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贩卖货物的人”。据说最早的商人是《尚书·大传》中的“舜贩于顿丘”。可见商人这个职业在中国的历史可算久远了。到了夏商私有制已经确立,人们对于财产的归宿更加强化,私人占有财产逐渐多了起来,商人多了,商业也随之兴起。商朝末年,商纣王昏庸残暴,周武王联合其他反商部落,对商纣王进行讨伐,商朝军队临阵倒戈,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周朝统治者对于商业从开始就予以重视,《逸周书·程典》中就有“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成治”。意思是:士大夫不参与务工经商。商人资财不厚,工匠技艺不巧,农夫不尽力务农,便不能治理。并且还布告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翻译过来就是:商旅当广泛外出,愉快的交流货物。坐船过渡,路上住宿,感到所至如归。如果觉得钱币轻,就作大钱以代替小钱流行。物资交流,价格的高低要公平,要使商务不停顿。由此可见,在中国早期的朝代,政府对于商业并不排斥,而且是积极鼓励支持的,并且为其经营提供力所能及的便利。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朝中央的权威丧失,各国为了获得霸主地位,或者为了保家卫国,更是想尽办法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最重要的莫过于重视工商业,中国的商业也因此迎来了一大兴盛期。同时商人的地位也随着国家对商业的重视逐渐提高。齐国任用商人出身的管仲为相,他大力发展经济,主张贸易,并且实行“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的轻税政策,使得齐国迅速崛起,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

宋朝的商业水平(闲谈宋朝商业风气)(1)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局面已经出现变化,春秋时期被奉为圭臬的政策开始被质疑。到了秦孝公时期,他为了强化中央的权力,打击豪绅贵族,任用商鞅进行改革。商鞅的治国根本在于“重农重战”。重农必然抑商,所以对于商人进行严厉打击。秦国除了政治上对商人给予歧视,并且税收上还征收重税,而且将从前国家放任不管的行业纷纷收归国有,这一些列政策从根本上阻滞了商业的发展。汉朝建立后,大方向上依旧延续秦朝时期的抑商政策,这样的好处是强化了政府的集权,国富兵强,使商人不能依靠自己的财富左右政局;但是坏处则导致财富过度集中于政府手中,国民经济无法更进一步发展。

  唐朝初期,对于商人,政治上始终是排斥和歧视的。所谓“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商人及其子弟都是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甚至有些清高的士大夫,连家里的婢女与商人接触都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但是安史之乱发生后,这一切开始改变,政府不再重申关于商人入仕的禁令,因为很多商人通过一些手段,以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实力,加入了官僚阶级的行列之中。

  五代时期,官吏经营商业的风气非常普遍。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写道:“周显德中,许京城居民起楼阁,大将军周景威先于宋门内临汴水建十三间,世宗嘉之,以手诏奖谕。景威虽奉诏,实所以规利也。今所谓十三间,楼子者是也,景威子莹,国初为枢密使。”可见当时,官员经营商业,类似周景威从事“房地产”的开发,政府还是赞许的,甚至连皇帝都要“奖谕”。

  到了宋朝,正因为有五代这样的风气,虽然也延续唐朝的工商杂类人“不得与士齿”,禁止“工商杂类”参加科举考试和做官,但是随即对这类禁令放宽了限制,允许商人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政府既然放松了管制,商人参加考试自然多了起来。同时官员也延续五代时期公开营商。《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开宝六年五月,卢多逊在翰林,因召对,言赵普尝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广第宅,营邸店,夺民利。”这里面固然参杂卢赵二人的政治斗争,但是,官员营商在当时确实不争的事实。当时不仅文官如此,武将也是如此。军队将领公然进行放高利贷,谋取私利,不算新鲜事。

  宋太宗登基后,对于宋太祖赵匡胤曾经默许甚至支持的行为,开始进行规范与禁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当中记载:“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五代藩镇多遣亲吏往诸道回图贸易,所过皆免其算。国初大功臣数十人,犹悉旧风,太祖患之,未能止绝。于是诏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齑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与民争利。有不如诏者,州县长吏以名奏闻。”五代时就已经是著名的大将张永德,在太原派遣亲信官吏贩茶规利,并且贩卖羊头,被转运使王嗣宗告发,结果罢为左卫使大将军。

  政府虽然出台法令,但是要杜绝这种风气,却是相当困难。《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真宗咸平五年十月,侍御史知杂事田锡给皇帝奏折中说:”臣睹近敕,戒励大臣,谓其不守廉隅,多置货产,禄厚而不知耻者,尚怀歉恨;官崇而能自省者,岂不忧惭?况近畿阛阓之间,悉大臣资产之地,好利忘义,未知云何擅富兼贫,一至于此。可以检郡县税籍,自然见公卿户名,其务殖货财,不知纪极。以贪化下,安得风俗淳和?忘国忧家,岂令官吏廉洁!今敕命施行之后,兼文武豪富之家,可于敕书更布新令,食厚禄者不得与民争利,居崇官者不得在处回图。此乃申明旧章,备载前史,可师古制,以戒贪夫。”

宋朝的商业水平(闲谈宋朝商业风气)(2)

  田锡后来一直被认为是宋朝士大夫中的楷模人物,但是在当时,宋朝士大夫图利的风气还很兴盛,直到宋仁宗初年,风气才逐渐转变。转变的原因固然有政府的禁令的限制,之外便是士大夫流行思潮的转变。当时一大批士大夫“戒利好名”,这样做不仅能给他们能够提供更好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还可以重塑士大夫的形象,改进社会风气。所以,士大夫如果继续营商就显得非常不体面。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宋朝的商业水平(闲谈宋朝商业风气)(3)

  赵匡胤建立宋朝,鉴于唐朝末年军阀的跋扈,导致国家一发不可收拾,始终充满戒惧,所以竭力提倡文治,因此较之武人,更加善待文人。在传统的轻商风气和现实压力下,商贾人家竭力想摆脱被歧视的境遇。当时很多商人有钱后,纷纷用高薪聘请老师教授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此种流毒,直到现在还能看到。不过,对于朝廷来说,重农也好,轻商也罢,几无分别,因为得利的始终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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