便取缔，还能显出“依法治国”名正言顺的道理来。
在秦朝之前，虽然也有“厉王止谤”，但是总体来讲，“诽谤”还是被认为正常的批评方式，所以，上古时代甚至有“谤木”之类的传说。秦朝消灭六国后，国家虽然统一了，但是，从前各个封国的遗民并未被秦兵屠绝，所以，身为秦国国民，但是嘴里还在说着“砸锅”的话。秦始皇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帝国在咸阳宫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这场宴会上，秦朝丞相李斯，提出一项划时代的建议。他说当时的诸生“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提出要禁私学、焚《诗》《书》、“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听完后，觉得很有道理，便下制曰：“可”！这就成了秦朝正式的法律了。接着便是开始取缔，凡是秦记以外的是史书、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此后，若有再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官吏如果知道却不去检举，与其同罪，如果下令三十天内不烧毁书籍的，给予黥刑城旦的处罚。
这就是有名的“焚书坑儒”！这一场取缔思想的结果，使得数万儒生屠杀，无数书籍被毁。在秦火的缕缕青烟中，秦始皇眼中的“思想”开始“统一”，一世、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的秦帝国根基似乎更加坚实了。只是，他没有料想到，“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邦于公元前二零六年攻入关中，此时距秦始皇实行取缔思想仅仅七年。
到了汉代，“诽谤”有时候又被称之为“妖言”。汉文帝时期，贾谊上书《陈政事疏》里就有：“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汉宣帝时，路温舒奏《尚德缓刑书》中也有：“秦之时，正言官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汉代的“妖言”与后来历史上所讲的“妖妄之言”是不一样的，后世的妖言大多关于鬼神、天命、符瑞、灾异之类的妖言谶语，而汉代对这一类大多称为“左道”。贾谊和路温舒上书主要是说明，秦代的诽谤律在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的倾向，酷吏任意以“诽谤”的罪名加害无辜，受害人绝不止“以古非今”的儒生。随便因为老百姓说几句话，就要被灭族，实在有违儒家的“仁”道。
贾谊等人虽然反对“诽谤”，但并不觉得应该废除，只是觉得夸大泛滥。所以，当时的汉朝依旧有“诽谤妖言之罪”。汉文帝时期，曾经专门下诏要求地方纠正这种做法。诏令说：“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这一段话的大意是：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立有进良言用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就是为了开通治理国家道路，招徕提出批评意见的人。现在法律规定有诽谤朝政和传播妖言的罪名，这样就会让臣子们总是不敢尽情发言，而皇帝，也就没有机会听到自己执政的过失。如此下去，怎么能够吸引人才！要废除这些罪名！百姓之中有人诅咒皇帝，并且相互隐瞒，但是不久又因为矛盾互相告发，官吏都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假如再说点其他的话，官吏认为这是诽谤。这实际是小民因为愚蠢无知犯下的死罪，我是很不赞成这种做法的。从今以后，有触犯这条法律的都不要追究治罪。
汉文帝虽然下诏反对，但实际上并未废除。到了汉武帝时期，不仅没有减缓，而且更加严厉。并且在酷吏张汤创造性的思维下，搞出一个古今少有的罪名“腹诽”之罪。“腹诽”又称“心谤”，意思是心中对皇权的不满，虽没有言行，依然要被认定为有罪。这一样一来，它比一般的诽谤罪更加严苛和野蛮。《文献统考》中曾有：“凡张汤、赵禹、江充、息夫躬之徒，所为诬害忠鲠、倾陷骨肉，坐以深文，中以危法者，不曰诽谤之道，则曰诅祝上有恶言。盖此二法，终汉之世未尝除也。”
三国时期，曹魏的诽谤律趋于灭亡。魏文帝曾经下诏：“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者罪之。”从那以后，以诽谤相互告诉的案例基本上看不到了。虽然诽谤罪除掉，但是砍杀士子头颅的做法却并未停止。到了南朝时期，虽然具体法律条文中诽谤治罪很少看到，但是实际上案例颇多。很多士大夫最后因为语言文字惹祸，罪名通常是“非毁朝廷，历诋公卿”。
到了北朝的北齐，诽谤律又再度出现，藏在“重罪十条”之中。其中，“十条”之一的“不敬”就是“诽谤”有关。隋朝建立后，改“重罪十条”为“十恶”，其中的“大不敬”之罪的“指斥乘舆”与诽谤治罪相去无几。唐宋一直延续隋朝律令。苏东坡就曾因“毁谤朝政”被捕，甚至还株连了一批与苏轼文字上来往的文人，使得当时人人自危。
到了明清时期，虽然删除了“大不敬”之中的“指斥乘舆”，不过，“取缔思想”的诽谤治罪比起唐宋时期更加严酷。清朝到了康熙年间，进入了“盛世”，文字狱也跟着进入了“盛世”，到了乾隆年间更是达到了“全盛”。乾隆曾经“大度”的下诏：“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是在乾隆执政下，对于思想的奴役，不让暴秦。甚至连当时一些官员也要小心翼翼，生怕犯禁。当时一个叫梁诗正的朝廷大员，说起做官，大谈自己的秘诀，即“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可想而知当时文网的严密。
鲁迅曾经说：“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用诽谤之罪包装的文字狱，不仅造成了中国学术环境的退步，更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使得政治控制更趋严厉，文化人才万马齐喑，不敢论今，只能跑去谈古，统统在“注释古典”寻觅活机。文网的严密没有给历史的朝代带来稳定和谐、长治久安，只是带来越积越多的弊政和思想僵化导致的麻木无知的人民，还有轮回不止的朝代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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