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以写“史”的方式，记下村庄人的命运和尊严。——题记
村庄里的孩子
文/涂建敏
1、村长老师从村庄溯溪而上，道路尽头，就是另一个自然村寺前了，比黄坭坵略开阔些，由瞿氏聚居，于是做了景村村部行政所在地。村部小楼和村小围在同一个院子里，再过去，就是灯光球场，同为搞新农村建设那年改造的。球场周围，散布着人家，还有重修过的瞿氏壬生祖堂。
小时候，妻子燕无数次上学往返来回，早晚两趟，风雨无阻。那时候机耕道远未拓宽，上下学翻山越岭。上到高年级，老兴和老旺也先后入了学。于是，僻静的山路，身影由一个变作两个，再变作三个。有年冬天，下着雨，调皮的老旺一脚踏空，摔进溪沟里，全身湿了个透。幸好被邻近人家看到，赶紧帮着抱进屋，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在火盆边烤暖身子，才算没冻着。
说到景村村小办学历史，还真有点久远。大概建国之初，就开办了，反正岳父一大家子上下几代人，没有不在这里上过学的。回去时，学校正造新楼，把一栋两层旧楼推翻了，扩建成五层。
我这次利用国庆假期回来，是想专程了解一下村小办学情况。我原本不想惊动更多人，托了老旺帮我跟村小直接对接。没想到，老旺还是把电话打给了村里。
当天下午，我就见到了申志村长。骑一辆摩托过来，说话快，走路快，见面先热络寒暄着，又和我岳父打着招呼。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彼此却不陌生。妻子三姐弟，当年全是他的学生。在当村干部之前，申志长期在村小任教，教语文，一直带毕业班，村里年轻一辈，大多是他学生。也因此，这么多年过去了，见了面，大家还是习惯管他叫申志老师。
一米八的个头，皮肤白皙，微笑着打招呼时，就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虽然一直呆在农村，当年的帅气劲依然不减。当年有位教漂亮女老师一度爱慕上了申志，可是，这桩姻缘最终没能成功。我妻子打趣申志老师，申志也不回避，只是尬笑着回应说：“在我们农村，女孩子长得太漂亮了，难得守住。”
说起这段教师经历，申志村长说：“我高中毕业后就进了村小，从1981年起，一直教到2000年，头尾算上，整整19年。”说到这里，满腹遗憾，“那一年国家全面清理民办教师，一纸文件下来，就这样结束了。省里的政策，是以1980年划界的。之前的，全转公办，我呢，刚好差了一年。”申志村长说，“为这事，我们这一批有很多去政府闹事。可是，闹有什么用呢，终归改变不了事实本身，这就是命吧！”
申志村长跟我约定，第二天在村办食堂见，饭局已安排好，一定要赏脸，一阵风来，然后又一阵风走了。
次日傍晚，我和岳父一起赶到约定地点，这才明白，申志村长口中的食堂，其实就是搭伙在一家农户家里。从家里出发，往岔路翻过一座山坡，就到了石塘脚下，这是另一个靠山边的自然村。农家独门独户，夜幕中僻静得很，倒也避人耳目。
岳父说：“村上穷归穷，吃终归是要吃的。景村偌大一个行政村，外出的人多，光是在县里当干部的就不少。逢上清明、端午、中秋一年三节，回家探个亲，一凑拢来总有好几桌。老远回来一趟，其他没有，饭总要管一餐，好歹体现村里的人情味。”
村小
入乡随俗，我今天被安排在最上首席位。转眼间，土鸡、土鸭、土菜，摆满了堂前一只大圆桌。
村小的邢校长接到通知，早早地骑了摩托过来，在屋里等我。除了岳父之外，又拉来老村委丰惠和世长作陪。三个人是老伙计了，早年都在村社当干部，我听岳父多次提起三人之间的交谊，“丰惠能写会算，世长为人细心有谋，我们这批老人虽然离开村上多年，村上但凡有个大事小情，还得提前招呼一声，相互撑个面子。”
今天宴席上还有另一位主角，仁乡中学一位姓瞿的老校长。
岳父给我悄声介绍说：“瞿是本村人，祖屋在景村的彭家自然村。父亲当过解放初景村最早一任生产队长。瞿从乡中出来后就去了县城，帮民办俊才中学管后勤，当副校长。退休后，又被一家民办钨业公司聘了去，做常务副总。”我听岳父讲完，心下明白，瞿校长算得上本村知名人物了，有人脉，有积淀。
酒席开场，瞿校长返身从车里拎出两瓶皖酒王，又说，“这趟回得久，准备不充分。后备箱只带了一箱，放久了，怕太阳晒过，酒味变。”
瞿校长这次回村，是为了自家建房的事情。拆了祖屋地基，造三层新楼，算是叶落归根。聊起这些，瞿校长说：“最初也没打算重建，只是因为紧挨着隔壁祖堂，祖堂年久失修，老墙眼看要倒，不得已想着重建一下。做规划时，儿子又提出，你既然要建，就设计得好一点。就这样一来二去，两层加到三层，造价也一路追加，估计要突破六十多万元。”
这几年，像瞿校长这样，落叶归根回来建房的不少。我义叔去年就回乡建了一栋，岳父把老屋厨房拆了，又向山后拓展了一丈有余，腾出一块地基，给了义叔。就这样，两家墙挨着墙，一个屋檐进出，两兄弟再度紧紧连在了一起。
说话间，瞿校长突然抱怨起来：“要说我们景村，好歹也是个大村了，我这趟回来半年多，电视没有，自来水没有。有时办个事，路上来回一片漆暗，连狗都不认识，叫得厉害。”
话到嘴边，瞿校长提高嗓门：“申志，要么我看这样，整个甘家自然村的路灯由我来装，电费村上付。”
瞿校长话一出口，正中申志村长下怀。申志村长应道：“那敢情好。要我看，你干脆从入村的黄坭坵装起，一直沿主路装到你甘家，其他石塘、殿下、李家陇几个自然村，我再自行想办法。”
“那种感应灯，可是五百多一盏啊，”瞿校长有点为难，“如果放在去年，我就一巴掌拍下去了，可是，今年公司确实有点困难，业务额才做到1600万，连往年十分之一都不到，加上省巡视组来宁城，又关停了三个月。说起来，我也不是公司老板，可我得替老板着想。”
瞿校长说到这儿，我才想起，村里至今连路灯都没有，一到夜晚，四下一片漆黑。大概，村里盼路灯，也盼得不少时日了，我听见大家齐声附和道，“是啊，有了路灯就好了，散个步，走个夜路，再不用打手电了。那就跟城里一样了。”我岳父则在一边忙不迭测算开来：“由黄坭坵口子一直通到殿下，是景村全村主干道，全长1.5公里。甘家则由主干道分岔出去……”
申志村长急忙摆手道：“不要那么密，不要那么密，没人的路段，少装几盏也行啊！”
也许是见瞿校长面有难色，申志村长话锋一转，“我看不搞路灯也行。村上一直想搞个垃圾填埋场，正物色地方，要么到时帮我们造条进出垃圾场的路吧。”
我打听了一下，得知村里正在治理“垃圾围村”。短短几年时间，村庄是越来越脏了，污水横流，垃圾遍地。
光是村里那一条溪沟，看着就让人揪心。小时候，这里可是孩子们的乐园，大人们在这里洗衣被、洗农具、洗蔬菜什么的，小孩子们则在一侧摸鱼捕蟹，游泳戏水，水流清澈见底。而现在，早就成了天然垃圾场。废酒瓶渣子、烂塑料袋、褪下的鸡毛等，顺着桥上兜头就往溪沟里倒。不但溪沟不能去了，就连溪边的稻田，也无法下脚，到处是玻璃渣子，腐臭垃圾。稍上游处，还办起一家屠宰场，一天要杀十琮头猪，都是湖南境内养猪场运过来的，那些猪毛、猪下水趁着夜色也倒进溪沟里。
垃圾围村已经威胁到村里的地下水源。镇自来水厂开通遥遥无期，不得已，岳父在屋后重新打了一口水井，一丈六尺深，直打到地壳岩层，再用水泥圈一圈圈沿井壁㧽严实了，把地表水挡住，只许岩层渗水。可是，井打好，供水量又远远不够了。赶在国庆前，岳父从后山脚下人迹罕至处找到一处新水源，挖上一个小潭，用水泥预制板密封好，用水管一路接上，接了几百米，一直接到家里，总算解决了一家人喝水的问题。
在乡镇的统一部署下，村庄终于对“垃圾围村”采取行动。据说村民们对此一直反映强烈。我岳父作为村民代表，也在领导来村调研时，提过意见。这趟回来，我也发现，房前屋外，多了一些新的塑料垃圾桶。
不过，提到卫生治理，申志村长还是有自己的看法。
在申志看来，三户人共一只大垃圾桶，量少不说，还容易造成互相推诿扯皮。此外，搞垃圾集中处理，一车车垃圾由各村运过去，耗费人力运力不算，镇上一个填埋场，根本不够用。“你去看看，那个填埋场哪里去得了脚，那些垃圾堆在那儿，终归是要祸害人的！又不具备焚烧能力。要不了一年，保准就堆满了。”
说到这，申志村长提出自己的方案，“要我看，就是一户人家门前打只焚烧池，由公家贴补几十元钱。乡下垃圾，总归是有限的，剩饭菜啊给鸡吃，其余的就在门前自行焚烧，残渣拖去埋掉。”又说，“我们农村，别的没有，荒山倒不缺。垃圾不出村，光运费就省了，这就叫因地制宜！”
我打听村里的经费开支和经济状况，申志村长跟我算了一笔账：景村全村三百多户人家，一千多村民，算是一个大村了。没有一分集体企业和资产，是十足的空壳村。镇里年核定经费65000元，全靠财政转移支付。固定开支上，村上请了4个环卫工，每年付3000元工资；征订党报党刊，付3600元，这是政治任务；其余，村上配了四个村级专干，专职村干工资、村民小组长补贴、党代会经费等，一应开支，都在这儿了。
我们的话题，回到十年前那一轮新农村建设上，申志村长又叹起了苦经：
那届村支书是坤森书记。要说坤森这人啊，我看最大的能耐还是讲大话，鬼影都没的事也敢照吹，可人家县领导偏偏爱听。
要说一点好处没有也不对，做人说话是要凭良心的。那年L县长在这，各个局办都来对口支援，就当时来说，钱也没少给，可那还是什么年代？！话说回来，这些年，对口驻点挂钩不再搞了，改成评贫困村，按打分来。至今已经评过三轮了，我们村庄搞过新农村建设，从此和“贫困”脱了钩。
你看看，这些年评上的困难村，哪个不是吃香的喝辣的，要补助给补助，要配套给配套。有评上的，光扶贫支持专款20万元，外加县上各局办来村挂点，来一个，定向支持3万，这还不包括省市挂点在内，一年比一年拿得多。过去比起我们差一大截的村，现在都远远超过了我们，我们真叫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说到这里，申治村长有点儿忿忿不平：
边上有个黄坪村，第二轮没评上，结果支书村长去县里闹，集体撂摊子，说是干不下去了。闹到后来，县上没得法，由县长特批，一年补5万。补到后来，第三轮评选又开始了，评上了，因祸得了福。
那年搞新农村建设，我们村摊子铺得大，各项招待费用，从此都跟上了，钱没有，消费上却下不来。有时候，想着村上命不好活，我也去县里对口部门讨点。三千五千也要，跟叫化子差不多。这还是“八项规定”出来以后。要放在过去，你人头不熟，门都进不去。”
我看着申志村长讲这些话时的神情，不由联想起他当年做老师时的样子。
说起“化缘”这事，我想起春节时，老旺也帮着“化”了笔，总计两万元钱，从卫计委打过来的，局长据说是老旺的“麻友”，两人时常在牌桌上相见。
这事被岳父知道了，少不得唠叨几句。岳父倒不是反对老旺为村里做贡献，只不过老旺在拆迁公司工作，成天跟政策处理、拆迁补偿打交道，自己又兼着搞些三产副业，不低调点，难免人家一眼红，就怕弄出麻烦事。更何况，在岳父看来，村上在县里当干部的不少，哪里轮得到他老旺小年轻来出这个风头。无论如何，对于这个儿子，岳父总是显示出担心，总希望为他把好关。对此，老旺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搞拆迁这么多年，县里面头头脑脑认识不少，做这样的事不过是举手之劳。更何况，自己赤手空拳在县城站稳脚跟，还不是靠这样广积人缘。类似冲突多了，也就反映出两代人的处世差异。
申志村长继续唠叨村里的事情：
说起来，我们这样一个空壳村，经济为什么搞不上去，我看老百姓这个意识，也确实是跟不太上。我当第一届村长时，国家搞荒山治理，浙江有个老板过来，愿意投资承包荒山，借荒山治理的专项费用，发展油茶栽种。唯一的条件是合同要签满三十年。
想想这还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别的不说，光三年管护期间，抚育也好，锄草也好，成熟以后摘茶籽也好，哪一项不要用到人工？哪一项不是我们的劳务收入！再说了，将来这些成熟的茶树，还不都留在了我们这里？！
可是，这样的好事，当时硬是有一帮老头起来反对说：“村长老师，你这不但是把们我自己卖了，把子孙都卖了。”结果一起哄，大家都反对，硬生生就把人家给挡了回去。
我当时那个气啊。真说起来，还是缺人啊。一个大村，青壮年都逃光了。留下两头两尾，谁还来关心村里的事情呢！
也活该穷啊！
2、邢校长邢校长人黑黑瘦瘦，个头不高。众人酒兴正酣，他就陪坐在一侧，不抽烟，不喝酒，也讷于言语，这在乡下极其少见。
他是邻近的沙乡人，一直在各个村小转，两年前才调到这儿。岳父说，上一任校长是一个年轻人，在这里干了一两年后，村民们提意见，就调换了，据说学校教学质量下降，一直以来，景村村小在当地还是有些声誉的。
我趁一桌人谈兴正浓，几次借故抽烟，出来看着满天繁星。邢校长也跟着走出来，我们站在漆黑的屋场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学校里的情况。邢校长说，村小目前一共六个年级，两百多名学生，定编九个老师。至于留守生，则占到了八成以上。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留守生的准确数字，不过，占了这么高的比重，还是有些让我吃惊。
邢校长又说：“在这些学生当中，有一部分是极度贫困的，约摸占到总数的百分之十，总有二十多个吧，这还不包括那些季节性的、临时性因素返贫的，比如家人患病、自然灾害等。”
饭局终于结束，我和邢校长约定，趁孩子们放假在家，索性去走访几户贫困家庭。
次日一早，我的车还没到校门口，老远就看见邢校长了。站在一群村民当中，也看不出差别来，一边等着我，一边和村民们聊天。
上得车来，先塞给我一包精品玉溪香烟，四五十元钱一包那种，大概是这里接待客人的“民风”吧。
我和邢校长商量，要么每家拿两百元钱表示点心意。虽然明知杯水车薪，在我的内心里，只是希望不要因为收集材料而做一个冷漠的“看客”。邢校长似乎看出我的心思，略一沉吟说：“这么客气啊，你如果一定要给，就拿一百元吧，咱们也都是工薪阶层。靠个人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终归还得政府来想办法！”
趁我开车，邢校长继续跟我介绍村小情况。他说：“这些年村小的硬件不断改善，跟过去比那可是天壤之别。不过，同硬件比，师资上还是欠缺不少。最大的问题，就是留不住人。有好一点的老师都走掉了，年轻人从县里分配过来，呆上一两年，甚至更短，稍微积累点经验，就想着往县城跑。去年有一个，被县教育局分配到村小，一天班都没有上，索性就辞了职。在乡村小学，无论是生活条件、收入水平、发展空间，和县城哪有得比！”
我向邢校长打听村小的办学质量，邢校长说：“跟周边村小比，本村小学还是数得着的，毕竟办学历史悠久。所以，尽管村里条件好点的家庭，把孩子往县城里送，可是，村小生源并不缺、周边村落有点条件的家庭，就想着法子送到景村来。每天用一辆摩托接送，也不怕路远。也有专做接送生意的，弄一辆旧昌河，放学时等在校门口，明知是‘黑车’，学校也很难管住。”
邢校长说：“现在农村人，家家户户在广东等地打工，钱就只管往家里寄，日子大体上是过得去的，一门心思想着的，还是为孩子读书改善点条件。”
对于邢校长的介绍，我还是深有感触的。重视孩子教育，在黄坭坵乡间历来是有传统的。每年高考发榜，谁家的孩子被录取在哪里，总是迅速地成为热点。有考得好些的，都是光宗耀祖的事情。看看村子里，家境稍微好一些的，都是孩子通过考学而出去的。也因此，村庄里又出现一股新的送子读书热潮，即老年人陪着孙辈，去往县城求学。
城镇化拉动办学的热潮。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为了跟上进城人口的节奏，县城连续开出俊才、雄才、宁高等多所民办初、高中。县里调整教育网点时，又把仅存的一所乡镇高中撤了，整体搬迁到了县城。每临中考，各所高中抢生源、比掐尖，竞相开出自己的“优惠条件”，比如，对尖子生给予1万元奖学金，免学费，免费提供住宿，甚至给父母安排校工工作岗位。
村里的荣宝两夫妇，就是这样去的县城。他家的大孙女，今年录取在县城一所民办高中重点班，荣宝也因此享受特殊待遇，自己在学校做了保安，妻子则被安排做保洁，学校还为他们提供了一间宿舍，这样一来，一家的生活保障悉数得到解决。两夫妇为此又把初中、小学的三个孙女都带去了，算是“买一送二”。曾到杭州帮我家做过保姆的春芳，几年前也是这样去的县城。儿子很争气，去年一举考取了中山大学，低一年级的小儿子，也跟着哥哥，进了同一所高中。
这几年，村庄里的南亚伯移出去了，后俊夫妇、友文夫妇也都移出去了……南亚伯是今年暑假过后才去的，在县城租了房子，村上专门请了饯行饭，我岳父等几个发小都参加了，场面极为隆重。短短几年光景，黄坭坵就这样移走了十余户人家。这些老年人本当在村庄里安享晚年，可是，真到了这个时候，却又陪伴着孙辈踏上了另一条伴读之旅。
如果说，早年那一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走，更多是为了求得生存。那么，这一轮人口外迁，则是为了寻找下一代发展的命题，即用教育来实现命运改变。过去出走的是农村青壮年，而现在，则是两头两尾。条件稍好的，就在县城买了房。这是另一番离乡的景象。在他们看来，只有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才能不再重复自己这一辈打工漂泊的命运，才能真正实现对村庄的逃离。
邢校长说：“我们宁县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县，也是一个贫困县，仅靠县城那点教育容量，肯定是不够的。搞新城开发，县一小在新城开了分校，一中的新城分校，也正在抓紧建设中，又集纳社会力量开办多所民办学校。可是，办学的节奏，远跟不上人口进城的速度，这些年县城几所学校人满为患，一个班级人数多达上百人。老师得戴着耳麦上课，平时，光批批作业，就够老师受的。”我听邢校长这样说，想起老旺跟我说到过的县一中，学校光一个高三年级段，30余个班，学生就多达3000多人，城镇化短短十数年，一所所“超级大校”就这样炼成了。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到县城求学的孩子，都能如愿以偿。有些孩子去了县城，就‘放了羊’（缺乏管教），学坏了。还有些因为缺少家人的关心，或是隔代教育不到位，患病的、跳楼的，几乎每年都有发生。县城一所民办中学，据说上学期就有两个跳楼的，都是留守学生。”邢校长补充道。
我一边跟邢校长聊天，一边完成着这次走访，以下就是当天走访的详细记录。
3、三个贫困生家庭坐在石坳脚下村民瞿明高家的正屋堂前，他的妻子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讲述儿子当年去世的情景。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7年，她显然还无法从丧子之痛的阴霾中走出来——
那天晚上，我儿子吃了夜饭就早早地睡下了。也没看到什么反常。第二天很晚也没起床，我就去叫门，也没人答应，多叫了几声后，我心里就开始打鼓，想想睡不得这么沉。后来就把门撬开了，发现儿子躺在床上，已经断了气，心肌梗塞。
要是媳妇当夜在一起，或许事情就不会这样，我后头想想，这就是命吧！
之前儿子媳妇都在我妹妹那儿打工，妹妹办的一个五金厂，有三年多时间，只拿1600元一月。就这样，儿子还算争气，打了3年工，硬是回来做起一栋屋，花了两万多元钱。儿子买的钢筋水泥材料，艺匠费用都是我两老贴的。
事情也出得蹊跷。那时我妹妹的厂已经从深圳搬回来了，就放在古坎老家，我儿子也跟着一起回到古坎。头两日，我媳妇家里电话来，说她爹爹发了急病。两人当夜就从古坎赶回去，在丈人家住了一夜，媳妇留下来服侍爹爹，我儿子顺路回了一趟家，没想到就出了这个事。
死的时候是十一月中旬。人死在屋里，也不好找厂里索赔。后头厂里把工资补足到这年十二月底，一共是四千元。
人还尸骨未寒，媳妇就来催这笔钱，说你还有一笔钱没给我。
我当时就懵了，想把这钱摔到她脸上。这是我儿子最后一点卖命钱，莫说四千，就是四万，我也不想动，我不活难道不可以？亲戚们都劝我，别这样，万一她下了堂（改嫁），到时节好应个急。
想想也是。儿子这一走，留下三个孙女，大的才上一年级，最小的还抱在手上。我与老公也都六十岁了，上头还有一个双目失明年已八十的老父亲。一家人六张嘴，这生活怎么过？
儿子去世后，我和媳妇商量，招个郎（方言，上门女婿），把她当女儿看，好歹也撑起这个家。她没表态，管自己出门打工去了。我那时就有几分明白，她这样子存心是要走路（改嫁），不想被几个伢崽（方言，孩子）拖累。
村上照顾，给了我家两个低保指标，往常都由她领了寄回来，作为伢崽抚养费。可是，那一年她扣住低保钱不寄来，死活逼着我取出这四千元钱作花销。再后来，她就下了堂，不光是这笔钱，连我儿子原来打工存下的几万元，也一道夹着走了。
问过邢校长，我大致知道，一个低保指标，一年大概能够享受到四千元的政府补贴。女人擦把泪水又说：
年轻时我嫁过来，也没屋住，为了做这厢屋，天不亮就在山上烧窑制砖，好不容易到老了，还得受罪。可是，想想家里伢崽要吃，我一个女人家，还得跟着老公下田。有年夏天栽了稻子，湿热之气上了身，全身从脚上开始生疮，挂了一个礼拜的盐水，硬撑着狠狠心又下了田，结果晚上一躺下，整个人晕天黑地的，眼前直冒金花，看着房子就像要倒下来，而墙壁就在眼前跑，用板车拖到医院又住了几天，总算捱过去。
站在屋前的瞿明高夫妻俩。他家堂屋前，贴着大孙女的半壁奖状。
儿媳妇下堂时，带了二孙女走的。大孙女去年上了初中，跟我说，“奶奶，我要去寻我娘，看她真就扔下我不管”。我就帮她办了转学，在儿媳妇那个镇上寄宿。星期天只管回她娘那儿，可是，读了一个学期就不愿再去了，你道是为什么，上门被人家当叫化子赶，这么小的孩子，也真是罪过啊。
小孙女也在村小，早上出门时在家里带点饭去，中午在食堂蒸笼里沏热。有时出门时，拿两元钱给她买点零食，伢崽年纪小，不懂事，眼馋同学，“别人怎么都有五元，就我两元钱？”我答她，“你是没有了爹，又没有了娘啊。我们这么大的年纪，还在供养你，本来要享你爹的福啊。”
女人的家，房子和猪圈紧挨着。在堂前说话时，猪圈异味就一阵一阵从窗子里飘过来，再飘过来。她曾经的儿媳妇，成了话题中心。在她看来，能扔下自己亲骨肉不要，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毒辣的人。
当妻子一遍遍不停地唠叨着这些时，瞿明高就在边上沉默地抽烟，有时候也会无奈地摇摇头。瞿明高早年学过木匠手艺，原本指望派点用场，可问题是，现在谁家还请木匠呢？！瞿明高说：“有时候村小要补根坐坏的凳子，于是用木料做好送去，卖个二三十元，好歹也赚两块零花钱。”
我问：“政府除了低保外，还有没有别的救济呢？”
女人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去找村上，体谅我们的，还能理解。不体谅的，倒说我们去吵闹了。村干部见了也不多说，就撂一句话，“低保指标不是给了你家两个了吗？！”我听了这话，眼泪当时就冒出来，心里不好过啊，忍不住呛一句，“你以为我得这个钱有多光荣啊，我先前怎么不好活呢？我最好就不领这个钱，那样政府也不用贴了。”女人顿了顿又说：“早十几二十年我家种错了禾种，把早稻种成了晚稻，全年绝收，也不向政府吵着要一粒米，饿着肚子借米送公粮。我一世人要的就是脸面，要怪就怪我生苦了生庚八字（命运）！”
当女人反复这样说时，我就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虽然我这样形容她，有点儿不够礼貌，可是，两人之间哀怨的神情，在穿越了一个世纪后，是那样的相似，两者之间的困境，也可以那样的相似。
山路不好开，从瞿明高家里出来，我们紧赶慢赶，来到村民汪平日家。
汪平日的妻子过世十多年了，后来找了一个老婆，又跟人跑了。我和他说话时，汪平日的儿子就呆坐在凳子上，佝偻着腰，有点儿神志不清，显得比他父亲还要苍老。可事实上，他今年才37岁。
汪平日又指了指儿媳，又在自己脑门上示意了一下，意思是告诉我，这个儿媳的脑子也有些问题：
“儿子从小体弱多病，原来学了理发的手艺，自己赚点儿生活费。去年冬天，得了脑血栓，在县城住了一个多月院。现在，每天开十多元药丸来吃，勉强维持住生命。”汪平日说，“住院别说没钱，就连服侍都没人。”
我们说话时，汪平日八十多岁的母亲从一侧的汪公祠走了出来，阳光下，满头白发乱舞。汪公祠虽然有点老旧了，不过仍然气派。
汪平日还有两个女儿，早几年都已出嫁了。现在留在家里的，就是这祖孙四代：患病的儿子、读三年级的小孙子、还有一个抱在儿媳妇怀里的孙女。汪平日说：
“按照义务来说，抚养孙辈不是我的事，是儿子的事。我是非常硬头的，一般生活过得去，不去说。后来去找村里，村里就给了一个低保，一年拿到四千元，勉强顾住儿子每个月挂盐水吃药。”彭日平无奈地说，“现在就这样顶着，等我保不住了，只有政府去管。”
邢校长从里屋找出汪平日的小孙子。之前我们进门时，小家伙就躲进了床脚下。我看见校长拉孩子出来的时候，就有了老师的风范，一只手拉着孩子的小手，另一只手则亲切地搭在了孩子的肩膀上。
邢校长说：“一般而言，学校里这些贫困孩子几乎一眼就看得出来。比如，大冬天的赤脚套一双鞋，还有的孩子，上课时一提问，躲着老师的眼神，也因此，这些孩子显得比别人更加的早熟，他们大多很自卑，有时甚至有点儿自闭，当然也特别听话，特别努力。大概也是知道自己的家境吧。”
去到另外一家贫困家庭时，我就照着邢校长的话去观察，眼前名叫林知的这个孩子，眼神中果然充满着胆怯与躲避。每一次回答我的问题，都非常轻弱。我后来索性让孩子用笔在本子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试着用纸笔来对话。
邢校长说：“平时在学校，对这样的孩子往往多留一个心眼，比如，两个孩子闹矛盾了，发生口角了，我们总是会劝另一方，做另一方的工作，不让这些贫困孩子感觉到被歧视。”
孩子父亲常年打工在外，媳妇患了精神疾病，这个家平时就由奶奶管着。讲起儿媳妇犯病的那些事，老太苦笑着说：
正常时候认识我，发作的时候就胡言乱语，“你呆在这里干吗，你家是湖南湖北，你跟我死开，把我的孩子带成猴样，这些不是我的孩子，我要去找回我的娃。”
有一次就冲进了学校，见人就打，说是孩子太小，不能读书的，老师都吓得就跑。后来还是邻居平玉老婆胆子大，把她一夸，“你是个通理的女人，孩子读了书，到时这么厚的红包，你就只等着去拿，”总算是骗了回来。
看我们一行进来，邻近的妇女都赶来看热闹。一大堆人围在门口，听老太太说这些时，大家都跟着笑。
老太太说，媳妇一天要吃一次药，不吃就闹事，骗着吃，或者是碾成粉，扮在菜里，每年光药钱就四五千元。出了这样的事情，这里也不好呆了，住得离学校太近，怕出意外，跟娘家商量了，去年起就接了回去。媳妇走了，两姐弟没了娘，父亲出门打工去了，只能跟我过。
只是苦了孩子。学校去年订校服，只有53元钱，结果一个班级都交了钱，只有孩子只字不提。事后问他为什么不说，你知孩子怎么答，“爸爸没有钱，奶奶没有钱。”
抱着小孙儿的汪平日，背后是他长期患病的儿子。
邢校长从里屋把躲着的学生找了出来
小林知在本子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小林知，眼里满是怯生生的神情。
“村上后来给了半个低保指标，”邢校长说，“按理讲，像这样两家人拼一个低保指标，也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可是，僧多粥少，贫困户多，只好排着来，特别困难的，给一两个指标，再往后，就两家拼，甚至还有三家拼的呢！”
留守儿童的贫困状况，使我震惊。可是，咫尺之隔，我岳父对此情景也一无所知。岳父说：“在我们黄坭坵，只有你奉淳大伯前两年患病，才拿了低保户指标，目的是为了提高医药费报销比例，要说生活条件，他家儿孙满堂，并不困难。”
说到贫困生情况，邢校长跟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村小里有这样三姐弟，爷爷奶奶早年就去世了，母亲也去世多年，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去年父亲又因咽喉癌去世，死的时候，欠了一屁股债。三姐弟也因此成了孤儿，就靠低保过日子。可能是家里接二连三出这样的事情，家族上觉得这个房子有邪气，把正门堵死了，只准侧门进出。可是，过后还是觉得这个房子邪气很重，干脆让孩子们住在村子的社殿里。
我问：“学校里都有哪些帮助呢？”
那一次家访过后，学校直接给了这家孩子两个寄宿生补助指标，大概每学期能补到800到1000元。即便这样，也还有家长会抬杠，问“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呢？”说到这里，幸校长无奈地说：“责怪大家缺乏同情心吗？可是，对于这些需要资助的家长来说，谁又不是同样贫困呢？”
听到邢校长这话，记起汪平日在我采访时说，“旧社会家族上还会建立一笔互助基金，如果谁家有困难，家族上会举全族之力来进行资助。现在光是祠堂建得漂亮，有什么用！”这是我听到他唯一的抱怨。
我想，一味责怪他的族人，或许并不公平。平日里，大家都知道某某在外面打工发了财，某某的孩子会读书，考上了重点。还有某某的婚礼很体面，孩子争气讨了老婆回来，当然还有艳羡某家又添了丁，在县城买了房的，可是，再就很少有人注意到身边这些留守儿童了，大概早习以为常。
我后来又顺口问：“村小也有寄宿生吗？”
邢校长憨厚地笑了笑说：“跟你说实话啊，这个指标，也是从国家资金套来的，一学期总数大概有八到十个。可中央‘八项规定’出来后，没有人再敢冒这个险了。”
邢校长又说：“我当时主张，对这三兄弟，无论如何，都要拿两个（指标）出来，也不怕张榜公布。”
“实在是太作孽了，太作孽了！”邢校长反复强调。
返乡记事：后丰老师的讲述一年又一年，总是像这样，候鸟返乡般。
国庆一过，又是春节。在那一次对村小贫困生走访后，我一直心存疑问，想就整个仁乡范围，看看当地留守情况。
正月初一一大早，我终于见到后丰老师，夹在一大堆来岳父家拜年的乡亲中间。拜年赶早不宜迟，正月初一，村庄仍旧保留着相互串门、互贺新年的习俗，各家各户人来人往，洋溢着浓郁的过年氛围。
这是我和后丰老师第一次相见，却分外熟悉。后丰老师八十年代初就在仁乡中学任教。几乎和后丰老师同期，他的弟弟后盛师范毕业，也进了同一所学校。当年卷入打架事件的热血少年，已经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了。仁乡中学是集镇唯一一所中学，妻子燕三姐弟当年都在这里度过三年初中寄宿生活，后丰老师一度做过老兴和老旺的班主任。
我们两人热情地握手，寒暄，然后坐下来。在长长的铺垫之后，我们的话题，转入了乡村教育这个正题。刚才还谈笑风生、兴致浓厚的后丰老师，转眼间却是双眉紧锁，语气凝重起来：
建敏，你是黄坭坵的女婿，我们农村人的情况，你也是了解的。农村人一家一户，光靠几分薄地，伢崽能养大个身子也就不容易了。早些年没有打工出路，村庄多少家庭穷得全家共一条裤子。实行了改革开放，虽说也有在外办厂发了家的，但是绝大多数人不过是勉强解决了生计，能帮伢崽缴出学费。话又说回来，青壮年都出去了，现在村子里光剩下两头两尾，事实上也苦了孩子。
拿我们乡中来说，七成以上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外出了，伢崽往家里老人一撂，有的几年见不上爹娘。更有赚不到钱者，十年八载不敢回来，路费不说，回来一次，三姑六婆，光是人情往来，回家过个响年，几千元积蓄没了，一年到头等于扑个空。我们学校里，长到十来岁没见过爹娘的，大有人在。你说这个教育哪样搞？
家长出去了，伢崽初中寄了宿，学校责任就更大了。家长十有八九都认为，我把伢崽撂给你，所有的管理担子就交给了你。可是，事实上，学校又有多少能力。一所仁乡中学，1750名学生，编作24个班，平均每班八十多人，多的九十多个。如果放在城里，基本上是两个班的人数，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班额。
话说回来，编这么大的班，也是没办法。2006年后，农村一切提留税费取消，乡镇办学经费不再自筹，全靠财政养活。宁县是国家贫困县，有多少吃皇粮者？光老师就占了一半。不压缩老师员额，估计财政也没办法活。一所乡镇中学，老师定编半数不到，义务教育入学问题要解决，叫学校怎么办？实话实说，要说国家不重视教育，也不能这样说，你看现在的学校，校舍建得不能说不气派，硬件配得不能说不齐，可是，真到了实施阶段，地方财力持续投入，确实成问题。
一个班这么多学生伢崽，老师怎么顾得过来。勉勉强强把两堂课对付过去，日常光批批作业，精力都难得顾过来。说实话，这些年，我总觉得教学质量一年不如一年，更莫说德智体全面发展，根本成了一句空话。别的不说，拿仁乡中学来说，全校专职体育老师，就只有一个，其它副课都是别科兼任。
再就是学校管理的问题。镇中采取寄宿制，学生平时吃住学都在学校。可是，上面仅仅拨了两个人头费。过去老师夜间下班管理，学校还会在经费节余里，支一部分作为下班津贴。而今教育部门管得死，下班费开支明文视作违规，没有了下班费，老师就更没有了积极性。
乡镇中学，工作生活往来各方面条件，远不如县城。教学负担重，条件又艰苦，乡镇中学留人难。这几年，每年都会进一批老师，一些新招进来的大学毕业生，工作满了三年，刚走上正轨，便通过考试等各种途径，进了城。所以，这些年学校里稍好一些的师资，基本上都走光了。
要我看，留守儿童的事，总怕是一个社会现象。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一代人都要被耽误。这几年，乡中也是一届不如一届，学风一年比一年差。家长把伢崽扔在老家，心里又总觉得亏欠。农村人在外打工，手里多少有几个活钱，平常除了拿钱给老人，也不时往伢崽卡里打些钱，生怕生长发育期营养跟不上，让伢崽买点吃的，补充一下营养。不过又不晓得，这样一来，反而是害了伢崽。
而今的社会，道德心普遍是个差。伢崽有了钱，在外乱交朋友，乱买吃不说，有空就上网吧。按照国家法规，网吧不允许向未成年人开放，但是现在社会也没有人管。管他伢崽大人，只要交钱，一律放行。我们仁乡这样一个小小的乡镇，网吧总有几十只。有证没证，谁也说不清。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么多网吧，光靠一个小镇，生意从哪来，还不是害了这帮学生崽。
为了伢崽花钱的事，学堂每次家长会都强调，在学校里吃用都够，不要拿钱给伢崽了，不过这个现象一直没有解决。你有机会去学校看看就晓得，现在的伢崽哪个身上没有几百元钱。逼到最后，学校想出办法，一到睡觉时间，就把寝室门反锁死。可是，说起来你都不敢相信，有些伢崽晚上溜去上网，几米高的二楼，一跳窗，就下来了。至于学校小小一堵围墙，一纵，一跃，三两下子，就翻了出去。哪天真碰上摔断手摔断脚的事，学校责任就更大了。
“学生上网，学校去不去查？” 我插问道。当后丰老师说到这时，我其实还想到一个火灾的问题。光靠这样锁门管理，如果一旦引发火灾，又如何处理呢？只不过，话到嘴边，还是硬生生吞了回去。后丰老师听我说完，忙不迭答道——
查！怎么不查？！可是如何查得尽？好几次，我们老师上门去查，结果你晓得，有些网吧主，对着老师破口大骂，有些过分的，只差没动拳脚。这样弄过几次，老师也寒了心。而且，有些黑网吧，营业非常隐蔽，买几台电脑放在私宅二楼，扶梯在屋里，要去上网，先得打他正屋堂前过。碰到这样的情况，说实话，这是人家私房，你跑进去寻学生，总是不太合适。
学校也多次向政府反映，要求严格管理网吧，但是都没有下文。网吧确实害人不浅啊。记得早几年前，我教过的上屋‘野鸡’（绰号）的儿子，趁着他爹爹出门三天，溜到一家网吧不出来，饭也全部靠老板送，三天三夜下来，人就变得不正常了。那回我上语文课，发现人坐在后排，一节课下来，也不吱声，眼神呆滞，我关心一下，问：“这伢崽，你这是干吗，光跑神，也不出声？”
你道他怎么应，“我爹说了，只要人来教室，听不听，随我！”
说起“野鸡”，家长本人不算差。有次还专门请我们几个科任老师吃饭。席上一对证，伢崽儿这句话，还真是家长说的。问“野鸡”，直叹苦经，“自从那一次进网吧，我这个崽得了网瘾，从此就算废掉了。我这个做爹的，也真是走投无了路，只好与他说，人进了教室，听不听课由他。在学校，好歹管住个身子，总不致于在社会上学了坏样！”
了解了这些情况，班主任找到伢崽，想开导他，问他道：“见你平时不吱声，难道我有这么可怕？”
你道他怎样回答，“老师我倒是不怕你，就是你太扯淡！”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果真是脑子出了问题。
后来这个伢崽也真是命苦。有次单独在家里看电视，卫星接收器不好使，他爬到屋顶上去拨，一脚踩了空，落在地下摔死了。
“难道就没家长去砸网吧吗？”后丰老师说话时，被一旁的义叔听到，气愤填膺，“要是我就揪住这个网吧，请他赔我娃！”后丰老师说——
砸，怎么没人砸。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过说来说去，光靠学校与家长，今日砸明日开，你又砸得几多过！
说句实在话，留守儿童多了，家长会都开不太起来。开一次家长会，能来两三成人就不错了。说到爷爷奶奶，人老行动不便不说，在老人看来，一大把年纪，能帮着管大孙辈的身子就算谢天谢地了，再来负担伢崽的学业，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说来又说去，现在家庭管教也是个问题。拿家长光相（名字音）来说，有一次光相到上边的塔头乡（聚赌）做庄，躲在桌下做手脚，让人发现了，当场围了起来。你道这光相如何，一个电话，把自家儿子召了过去，一人一把刀。这下好了，你到人家地盘上撒野，还怕你一把刀？整个村子人围上来，三下五除二，就把刀抢了下来，两父子一人一根麻索，捆得严严实实，挨个向人赔礼道歉。你说，有这样的爹，崽还教得好？！
这些年，学校里的学生崽，问题出得不少。聚众赌博的，打架斗殴的，寻衅滋事的，每学期都发生。拿上回来说，在集镇中心广场，有个社会青年，染一头黄头发打此路过。按道理，人家社会青年染个头，碍着你什么事？结果被学校里八个学生崽看到了，结果你说哪样？几个人抓住这社会青年，硬要他去理头铺把头发剪掉。人家社会青年只顾避让，结果，八个人围拢上前，把对方打得脾破裂。派出所来捉，至今有两个跑在外头没了人影。”
说话间，我们的话题又转回到了黄坭坵这批学子。
后丰老师说，钱财没有什么可比的。最是这道德仁义，才最为重要。黄坭坵自我们这一代起，中途出过两个不太规矩的，偷鸡摸狗，被你奉淳大伯捉到，命令趴下，用索抽一顿。这些年，读书的风气倒是越来越好了，而且有强过上一代的势头。所以，从教育上来说，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样样都重要。
后丰老师讲话，慢条斯理，洋溢着那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条理清晰，逻辑性强，不愧是早年中文专业出身。就在我们聊天时，有一阵子，大家都陷入某种深思之中。
作为恢复高考后，村里第一个考上地区师专的大学生，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村里家长用来教育孩子的榜样。说起来，后丰老师一家，其实有一段苦难史。当年被造反队伍拿走铜茶壶、赶走圈养肥猪的友庭，正是后丰老师的爷爷。早年，后丰老师还未出生，爷爷友庭住在邻近的甘家村，因为属杂姓而受尽欺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迁回黄坭坵后，尽管避开了外姓这个矛盾，家庭成份却又被划作地主，父辈在历轮政治运动中吃尽了苦头，童年时期的后丰，也备受欺凌。好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两兄弟先后通过自身努力，终于彻底改变命运。
两兄弟的妻子都在仁乡卫生院工作。平时，村里谁家有个头痛脑热、照光拍片的，都会第一时间找到后丰老师，两夫妇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予照顾满足。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两夫妻后来受到行政处分，这大概对后丰老师打击不小。儿子上到初中，去了县城读书，后丰老师也一度办了停薪留职，专门去县城为儿子陪读。
这次碰面后，我陆陆续续回乡，每次都能碰到后丰老师。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大酒店，酒店开得煞是气派，光一个停车场，就填掉了公路边好几分田地。上课之余，酒店里不时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地主家的儿子，吃用总是不愁的！”提起后丰老师，岳父话语中满是赞赏。
后丰老师（左）和我聊天时热情洋溢，充满着那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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