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南宋从来没有正式承认临安的首都地位，只是把它当作“行在”，即天子所在的地方。 这个说法流传开来以后，引来众多的议论。 那么，临安真的是南宋朝廷承认的首都吗？还是一直作为行在、陪都而存在呢？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宋高宗赵构力排众议，从建康移跸临安。从这一年起，一直到公元1276年，临安作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存在了138年之久。
需要说明的是，南宋的临安并不是今天的杭州临安市。南宋临安城包括杭州市的上城区、下城区一部，城里最重要的皇城，就在今天上城区的凤凰山麓。
自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人灭亡北宋开始，身为南宋最高统治者的赵构就长期处在逃亡的境地。
他刚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就开始南逃。他一路逃过黄河、长江，逃到南京、绍兴，最后甚至逃到海上，坐在船里与大臣们商讨国家大事。
在长期逃亡的过程中，赵构亲眼目睹了金人的可怕。起自北方的女真铁骑横扫中原，宋朝军队在金兵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赵构甚至因此受到惊吓，丧失了生育能力。
因此，他比其他人更需要安全感，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作为首都，易守难攻才是最重要的。
江南地区水道纵横，极大地限制了女真铁骑优势的发挥。同时，到了绍兴八年，随着岳飞、韩世忠等人在抗金之战中的节节胜利，宋金对峙的前线已经推进到秦岭-淮河一线。如此一来，定都临安便兼有长江天险与江南水道之阻，对宋高宗来说，终于可以放心了。
自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后，东南地区的物资就需要在杭州集散，经大运河北运。作为物资集散地，杭州城的发展一日千里，经过吴越国钱氏的经营，杭州富甲东南，北宋时期一跃成为“东南第一州”。
这样的物质基础也使得杭州有了作首都的资格。万事具备，宋高宗赵构在绍兴八年移跸临安之后，下决心定都于此。
历史上，定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是在《宋史》里，关于南宋定都之事却只在《高宗本纪》绍兴八年的最后提了一句“是岁，始定都于杭”。没有月份、没有日期，怎么定都之事看起来如此儿戏？
翻阅《宋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是岁，始定都于杭”之后，仍有多处记载，说一些大臣从抗金前线赶往南方，“赴行在”。“行在”本意是指皇帝的居所，就像今天美国的“空军一号”专机，总统在哪架飞机上，哪架飞机就叫“空军一号”。
但是，终南宋之世，临安一直都被称为“行在”，直到元代初年，马可·波罗还在游记中称杭州为“行在”。可见，当时的杭州几乎和“行在”画上了等号。
既然临安不是正式首都，那么南宋的正式首都到底在哪儿呢？
答案是东京汴梁。
有人或许会问：汴京不是被金人攻占了吗？怎么还能做南宋的首都？
这么做的原因有二：
一是宣告自己的统治合法性——继承北宋王朝的衣钵；
二是安抚军民情绪，至少在表面上做出要收复中原的姿态。
如果说，杭州作为事实上的首都却被称为行在，这是“有实无名”的话，那么，汴京作为名义上的首都却不在南宋的控制之下，就是“有名无实”了。
这样的状况，任谁看了都会觉得吊诡，但却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那么，为什么南宋皇帝不敢明确承认临安的首都地位呢？
显然，舆论的威力是强大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如果南宋朝廷正式承认临安的首都地位，这便意味着放弃北伐、放弃收复中原。这样的行为无异于彻底割断与北方半壁河山的关系。
当年，金人攻破汴梁，宋高宗带着他的追随者一路南逃。在此背景下，宋朝失去了北方的大片领土，而在北方的“沦陷区”内，还有大量的汉人没有条件、机会，或者根本没有打算逃到南方。
如果南宋朝廷放弃收复中原，那就意味着，它不再把这些土地当作自己的领土，不再把这些汉人当成是大宋子民，而这些汉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南逃的士大夫、军人、百姓的亲人。此外，中原的土地对宋人来说意味着根。北方不仅是南逃百姓的家乡，甚至连北宋皇帝的陵墓都在黄河边上。放弃中原，难道是要放弃祖宗的坟墓吗？！
这个道理，宋高宗赵构心里自然明白。但是明白归明白，真正让他意识到舆论压力的，是一次意外的变故。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南宋抗金的形势不容乐观，女真铁骑随时有颠覆神州的可能，于是，缺乏安全感的赵构一路南逃，从镇江逃到了杭州。
在南逃的过程中，王渊负责断后，但他却利用职权之便，拿战船来运送私人财物。此举引起官兵极大的不满，恨不能杀之而后快。王渊罪大，却因与高宗近侍、宦官康履等人相亲近，几乎未受处罚。高宗包庇王渊，使得苗傅、刘正彦等人非常不满，决定发动“兵谏”。
在神宗忌日这一天，苗、刘二人率领所部，先杀王渊，接着大肆捕杀宦官，最后带着王渊首级直扑皇宫。
朝廷的局面完全失控，高宗被迫退位，禅位于三岁的幼子。
驻防各处的张俊、韩世忠、吕颐浩等人得到消息，纷纷起兵勤王，并在短时间内打败苗、刘的部队，迎高宗复位。
苗刘之变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兵变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在此之前，宋高宗在遇到君臣意见不同时，往往会一意孤行地“圣裁”，但在苗刘之变发生后，他开始意识到，舆论虽然没有实际的功用，但会在无形之中形成一股能量，不加注意就会酿成大祸。
苗刘二人十分清楚宋高宗定都杭州的小心思，在兵谏中给了高宗两点“建议”：
一是改年号；
二是迁都金陵。
当时，面对气势汹汹的苗刘二人，宋高宗被迫同意，改元明受，以此来安抚军队，同时也让苗刘不再坚持迁都金陵的主张。
兵变过后，宋高宗总结经验教训，开始琢磨出背后的深意。
苗刘之变被镇压下去了，但如果那种煽动情绪的舆论持续发酵，那就难保不会发生第二次苗刘之变。
因此，在绍兴八年定都杭州后，宋高宗始终不敢承认临安的正式地位，只能含糊其辞地称其为“行在”。
高宗以后，南宋的其他皇帝，也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担这个政治上的风险。甚至于南宋时期一直争论不休的和、战两派，对首都的认识倒是出奇得一致，即南宋首都只有一个——汴梁。
如此，南宋就给全天下的臣民画了一个饼：汴京始终是宋王朝的首都，中原总有一天会纳入版图。
虽然南宋王朝给天下臣民画了一个饼，但终南宋之世都没有实现这个理想。
南宋的政治中心一直是临安，而所谓的首都汴梁，也好像是东晋王朝的那些“侨置郡县”，画饼充饥而已。
南宋中期以后，“偏安江左”的事实，谁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没有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把真相说出来。
不过，在文人地位空前高涨的南宋，还真有人敢说真话。林升一首《题临安邸》，把南宋的状况明明白白地讲了出来：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南宋朝廷始终没有明说临安是首都，这样就为所有人保留了转圜的余地，同时也让南宋朝廷在虚与委蛇中安然地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