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偃，字子游
子游是孔子的晚年弟子，姓言名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孔子家语·弟子行》说：“先成其虑，及事而用之，故动则不妄，是言偃之行也。”
《论语》涉及子游言行的语录有8章。其中一章是孔子晚年回忆从他于陈蔡的弟子列表，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文化学术），另外7章，或记子游与孔子的直接对话，或记子游与子夏的教学分歧，或记子游自行言语。
《论语》记子游与孔子对话有三章。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乎尔？”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雍也》）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由这三章我们知道：子游的人才观是德品好，不谋私（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能创新，不墨守（行不由径）。子游曾做武城的地方官，推行孔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且很有成就，孔子对他比较满意。子游对父母“能养”而或失之于“敬”。
子游是做官后实践孔子主张为数不多的弟子，看来他对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的为政思想比较认同，而他对人才的看法，不以循规蹈矩为能，而以独辟蹊径为高，其思想识见，确非等闲之辈可比。孔子死后，他能自成一派，绝非偶然。《孟子·公孙丑上》说他“有圣人之一体”，盖非虚誉。
孔门弟子虽都授业于孔子，但各人的学说主张、思想见解等却不尽相同。《论语》中就有孔门弟子之间互相批评的记载。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子张》）
子游以为，子夏的弟子只堪承担洒水扫地、回答问话、接待来往客人这些细微小事，根本大事则做不了。子夏则以为，教人当有次序，先之以小者近者，继之以大者远者，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循序而渐进，根本精神存在于始终，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盖子游之学，立足高远；子夏之教，追求扎实。高远故鄙视“小道”，扎实故从基础起步。
子游对子张也有讥评。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子张》）
子游认为子张很有才情，志存高远，别人比不上，但是不够厚道，缺少同情心，未能达到“仁”的境界。
孔门弟子之间的分歧，源于他们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也反映了孔子教育的民主学风和培养模式的多样化。
《论语》中另外两条关于子游的记录，反映了子游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对“丧礼”的透彻理解。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里仁》）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子张》）
距离产生美丽。事君也好，交友也罢，都要有一定的距离，过从不宜过密。太亲密了，没有了距离，也就失去了敬畏，容易引起反感，产生矛盾。每个人都希望有一片自己独享的天地，因而排他；每个人又都渴望理解和沟通，必要时有个帮手，有个慰安，因而求友。君臣之间，朋友之间，太远了，感到孤独，太近了，缺少神秘。子游在那个时代便看透了人性的这个弱点，可见其慧眼，足证其睿智。
人是社会的，又是自我的。“礼”是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因人情而构制。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子游说“丧，致乎哀而止”，得其神髓。任何事情都有“度”，过犹不及。丧失亲人固然是可悲痛的事情，但活着的人还要生存下去，表达了内心的哀伤也就够了。这种把礼仪形式和人性情感紧密结合的观点，使礼仪文化更加人性化，不能因“礼”的约束而限制人的发展，更不能戕害人性。
孔子说子游长于“文学”。“文”是文化，“学”是学术，学问。从子游作宰而行礼乐教化、讥评子夏门徒无本、主张“丧致乎尽哀而止”等事来看，子游可能主要致力于礼仪文化的研究，至少是在这方面有所成就，此盖“圣人之一体”与？《礼记·檀弓》有不少关于他熟悉“礼”的记载，可见他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跻身“十哲”，非徒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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