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共生,美美与共

——写在《遇鉴文明》之《故宫与卢浮宫》播出之后

作者:王旭东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件清乾隆旅行文具箱。乾隆皇帝笃爱旅行,一生南巡北狩,饱览锦绣山河。为了他出行时处理政务和读书的方便,既符合北方游牧民族“行国”体制的特殊要求,又体现出清朝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孜孜以求,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设计制造了这件旅行文具箱。它的四角镶黄色鎏金的铜角,以防止旅途中受到磕碰与磨损,箱内有两个长方木架集锦面小匣,匣中为层、格、槽,用于置放文具、书灯、帽架、书画小卷、棋牌等物,另外还设有隐蔽的机关用于放置精微的物品。这件旅行文具箱最精巧之处在于,它的外壁、底、盖都用荷叶连接,有四条活动桌腿卧放在箱槽中,按动机关,搬出这四条可以活动的桌腿,将桌腿固定后,再将木箱整体翻转过来,文具箱就会变成一张高约四十厘米的活动书桌,供皇帝在旅途中读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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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也收藏着一件拿破仑旅行用品箱,它的主人,是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这只以桃花心木制成的长方形箱子,里面存放的旅行用品多达92件,其中78件是梳洗用品。它的中心部分是一个椭圆形托盘,里面放着各种象牙刀具,在椭圆形托盘的周围,则放置着若干形状不同、大小各异的水晶瓶子和杯子,为旅途中的饮用器具。箱盖里也暗藏着一个机关,按动机关,就有一面镜子出现,供箱主人梳妆打扮之用。这只外表不起眼的旅行用品箱,不仅有着巧妙而复杂的内部结构,体现了设计师比昂内的巧思,更透露出它的主人拿破仑·波拿巴对旅行的热爱和对时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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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CCTV-4)制作的大型季播文化节目《遇鉴文明》,推出了一期以“故宫与卢浮宫”为主题的节目。在这期节目中,专门展示了18世纪中、法两位皇帝的这两件旅行箱。乾隆皇帝是清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出生于公元1711年,1735年登基,1799年去世,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缔造了辉煌的乾隆盛世,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奠定了中华版图。《清史稿·高宗本纪》称他“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拿破仑·波拿巴比乾隆帝晚生了半个多世纪,他于1769年出生,1804年12月2日加冕称帝,1821年去世。在位期间,将共和国变成帝国,颁布了《拿破仑法典》,完善了世界法律体系,奠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这两位皇帝,身处欧亚大陆两端,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先后创造了各自民族的辉煌历史。小小的旅行箱,把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拉近到观众面前,让观众在云风浩荡的大历史之外,感受到两位皇帝亲切生动的生活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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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一世崛起之时,乾隆皇帝和他的时代已经远去。拿破仑并没有见到过乾隆皇帝的旅行文具箱,乾隆皇帝也没有见到过拿破仑旅行用品箱。2008年,故宫博物院和卢浮宫博物馆共同举办 “卢浮宫·拿破仑一世”展,这件拿破仑的旅行用品箱第一次来到紫禁城,与中国观众见面。这两件供皇帝专用的旅行用品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类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明在各有其鲜明个性的同时,也有着相通的共性——它们都是为人的生活服务的。无论是皇帝的专享之物,还是服务于普通百姓的民间艺术品,都是对美好的呈现、对情感的表达、对生命的提升,凝结了人类对于美的实践与思考,绽放着动人的生命华彩。中国人讲究“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物质之美的背后,透射着人类的精神之美。因此,我们在看待这类文物的时候,目光也应该超越它们“美”的表面,去寻找人类共同的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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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鉴文明》节目每期精选一中一外两个具有代表性、对比性的文明载体进行对比和互鉴,比如古琴与钢琴、国画与油画、瓷器与玻璃器、中餐与西餐、茶与咖啡、京剧与歌剧、中国家具与西方家具、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中国服饰与西方服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中国舞蹈与西方芭蕾等等,独具眼光,独辟蹊径,不仅展示出中外文明各自的特点、优长,而且在中外文明之间建立起巧妙的关联,讲述它们的和谐共生、美美与共。在所有主题中,《故宫与卢浮宫》无疑是反映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最为恰切的主题之一。紫禁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荟萃之地,无论是不可移动文物,即紫禁城内的一千多座建筑,还是可移动文物,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25大类69小项、总数超过186万件(套)的文物,都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载体。而卢浮宫博物馆,同样是在皇宫基础上建立的博物馆,是法国和世界艺术的宝库。这在《遇鉴文明》之《故宫与卢浮宫》中,都有精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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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已经走过六百余年的历程,这期间,它与世界的联系从来不曾中断。在某些历史阶段,它甚至成为了中外文明交流汇聚的“前哨站”。明末清初,越来越多的使节等来到中国,来到紫禁城,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也把中华文明传播到西方。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收藏西洋钟表最具特色的博物馆,其中来自法国、英国、瑞士等国的钟表,代表了当时钟表制作的高超水平,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而西方传教士则通过其掌握的西方测绘技术,帮助康熙皇帝完成了《皇舆全览图》这样的国家地理测绘与地图绘制工程。钟表和地图,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把中国与世界相联。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在故宫博物院的建筑装饰、家具、绘画等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中都可以看到。而且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很多外国文物,包括公元7—8世纪印度、尼泊尔的古佛像、17-20世纪的西洋科学仪器和钟表,日本江户至明治时期的绘画、书籍、瓷器、珐琅器、金属器、漆器、织绣等。这些外国文物,是中国与外国进行友好交往、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进行平等交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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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来华甚至进入宫廷的这些外国人士,也通过以书信的方式,将中华文化传播到西方。这些书简,在18世纪的欧洲公开出版,内容涉及了中国的版图、物产、科技、制度、风俗、历史的方方面面,一度引起了西方的“中国热”。正是通过这些 “东方书简”,西方人开始了解《论语》《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人的智慧与思想,发现在遥远的东方,中国人已经创造了伟大的文明。相应地,来自中华文明的建筑、园林、家具、服饰、绘画、陶瓷艺术,也倾倒了西方人。早在1670年,路易十四就在凡尔赛建造了一座“中国宫”,此后,欧洲对中国建筑的仿造热情持续了一个多世纪。1700年,法国凡尔赛宫更是以一场中国主题的舞会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参加舞会的所有王公贵族都化装成中国人,法王路易十四还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皇帝的模样,以表达他对中华文化的倾慕之心。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体现出“兼收并蓄、从容吐纳的自信”。中华文明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对外来文明的学习与借鉴。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是互为“他者”的。通过对方看到自己的长处与局限性,通过相互学习借鉴来不断寻求发展和进步。中华民族通过不断学习外来文明,实现自我超越,不断把中华文明提升到新的层次、新的境界,这种“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并且至今生机勃勃的秘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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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始终相信,人类的共通共融远远大于彼此间的阻隔与分歧。对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的追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这些年,故宫博物院不断“走出去”,在世界许多国家举办文物展览,同时也引进不少国外博物馆的展览。尤其是2016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在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新华通讯社、国家文物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成功主办了三届“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2019年,作为“文明古国论坛”的平行学者论坛,故宫博物院举办了“太和•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暨第三届文明古国论坛部长级会议学者论坛”,邀请来自玻利维亚、中国、埃及、希腊、伊朗、伊拉克、意大利、秘鲁、亚美尼亚九个成员国,以及多个观察员国和国际组织文化遗产领域的重要学者来京,共同研究和探讨保护人类文明遗产、促进遗产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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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制作的大型季播文化节目《遇鉴文明》,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希望其能成为展现中国开放包容心态、反映中外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包容发展的优秀电视节目。(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

来源: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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