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见到胡适《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以下简称“两本”）书稿八页，是稿书于紫蓝色半页明十一行，版式双框书口单鱼尾连史纸笺，全稿共八页，未装订，在末页用回型针别有墨书（毛笔）“中华书局。胡适手稿，原作（北大）”（图一）。之外还钤有“055”编码标签一纸（图一）。鉴辨所见是稿的笺纸、标签（纸质），应俱系旧物无疑，而书于旧笺上的墨迹颇难判断其书写年代。再以标签中的内容可知，该胡适手稿应该是作者时任职“北大”，即北京大学期间所作。那么，这件手稿识真辨伪到底如何呢？在此把考得的事实依据分述如下。
图一 中华书局《胡适手稿》标签书影
有关胡适与《水经注》版本研究
当代学术界对胡适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他后半生几乎倾全力研究的《水经注》成果，议论颇多。有不少学者撰文著说，如陈侃章在《关于胡适〈水经注〉研究的对话》中认为胡适“用了将近二十年的功夫，对于所谓，‘戴震偷赵一清，赵戴皆偷全祖望之说’进行了全面的考证；胡适对《水经注》的研究，其发轫当在二十年代之初，但全力以赴投入，大概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九四三年，自此直至一九六二年他去世。其研究成果全部反映在台湾一九六六年开始发行的《胡适手稿》上，共十集，但后四集与《水经注》无关。前六集分上中下三册，共十八册。这十八册内容当然是十分浩瀚的，然概括地说，主要是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赵戴《水经注》案的重审；第二部分是全祖望校本《水经注》的考证；第三部分是《水经注》版本的研究。”。对此可从耿云志著《胡适年谱（修订本）》（简称“胡谱”）：“一九二四年，4月17日，写信给王国维，闻有近论戴东原水经注释的文章，恳其在《国学季刊》发表。信中说：‘季刊此次出东原专号，意在为公平的评判，不在一味谀扬。闻尊文颇讥弹东原，同人决不忌讳。’”便堪为这方面的佐证。鉴于本文题旨，在此仅就其中的“第三部分是《水经注》版本的研究”相关情况作些考察。
按胡适《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这一标题，便可知该文内容应是以考订版本着手，即从其所见《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两种版本，即：一、北京大学藏李氏旧本；二、至德周暹先生藏本。通过对比来辨其异同，究其原因。对此具体内容，因限于本文题旨和篇幅，在此从略。以下仅就胡适写作该文的背景先略作探究和说明。
据“胡谱”：“一九四八年，8月7日，写信给周一良，对以北大房荒未能邀其早来，颇为遗憾。对其父周叔弢先生赠送戴东原的《水经》一书，十分感谢。告近来写成《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详举两本异同，拟便中送贤乔梓审定。”其中的周暹，即周一良之父周叔弢。再提到的“告近来写成《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也就是本文考辨的对象，即胡适《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手稿。从中可知胡适在与周一良通信之前，他所作“两本”已经完成。
再据“胡谱”：“一九四八年，是年较重要的著述还有：（笔者按：记录是年著述多达47件，内容大都均有关《水经注》研究，不具录）《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7月23日作）”然而，按笔者所见“两本”在文末署名后纪年却为“（民国）卅七、七、十”，其中相差23天。
胡适手稿书写工具考察及字迹比较
作为现代大学者的胡适，在他一生留下的大量文稿（含书信）中既有用毛笔书写，又有用硬笔（钢笔，铅笔，和类似于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彩色水笔，其笔尖系用松软的泡沫塑料制成，笔芯亦然，可蓄水，使用方便胜于蘸水笔，在此权且称它为“水笔”）书写。由于使用工具不同，才使得出自同一人之手的字迹也就不尽相同。因此，笔者对所见两本作了较为仔细的比较（与毛笔）后，认为两本的书写工具都应该是“水笔”，而非毛笔。认识了这些，在对两本字迹的鉴辨就必须寻找可靠的胡适“水笔”作品来作为“范本”，用以识真辨伪。
为此，笔者查检了由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简称“胡稿”），见在一至四册均为“水经注考证稿”，其中未见收有《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一文。在第四册中见有《记朱逷先家钞〈水经注〉》（简称“家钞”本）文前有札记八页，前七页均书于素笺上，末一页书于单框书口白单鱼尾每半页十行笺上，正文则均书于十行廿字直行格稿笺上，即胡氏“水经注考证稿”用笺大都用此稿笺。在“胡稿”第二册，共收录“水经注考证稿”十二篇，其中第一篇即“家钞”本，该文作于1948年8月12日，与所考“两本”为同年，而且亦用“水笔”书写，遂为笔者选为鉴别的“范本”。
笔者在对两本的字迹比较中发现，“两本”的字迹与“家钞”本大相径庭，主要表现在前者书写用笔柔弱轻飘，字迹潦草软弱（图二），而后者书字相对规整有力（图三），由此可知该两本的作者绝无可能出自同一作者同年所书。
图二 “两本”1948年7月10日手迹
图三 “家钞”1948年8月12日手迹
笔者为在鉴辨中获得更有说服力的依据，就取“两本”、“家钞”两本中均有的“段玉裁”三字，借助当代科技将它放大后再作比较，结果与前述比较的结论完全一致，而且还发现“两本”中的“段”字的右“殳”书写得尤其变形。（见图四1、2）通过对字迹的比较基本上可以断定“两本”绝非为现代大学者胡适之手迹。
图四1.“两本”“段玉裁”（左）
图四 2.“家钞”本“段玉裁”（右）
而且在“图四1、2”中“段玉裁”三字的左旁“两本”画的是波纹线，而“家钞”本则画的是直线。这一差异看似细微而其对于本次识真辨伪的作用重大，堪称是辨伪的铁证。众所周知在民国时期大都以直行书写，又当时行文尚无如今的标点符号，在文稿书字左旁画的直线标注为人名、年号、地名等，而波纹线则标注为书名。而“段玉裁”乃清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两本”的作者竟然在其姓名旁画了波纹线，而且“两本”在全文中仅有一处画直线，其余近五十处均作波纹线，连“北大”“哈佛大学”“乾隆”等等都成为书名，才使该文如同著述编目。鉴此就有理由证明“两本”实非代抄本，而是当代造假人利用旧书笺来伪造名人手迹的产物。
有关伪迹造假的“底本”及所钤“胡适之玺”印章
通过上述对“两本”与“家钞”本字迹的比较，和“两本”中滥用的书引号，便可以断言“两本”是伪迹无疑。有关其造假的“底本”，笔者在《胡适全集》（15册）中见到了《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在该文标题上注有编者写的按语：“本文1948年7月23日写成，在送顾廷龙先生征求意见并录副后（刊1979年《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作者又用红笔对原稿再作修改，除了增删了一些字句，还补充了几段文字。收入1966年台北胡适纪念馆影印的《胡适手稿》第一集上册。录副稿从略，这里录用的是修改稿。——编者”由此可知造假者要寻觅到“底本”（如刊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4月版《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自P170起，至P184）并非难事，再说收录在《胡适全集》中的《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全文从P306至P417，粗略估计全文在五千字以上，而笔者把伪迹“两本”八页中的文字与《胡适全集》本对照，每页中文字均有脱漏，如第二页中在引《戴震年谱》文字中竟脱漏百余字。而且伪迹“两本”至《胡适全集》本P402的中段便戛然而止。全文约在1500字内，古籍版本考证类文稿如此简短，堪称难得。还竟然煞有介事地在文末作者署名、纪年后钤了方“胡适之玺”的印章（图五1），此实亦是伪造名人手迹惯用的伎俩。那么伪造“胡适之玺”的“底本”又从何而来？对此笔者从《胭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中就有胡适题识和加钤的“胡适之玺”（图五2），只要将它与伪造的“胡适之玺”作一比较也就真相大白了。至此真是应了俗语“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况且“两本”的造假人实是个腹笥简陋的作手。
图五1.伪迹上的钤印（左）
图五2. 钤于“ 甲戌本”“胡适之玺”（右）
另外，就在笔者撰述本稿时，偶然在网络上发现一件“百度贴吧”标为“胡适《水经注》手札一本约40页后附胡适水笔便签一页”并附有相关书影和“北京大学档案（袋）”。对此笔者浏览后认为该“胡适《水经注》手札”同上述伪迹的作伪手法如出一辙，如其中除了把如“戴震、郦氏、北大、乾隆”等等都视作书名之外，在末页竟然写作“水经注先校勘于此。一九五七、七月廿三胡适”（笔者按：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7月版耿云志《胡适评传·第一章》中记述：“胡适于1949年4月2日到旧金山，27日到纽约，在他原住过的第81街104号公寓里安顿下来，从此一直到1958年他回台湾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鉴此，对于这件伪作中的其他谬误也就毋须再作例举了。
编辑：陈梅
审核：钱治
原文刊登于2019年2月19日《中国文物报》7版收藏鉴赏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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