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民谣歌手宋冬野吸毒被捕。那也许是他2013年因《董小姐》爆红后，关注度最高的时刻——
直到昨晚。
合法申办的演出因举报被迫取消后，宋冬野在微博发长文「喊冤」，诉尽了这五年来的「委屈」，却也因此引发网友极大的不满和愤怒。时隔多年，宋冬野再次冲上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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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引发极大争议的微博里，宋冬野说他忍受了五年的网络暴力，此前不发一言，是因为知道自己有错在先。但其实大家不知道，艺人这个工作不好干，是「抑郁症和精神疾病的重灾区」。
他还说，自己虽然吸毒犯错，但也只是一个「受害人」。这些年他安分守己，只想靠音乐养家糊口，但恶意举报者让他无法演出，剥夺了他合法劳动的公民权利。
仿佛字字泣血，但普通路人听来却更像无病呻吟。评论区也没有几个人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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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个娱乐明星人人得而诛之的言论环境中，宋冬野无疑是撞在了枪口上。这条微博只让大多数人觉得他反省不够，被封杀是罪有应得。
更何况他后续的回应也不算理智，直接出言辱骂。
还在官方评论下叫屈。
这么一闹，宋冬野直接被微博禁言。
对毒品坚决说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遵循的底线。触碰底线就是违法，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牢记的。而公众人物犯错，其影响自然比普通人更为恶劣。
基于这样的原则，以及宋冬野微博的无效公关，普通人对有吸毒前科的宋冬野强烈反感、极力排斥，都是情有可原的。
但我们需要把这样的反感，和宋冬野的演出被取消这件事分开来看。除去那部分无效且愚蠢的「卖惨」，宋冬野申诉的，主要还是一个流程的问题：
在合乎法规的情况下，一场演出可以因为举报而完全不被公示地取消吗？
道德上是否接受，和法规上是否允许，是两个问题。
首先需要分清楚的是：大多数针对宋冬野的谴责，主要是在讨论他是否有重新做艺人的权力，而不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犯了错，是否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艺人，尤其是有一定认知度和商业价值的艺人，不可避免地被列为公众人物。而公众人物则注定要接受整个社会的道德审判。
宋冬野显然不是那么认为的。他在微博中强调自己不录节目不上电视，不拍广告不接商务，就是想要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老实本分、勤勤恳恳，与普通人无异的打工人。只是碰巧他的职业是音乐罢了。
如果宋冬野的选择是在犯错后直接转幕后，那这段话或许会更有说服力。但事实是他想继续演出，那就涉及到对于「公众人物」的定义问题了。而大多数人还是不能够接受把能够在线下开演唱会的职业，和普通人朝九晚五上班打卡的工作，混为一谈的。
单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吸毒被抓后的宋冬野，仍然过得比大多数普通人要好，也确实不乏工作机会。
吸毒被抓后，他仍然陆续发行了多首歌曲，更是凭借《郭源潮》在第29届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作词奖。
在这些事实的衬托之下，宋冬野的微博文案自然难以让网友们共情：你说艺人不好做，是抑郁症和精神疾病的高发区，那我们普通社畜的工作可不也是？我们996挣得还不如你的进账零头，可我们又要向谁去哭惨？
在目前市场结构下，演艺人员的薪酬远远高于普通人，民众对此早已怨声载道。在这样的环境中将自己所认为的「不公平」遭遇诉诸舆论，是一个极不明智的选择。
宋冬野想要申诉的「不公平」，本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到了舆论场上，公众早已经在道德上将他「裁决」。
吸毒是违反法律，毒品是万恶之源。这也是大多数人在道德上「裁决」宋冬野的依据。
但这些不能用来判定宋冬野的诉求在法律法规上的正义性。
在法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
针对演艺人员，文化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营业性演出管理的通知》：涉毒艺人自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之日起3年不得参加营业性演出。
而2016年后五年间不曾复吸的宋冬野，依据这些条款，是能够合法举办演出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成都的演出因举报被取消之前，宋冬野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演出均被获准参演。
宋冬野今年3月在北京的演出现场
宋冬野觉得不公平的，是为什么明明合乎法规，自己的演出却能够在举报后被直接取消，其中的决策流程和依据毫无公示。
其实，主办方之所以选择在接到举报后，「主动取消」这场合法合规的演出，不难理解。
近几个月，对娱乐圈乱象的整治政策不断收紧。九月，中央宣传部引发的《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也做出了要求：
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及时对违法失德人员和纵容违法失德行为的经纪公司、明星工作室进行行业抵制和联合惩戒。
在现有法律和最新政策指导间，主办方做了风险最小的选择明哲保身。
宋冬野之所以选择在微博上「鸣冤」，也是因为这个决策以举报为诱因，以社会风向和道德评判为基准，但缺乏法律法规上的明文依据。因此为了保证流程的公平性，未来我们仍然需要更系统的立法与行业准则更新。
明明这些才是这件事应该被讨论的重点。
但如今关于宋冬野的舆论，有相当一部分正在偏离重点。比起对症下药、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他们似乎更愿意聚焦在对于个人的讨伐。
吸毒确实有错，作为公众人物确实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立法规范，但我们必须警惕这样的道德标准被用在普通人身上。
当我们在说出「绝不原谅宋冬野」的时候，我们是否在内化一套更为严苛的道德标准，是否会有把这样的标准降级用在普通人身上的风险？
或许不讨好，但我还是想再次重申：
宋冬野可以因为吸毒被剥夺再做公众人物的权利（或许是立法可以参考的方向），但普通人绝不能被剥夺犯错后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两个概念极易被混淆。尤其当许多人为了反驳、谴责宋冬野，不断强调「吸毒者」的罪恶，而忽略、带过「吸毒者」确实是整个毒品产业链中相对最被动、最受害的一环。
就像二战时德国人人纳粹，但战后需要被裁决正法的，一定优先是那些手握重权的军官将领。任何一种社会性罪行中，被最严格惩处的都应该是获利最大、能动性最强的那群人。也因此，在对于禁毒的公共讨论中，更多的炮火应该被对准贩毒者和纵容贩毒的决策者。
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因为贫穷和饥饿犯下偷窃罪，因此被判处19年的苦役。
在这宋冬野这件事上，他是握有社会资源的强者，就算被千夫所指也难博得同情。所以他微博上有关吸毒者和贩毒者的言论也成了大众眼中的「甩锅」。
但他所言并非全无依据。放到一个普通吸毒者身上，吸毒虽是犯错，直接受害的仍是自己。这也是为什么吸毒属于违法而非犯罪行为的原因之一。
拒绝毒品是原则，但如果一个普通人触犯了原则，作为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我们是否应该给TA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谴责公众人物恶劣社会影响的同时，《禁毒法》中为了保护普通人的反歧视条款也需要被牢记。
许多人在讨论宋冬野事件时，强调吸毒有罪，并不断提及缉毒人员的牺牲，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道德鞭笞。但道德羞辱是一把双刃剑。
许多有社工经验的人会知道，让一个有过吸毒经历的人重新融入社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宋冬野是幸运的，但大多数吸毒人员并没有他手中的社会资源。如果环境本身就怀有巨大敌意，那么就算有极强的主观意志，都很难不再踏入复吸的深渊。而这从另一层面上也会再次加重社会的负担。
对于每个个体共情的缺失，最后往往会导致集体利益的受损。一个以人为本的法制社会，是要致力于在最大程度上规避这种损失的。
写下这篇文章，绝不是想为宋冬野本人辩白。毒品要被抵制，有吸毒史的公众人物也理应为其造成的恶劣社会印象负责。
我们也需要探讨，如何制定更完善的规则，去达到这些目的。
但舆论不该沦为简单的道德审判，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会割到谁的血肉。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撰文：菜乙己
校对：大沁
监制：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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