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南宋从来没有正式承认临安的首都地位,只是把它当作“行在”,即天子所在的地方。 这个说法流传开来以后,引来众多的议论。 那么,临安真的是南宋朝廷承认的首都吗?还是一直作为行在、陪都而存在呢?

临安真的是南宋首都吗,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1)

1、移跸临安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宋高宗赵构力排众议,从建康移跸临安。从这一年起,一直到公元1276年,临安作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存在了138年之久。

需要说明的是,南宋的临安并不是今天的杭州临安市。南宋临安城包括杭州市的上城区、下城区一部,城里最重要的皇城,就在今天上城区的凤凰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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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人灭亡北宋开始,身为南宋最高统治者的赵构就长期处在逃亡的境地。

他刚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就开始南逃。他一路逃过黄河、长江,逃到南京、绍兴,最后甚至逃到海上,坐在船里与大臣们商讨国家大事。

在长期逃亡的过程中,赵构亲眼目睹了金人的可怕。起自北方的女真铁骑横扫中原,宋朝军队在金兵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赵构甚至因此受到惊吓,丧失了生育能力。

因此,他比其他人更需要安全感,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作为首都,易守难攻才是最重要的。

江南地区水道纵横,极大地限制了女真铁骑优势的发挥。同时,到了绍兴八年,随着岳飞、韩世忠等人在抗金之战中的节节胜利,宋金对峙的前线已经推进到秦岭-淮河一线。如此一来,定都临安便兼有长江天险与江南水道之阻,对宋高宗来说,终于可以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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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后,东南地区的物资就需要在杭州集散,经大运河北运。作为物资集散地,杭州城的发展一日千里,经过吴越国钱氏的经营,杭州富甲东南,北宋时期一跃成为“东南第一州”。

这样的物质基础也使得杭州有了作首都的资格。万事具备,宋高宗赵构在绍兴八年移跸临安之后,下决心定都于此。

历史上,定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是在《宋史》里,关于南宋定都之事却只在《高宗本纪》绍兴八年的最后提了一句“是岁,始定都于杭”。没有月份、没有日期,怎么定都之事看起来如此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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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舆论压力

翻阅《宋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是岁,始定都于杭”之后,仍有多处记载,说一些大臣从抗金前线赶往南方,“赴行在”。“行在”本意是指皇帝的居所,就像今天美国的“空军一号”专机,总统在哪架飞机上,哪架飞机就叫“空军一号”。

但是,终南宋之世,临安一直都被称为“行在”,直到元代初年,马可·波罗还在游记中称杭州为“行在”。可见,当时的杭州几乎和“行在”画上了等号。

既然临安不是正式首都,那么南宋的正式首都到底在哪儿呢?

答案是东京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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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问:汴京不是被金人攻占了吗?怎么还能做南宋的首都?

这么做的原因有二:

一是宣告自己的统治合法性——继承北宋王朝的衣钵;

二是安抚军民情绪,至少在表面上做出要收复中原的姿态。

如果说,杭州作为事实上的首都却被称为行在,这是“有实无名”的话,那么,汴京作为名义上的首都却不在南宋的控制之下,就是“有名无实”了。

这样的状况,任谁看了都会觉得吊诡,但却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那么,为什么南宋皇帝不敢明确承认临安的首都地位呢?

显然,舆论的威力是强大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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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南宋朝廷正式承认临安的首都地位,这便意味着放弃北伐、放弃收复中原。这样的行为无异于彻底割断与北方半壁河山的关系。

当年,金人攻破汴梁,宋高宗带着他的追随者一路南逃。在此背景下,宋朝失去了北方的大片领土,而在北方的“沦陷区”内,还有大量的汉人没有条件、机会,或者根本没有打算逃到南方。

如果南宋朝廷放弃收复中原,那就意味着,它不再把这些土地当作自己的领土,不再把这些汉人当成是大宋子民,而这些汉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南逃的士大夫、军人、百姓的亲人。此外,中原的土地对宋人来说意味着根。北方不仅是南逃百姓的家乡,甚至连北宋皇帝的陵墓都在黄河边上。放弃中原,难道是要放弃祖宗的坟墓吗?!

这个道理,宋高宗赵构心里自然明白。但是明白归明白,真正让他意识到舆论压力的,是一次意外的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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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苗刘之变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南宋抗金的形势不容乐观,女真铁骑随时有颠覆神州的可能,于是,缺乏安全感的赵构一路南逃,从镇江逃到了杭州。

在南逃的过程中,王渊负责断后,但他却利用职权之便,拿战船来运送私人财物。此举引起官兵极大的不满,恨不能杀之而后快。王渊罪大,却因与高宗近侍、宦官康履等人相亲近,几乎未受处罚。高宗包庇王渊,使得苗傅、刘正彦等人非常不满,决定发动“兵谏”。

在神宗忌日这一天,苗、刘二人率领所部,先杀王渊,接着大肆捕杀宦官,最后带着王渊首级直扑皇宫。

朝廷的局面完全失控,高宗被迫退位,禅位于三岁的幼子。

驻防各处的张俊、韩世忠、吕颐浩等人得到消息,纷纷起兵勤王,并在短时间内打败苗、刘的部队,迎高宗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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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刘之变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兵变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在此之前,宋高宗在遇到君臣意见不同时,往往会一意孤行地“圣裁”,但在苗刘之变发生后,他开始意识到,舆论虽然没有实际的功用,但会在无形之中形成一股能量,不加注意就会酿成大祸。

苗刘二人十分清楚宋高宗定都杭州的小心思,在兵谏中给了高宗两点“建议”:

一是改年号;

二是迁都金陵。

当时,面对气势汹汹的苗刘二人,宋高宗被迫同意,改元明受,以此来安抚军队,同时也让苗刘不再坚持迁都金陵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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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变过后,宋高宗总结经验教训,开始琢磨出背后的深意。

苗刘之变被镇压下去了,但如果那种煽动情绪的舆论持续发酵,那就难保不会发生第二次苗刘之变。

因此,在绍兴八年定都杭州后,宋高宗始终不敢承认临安的正式地位,只能含糊其辞地称其为“行在”。

高宗以后,南宋的其他皇帝,也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担这个政治上的风险。甚至于南宋时期一直争论不休的和、战两派,对首都的认识倒是出奇得一致,即南宋首都只有一个——汴梁

如此,南宋就给全天下的臣民画了一个饼:汴京始终是宋王朝的首都,中原总有一天会纳入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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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偏安江左

虽然南宋王朝给天下臣民画了一个饼,但终南宋之世都没有实现这个理想。

南宋的政治中心一直是临安,而所谓的首都汴梁,也好像是东晋王朝的那些“侨置郡县”,画饼充饥而已。

南宋中期以后,“偏安江左”的事实,谁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没有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把真相说出来。

不过,在文人地位空前高涨的南宋,还真有人敢说真话。林升一首《题临安邸》,把南宋的状况明明白白地讲了出来: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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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朝廷始终没有明说临安是首都,这样就为所有人保留了转圜的余地,同时也让南宋朝廷在虚与委蛇中安然地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