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时期。
鲁迅先生曾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在建安以前的作品中，不论经史子集、楚辞汉赋，都没有独立文学的观念，文学是功利性的，是经学的附属。
而古典文学从自为走向自觉的转折就发生在建安。
李白曾高歌“蓬莱文章建安骨”。“风骨”自建安时代开始，成为中国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也成为中国文人的重要追求。
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带献帝迁都至许昌。
建安文学指的是建安前几年至魏明帝在位末年（239年）这段时间的文学，实即曹氏势力统治下的文学，共计40来年的时间。
谈建安文学的兴起要先说建安时代。
一方面，东汉末年政局动乱不安。
从董卓拥兵进京始，汉王朝进入了连年军阀混战。
宦官专权、豪强割据、农民起义、百姓流离，士人大夫见识和经历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灾祸，开始以慷慨悲凉之气揭示苦难，写出了许多反映民生凋敝、战乱疾苦的现实诗篇。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
另一方面，儒家正统地位土崩瓦解。
随着封建集权的崩溃，汉代独尊儒术的局面随之崩盘，儒家礼法和道德原则大大减弱，老庄、玄学、佛教等“异端”兴起。
思想的自由使文人失去了政教的束缚，开始认识和重视自我、反映自我，并生出生死无常、及时行乐的感叹。
此外，曹氏父子引领了文人集团。
曹操极力倡导文学，并引领创作，建安时期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庞大的作家集团——邺下文人集团。
该集团以曹氏父子为领袖，以建安七子为骨干。
邺下作家在审美意向上集中体现为“刚健”与“端直”，使建安文学呈现与其他时代文学不同的风貌。
二、建安文学的特点“风骨”一词最初由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对建安作家的整体审美意向给予高度评价。
建安时期创作了大量的被后世誉为“建安风骨”的优秀作品，“建安风骨”是建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刚健端直”“慷慨悲凉”著称。
每当文学界文风靡丽衰弱时，总有有识之士抗起建安风骨的大旗振臂而呼、补时救偏。
王麓棠作《建安风骨》
但“建安风骨”不同于建安文学。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总结说:“建安文学，革易前型”,并列举建安文学四大特点,曰清峻、通侻[tuō]、骋词、华靡。
也就是说，建安文学在“建安风骨”之外所体现出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建安绮丽”。
李白曾赞美建安以来的诗“逸兴壮思飞”，但他也同时批评它“绮丽不足珍”。
毕竟建安文学上接重词采、好铺陈的汉赋，热衷绮丽的词藻、技巧和形式，也就成为它的特色，“华赡”和“妍丽”为主要表现。
因此，清代杰出诗人王士祯曾说，六朝的浮靡之风皆由建安而来。
三、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及作品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三曹、七子、蔡琰（文姬）。
建安诗篇流传下来的不足三百首，有反映民生疾难的，如王粲的《七哀诗》、《思亲诗》，发出“小子之生，遭世罔宁。……五服荒离，四国纷争”的哀叹；
有歌咏坚贞高洁志趣的，如刘桢在《赠从弟》中自比为“亭亭山上松”；
有抒发人生无常、生不逢时之感的，如阮瑀在《怨诗》感叹“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
有表达建功立业之志的，如陈琳在《游览》中说“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
有赞颂曹氏政权的，如徐干《西征赋》所吟“奉明辟之渥德，与游轸而西伐”、孔融《六言诗》三首极赞曹操“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当然也有唱和作答、应酬之作，如应玚、王粲、刘桢、阮瑀诸人都曾作过《公宴诗》，吹颂过曹操“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
建安七子
然而建安文学影响最大、创作最多的领军人物还要数“三曹”。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都有精湛的修养，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
他的诗作今存不足20首，全部是乐府诗体。他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的朴实无华，又有所超越与发展，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
他虽然在政治上已擢升为领袖，但仍在诗中直面惨淡的社会现实，抒发私人的浪漫情怀，气势雄浑开阔、语言厚重古朴。
《短歌行》
《短歌行》这首作品里，曹操表露出积极的进取精神和统一天下的抱负，诗的后半部分连续十六句反复写未得贤才和忧虑和已得贤才的喜悦，反映出平定天下的胸怀和壮志。
《薤露行》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薤露行》是一首关涉时事的诗，是对现实人生所感受的即是之作，揭露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
《让县自明本志令》
《让县自明本志令》是反映曹操思想和经历的一 篇带有自传性质的重要文章。此时曹操已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 政权逐渐巩固。
孙权、刘备在政治上则抨击曹操“托名汉相， 实为汉贼”、“欲废汉自立”，在此形势 下，曹操发布了这篇令文。
文中没有庄严的外交辞令，仍旧以下士心态倾吐心声，坦率直露地写出以平定天下、恢复统一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以朋友的口吻闲话家常，气势磅礴而又让人信服。
曹操雕像
鲁迅先生说：“曹操是改造文笔的祖师，胆子大，写文章时无顾忌，很通脱，篇幅短，内容丰富”。
钱穆先生认为，诸葛亮作《出师表》如话家常，学的是曹操；周瑜作战听戏，学的是曹操；西晋名将羊祜身不披甲，学的也是曹操。
曹丕与曹植承袭其父诗文之风。
曹丕是真正的文学家，是重文学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著有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点。但他的诗风偏向纤弱、柔和。
曹植的创作始终贯以少壮的慷慨精神，在艺术上有很大的独创性，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的诗人，钟嵘评价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他们二人的作品本是不相伯仲的，但前人重曹植而轻曹丕，其原因也许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文帝（丕）以位尊减才，思王（植）以势窘益价，未为笃也”，说明人们同情曹植，不觉将其地位提高。
四、为何说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自觉之始
一是文的自觉。
先秦两汉时期，并无文学的概念，建安时始，文学开始独立出来，开始与经学、史学、哲学相并列，而不仅仅是附庸。
文学的作用得到重视，人们开始充分发挥文学的独特审美功能，抒情言志。
建安文人在炼字造句、声色、对仗方面可谓费煞苦心，对五言诗表现方法、艺术技巧等不断完善。
诗的题材扩展到战争、赠别、游览、公宴、咏物、咏史、爱情、仙游、写景等，为唐代五言、七言诗歌的繁荣奠定基础。
从建安文学到明清文学，古典文学得以传承发展，累创辉煌。
一是人的觉醒。
动荡的社会使人更为关注自己的价值、个性、情感，人的理性被重新被发现，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特征与精神世界。
建安文人一方面向外发现了人生的社会全景，另一方面向内发掘出真正的自我。
文人在文学中全方位地展示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独立的自主精神，显示着个体生命。此时的文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生命化文学，反映着文人的生命精神，彰显着人的觉醒。
国家不幸诗家幸，苦难的时代带给建安带来了繁荣灿烂的文学复兴。建安文学有所谓“继汉开唐之功”，是我国诗歌发展继教《诗经》、《楚辞》后的第三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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