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视之,则天地为小,则轩冕金玉,几若微尘,不值一提”。

——陈白沙(明代心学大师)

明儒陈献章(白沙先生),于其名篇《论前辈言珠视轩冕尘视金玉》一文中,如是写道:“以道视之,则天地为小,则轩冕金玉,几若微尘,不值一提”。修身体道,故能以道体察万物,相对于道,天地也不过是小物,那么世俗的名(轩冕)也好,利(金玉)也罢,也不过如同微尘,不值一提。

真正有智慧的人活得通透心胸开阔 为什么有智慧的人能够以超脱的态度对待名誉与财富(1)

(陈献章像,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陈白沙实为有明一代理学新思潮的开路先锋,故明儒学案赞之曰: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至大”。

阳明在青年时,曾在北京遇到陈白沙弟子湛若水(世称甘泉先生),二人皆有概然求道之志,于是订交而成知己。阳明主“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甘泉主“随处体认天理”,是当时流行的两大心学思潮。甘泉之学问源自白沙,阳明既与之订交,必对白沙之学有所了解。

“铢视轩冕,尘视金玉”,意即视轩冕如铢锱,视金玉如微尘。轩冕,轩即车子,冕即官服,借指官位爵禄或显贵的人。金玉,即黄金和美玉,借指财富和金钱。“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一语,来自宋明理学祖师、北宋时期的道学家濂溪先生(周敦颐)。其《通书》第三十三条言:“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而无不足。而珠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在周敦颐看来,君子若能体道,则身心安祥,内心充裕,安贫乐道,不论穷居还是富达,皆能内心泰然,不会有缺失、不安之感。身心既达如此境界,自然而然就能够将官位爵禄、金钱财富视作尘土一般。

真正有智慧的人活得通透心胸开阔 为什么有智慧的人能够以超脱的态度对待名誉与财富(2)

(周敦颐像,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陈白沙对于这段话,自然是熟悉的,也是认同的。他结合自己的思想,对这段话进行了发挥和诠释。

陈白沙写道:“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曾足与道侔哉!”这里所说的道大于天地,显然不应该从物理学上来理解,而应从存在论上来理解。道为天地之本,可以理解为道是物理学、天文学意义上的宇宙的根据,道使天地成为可能。而如果君子能够闻道、悟道、体道、得道,则万物之得失显然就无足轻重了。

“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富贵、贫贱、死生、祸福,凡人所以患得患失者,但却并非君子之所追求。君子之所得者,道也,即使天地加诸我身,并不增加道之一毫,即使天地离我而去,而道亦不因此而减损一滴。天地间的万物,无论是加诸我身还是离我而去,都无关于我(当且仅当此“我”是得道之我),亦无关于道。于是,陈白沙写道:“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损,则举天地间物既归于我,而不足增损于我矣。天下之物尽在我而不足以增损我,故卒然遇之而不惊,无故失之而不介。”有此体悟,有此境界,方能以道视万物,方能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若停留此境,则万事万物,似与道与我,皆不相涉,天上人间,分隔两层,如此则近于老氏,非儒家本色。儒家既要有出世境界,又要有救世心肠,既要有超脱心态,又要有世间事业,故非有大心力大气魄者不难为也。

“天下事物,杂然前陈。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卒然举而加诸我,不屑者视之,初若与我不相涉,则厌薄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无,来于吾前矣,得谓与我不相涉耶?”对于每个人而言,总要各种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人相遭遇,这些事不是来自于我,这些物也不是来自于我,这些人只是我并不认识的陌生人,但是,这是否所有这些就与我无关?

《论语》中,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白沙解曰:“谓薄不义也,非薄富贵也”。

接下来,白沙写道:“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随。得吾得而得之矣;失吾得而失之矣,厌薄之心,何自而生哉?”实际上,万事万物,其意义与价值,在于人心对于这些事物的认识、体会、评判。白沙以其一心来贯通万物,从而使得万事万物皆得以沐浴在道的光辉之下,因为万事万物皆在天地之中,天地在道之中。吾心体道,则能体天地;体天地,则能体万事万物。君子之心,本来就能够认识与把握事物的道理,即万理完具。把握这些道理之后,即用这些道理,贯彻到万事万物之中,贯彻到君子的每一个行动之中,这就是所谓“此身一到,精神具随”。君子的仁爱之心,始终具备并且伴随着每一个行动,并渐渐扩散到天地万物,如此则万物皆成为“大我”之一部分,“宇宙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宇宙”,因此自然不会有厌薄之心,而能够对于万事万物者用仁爱之心加以关照。

在陈白沙看来,君子若能体道得道,则很容易做到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但是,如何体道得道,这实际上才是白沙之学的关键难点,其实也是中国哲学中许多学说中的关键难点。白沙自己也说:“或曰:道可状乎?曰:不可。此理妙不容言,道至于可言则已涉乎粗迹矣”。确实,真正涉乎形而上者、涉乎精神者,皆是不可名状,故常被人目为神秘。

徐梵澄所说的精神哲学,实与陈白沙所说之得道之学,有类似之处。徐梵澄在《玄理参同》的序言中写道:“精神哲学属于内学,内学首重证悟。悟入精神真理的某一方面,往往为思智、语文之所不及”(《玄理参同》,崇文书局,3页)、“精神方面的事往往只能由个人体会,它难于成为共通底真理而为大众所许”(同上,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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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理参同》)

或有人问,如此高深之学、如此玄妙之理,于我等凡人,有何益处?然而,世之所谓有用无用、有益无益,盖取诸于社会中既定之评价系统,然此评价系统有赖于我们所处之时代以及我们民族之处境。而哲学、文学、艺术等,则于现实世界之外,勾勒或描述出一理想世界,以纯粹之真、善、美等理念,高悬于吾人之上,令我等仰观,从而有感于理想之高远与现实之不足,从而有可能发奋改进,有以提升心灵境界,改进社会人生。

康德言:世上有两件事物,我一想起便心生敬畏:在我上者,灿烂星空;居我心者,道德律令。

参考文献:

[1]陈献章《陈献章集》,中华书局

[2]徐梵澄《玄理参同》,崇文书局

附:陈白沙《论前辈言珠视轩冕尘视金玉》全文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曾足与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贵、贫贱、死生、祸福,曾足以为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则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终,吾之终也,而吾之道无所损。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损,则举天地间物既归于我,而不足增损于我矣。天下之物尽在我而不足以增损我,故卒然遇之而不惊,无故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烈风雷雨而弗迷,尚何铢轩冕、尘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实者,与语此反惑,惑则徒为狂妄耳。

天下事物杂然前陈,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卒然举而加诸我,不屑者视之,初若与我不相涉,则厌薄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无,来于吾前矣,得谓与我不相涉耶?夫子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谓薄不义也,非薄富贵也。孟子谓:「舜视弃天下如敝屣。」亦谓重爱亲也,非谓轻天下也。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随,得吾得而得之耳,失吾得而失之耳,厌薄之心胡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瓢,严陵不能礼汉光,此瓢此礼,天下之理所不能无,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曰「物吾知其为物耳,事吾知其为事耳,勉焉举吾之身以从之」,初若与我不相涉,比之医家谓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铢视轩冕,尘视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与语此反惑,惑则累之矣。或应曰:「是非所谓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辨也。」曰:「然。然无君子之心,徒有轻重之辨,非道也。」

或曰:「道可状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于可言,则已涉乎麤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试言之,则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曰:「道不可以言状,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于形,道通于物,有目者不得见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状之以天则遗地,状之以地则遗人,物不足状也。」曰:「道终不可状欤?」曰:「有其方,则可。举一隅而括其三隅,状道之方也。据一隅而反其三隅,按状之术也。然状道之方非难,按状之术实难。人有不知弹,告之曰弹之形如弓而以竹为弦,使其知弓,则可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轩冕、金玉又小,则能按而不惑者鲜矣。愚故曰:道不可状,为难其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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