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贸易活动先于经济科学而存在一样，三权分立的实践也远远走在了政治理论的前面。早在洛克与孟德斯鸠系统地阐述三权分立理论之前，罗马共和国就已经实践过这一政治原则了。
对此，孟德斯鸠予以承认，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考察了古罗马三权分立的情况，并将其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政体进行对比，想要弄明白这样一个问题：“罗马人为什么会在共和国政体的极盛时期突然丧失了自由？”当罗马的共和制度已经日臻完善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它突然沦为帝国专制？罗马人在共和时代曾是骄傲的自由人，而在帝国时代却得忍受尼禄、卡利古拉、康茂德等独夫的残暴统治，原因究竟何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罗马人给后世留下怎样的教训？
罗马人为什么能够推翻王政，建立共和？历史学家们根据政体的变更，把古罗马历史分为王政时期、共和时期与帝国时期三个时代。
王政时期的古罗马并未完全实行三权合一，在最开始的五位国王当政时，王位是通过选举而产生的。据普鲁塔特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记载，在第一代国王罗慕路斯失踪之后，由于平民与元老院的意见不一，没法推举出一个合适的国王。为了避免混乱，人们一致同意由150名元老院议员轮流担任国家元首，每个人都只能享受12小时的王位，第二天便重新恢复市民的身份，这种政体被称为“空位期”。
然而过了不久，平民又对这种政体感到不满意，他们认为元老院不设国王，是想要建立寡头政体。最终在各方协商之下，罗马人才推举出第二代国王努马·庞皮留斯。努马解散了罗慕路斯留下的三百名卫队，将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平民政体融合在一起。
在这种政体下，国王既是军队的指挥官又是祭祀的主持，还掌握部分司法权，能够召集元老院及人民来开会；元老院同样也手握大权，能与国王共同审理案件，在国王提出议案给公民会议审议之前，都会事先由元老院商讨确定——因此，行政权和司法权由国王与元老院共同分享；至于立法权，则掌握在公民的手中。公民能够选举官员，颁布新法，在国王的准许下，还能拥有宣战与媾和的权力，但没有任何司法权。
在第六代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执政时，政体发生了变化。国王放弃民事审判权，将各类事务直接交由人民决议，并减轻平民的负担而让贵族承担更多的责任，使平民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第七代国王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根据权力世袭原则登上王位之后，便视前任为篡权者，他剥夺了元老院的司法权以及人民的立法权，想要搞三权合一，对此孟德斯鸠说：
他原本想独揽三项大权，但人民最终想到自己才是立法权的掌控者，他也因此走向了穷途末路。
对于平民来说，没有比让已经掌控行政权的人再掌控司法权更恶劣的事了，更何况这个篡权者居然还敢把手伸到立法领域。因此，人们奋起反抗，驱逐了国王塔克文，建立起罗马共和国。
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孟德斯鸠说无论是英雄时代的希腊还是王政时代的罗马，国王都没能染指过立法权，正因立法权始终掌控在人民的手中，所以希腊人与罗马人才能够经常性地流放他们的国王，捍卫住自己的自由。
罗马人全票表决，驱逐国王，结束王政时代
罗马人是怎样建立三权分立制度的？在王政时代，有四件事损害了罗马人的自由：一是神职、官职、军职都被贵族垄断；二是执政府掌握了太大的权力；三是平民经常受到侮辱；四是不允许平民对选举发挥半点影响力。
然而，平民通过驱逐国王，牢牢掌控了立法权，因此他们执政之后便对政体进行了改革。
首先，规定平民可以担当除执政官以外的一切官职；
其次，用市政官、财政官等多个职位来取代执政府，分散已经空位了的王权，进而抑制行政权的扩张——罗马人用执政官来代替国王，但它的权力已经远远被削弱了，只能主持公民大会、召开元老院会议以及统领军队；
再次，设立大法官和刑讯官，将司法权从行政权的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
又次，设立保民官，赋予它阻止贵族损害民众的权力；
最后，新政体还提升了平民在公共决议中的影响力，按部落而不是百人团或库利亚的形式来召开，减少对贵族的优待。
由于共和国是由手握立法权的平民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新政体不仅倾向共和，而且也倾向民权，而非贵族与寡头。
在新政体中，行政权由执政官和元老院牵头；立法权由人民的部落会议主导；司法权则交给大法官，已初具三权分立的雏形。但三权并未完全分离，例如执政官还分享着部分立法权，平民也有审判贵族的权力，并非仅限于大法官等等。
罗马的司法权仍由人民、元老院与法官分享，并未完全独立
罗马人忽视了对行政权的制衡在孟德斯鸠看来，保有立法权是平民能够驱逐国王、捍卫自由的原因，而太过于重视立法权而轻视行政权，同样也是他们重新沦为奴隶的原因，这是一大教训。他在《论法的精神》里说：
人民非常珍视自由，因此会就立法权的所有细枝末节与元老院争论；人民又非常珍视荣誉，因此绝不与元老院争夺任何行政权......元老院有设立一名独裁者、从人民处夺走共和国的权力。面对独裁者，手握最高权力的人民垂下了头，最受欢迎的法律也不敢再出声。
罗马人民只保留选举官员、确认元老院和将军行为的权力，而将其他的行政权全部交给元老院和执政官控制。后者掌握财政权、军权和外交权，能够控制地方行省，掌握一切物质力量；而人民所拥有的仅仅是制定法律和任免官员的权力，法律又是需要行政部门借助物质力量才能付诸实行的，如果法律没有贯彻落实、没有被遵守、破坏法律也不受到追究，那么人民的意志就只是一张废纸或一句废话而已。
正因人民把一切物质力量都交给了行政部门，而只保留一个抽象的意志，所以立法院才成为了清谈院。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是行政一系的官僚们，他们才是“工作机构”，苏拉、庞贝、凯撒们并不关心罗马会议大厅中的辩论，当人民还在清谈扯皮时，他们已经率领大军征服希腊、西班牙和高卢了。只要罗马人不听话，他们的军队还会经常冲入城中，大开杀戒。
因此，在罗马的共和初期，是立法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到了后期，行政权却变得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人们把物质力量全部交给行政部门的缘故。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孟德斯鸠才指出三权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分立，而且还需要互相制衡。立法机构要有能力制衡行政机构，反之亦然。
对于罗马共和国后期行政权吞并立法权的现象，孟德斯鸠提出了制衡的办法：如果行政机构拥有军权，那么立法机构应当掌握财权，分享一部分物质力量；并且军队应由人民组成，具备人民的精神；立法机构还有权在任何时间解散军队，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各种“苏拉的军队”、“凯撒的军队”，而只存在“罗马的军队”。至于军队的统帅，则应由行政人员担任而非立法人员，这样才能避免军事政府的出现。倘若立法机构掌握了军权，那么军队就完全控制了政府，枪杆子主导了笔杆子，这有违自由的原则。
权力之间不仅要互相分立，而且还要互相制衡
罗马人为何在共和极盛时失去了自由？孟德斯鸠说：“相较于其他民族，罗马人更容易被悲剧场景触动”，他们对任何一种政体都缺乏定力与认识，甚至认为各种政体毫无优劣之分——有国王也好，没有国王也罢，谁上去都一样；共和也好，王政也罢，国家富强就是了——这表现为政治美德的缺失，而美德正是共和政体的原则。
所以，当国王塔克文侮辱鲁克丽丝，令其自杀之后，罗马人发出义愤，驱逐了他；然而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方便管理，他们又设立十位执政官，进行三权合一，导致罗马重回塔克文时代；之后，又因其中的一名执政官逼迫一位慈爱的父亲杀死自己的女儿，重新激起人民的怒火，进而再造共和；后来，凯撒征服高卢的战绩令他们感到无比自豪，曾一度将王冠献上；布鲁图刺杀凯撒时，他们又纷纷拍手叫好；然而，当安东尼将凯撒的血袍公之于众，并说凯撒在遗嘱里承诺“给每一个罗马市民七十五个德拉克马”之后，这些“善良”的罗马人又反过来屠杀与驱逐共和主义者了。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最终导致他们投入了帝国专制的怀抱，丧失了自由。
据说，富兰克林在参与制定1787年宪法时曾说：“人们一旦过于腐化，就需要专制政府，没有能力建成其它形式”。
在孟德斯鸠看来，共和制犹如一座架起来的房子，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它总是有着下塌——即腐化为暴民专制或君主专制——的危险；而三种分离的权力就像那几根支柱一样，它们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用处，而且还占用空间，影响效率与舒适，但是倘若没有它们的支撑，那么屋顶就会不断地往下沉，压迫得人喘不过气来。因此，维护共和需要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需要精心打理、维护这座房子，一旦出现松懈与放任，那么王政与专制就随时都会卷土重来——这就是罗马人所留给后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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