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笔记里有这么一个故事：
苏轼下班回家，吃饭后挺着肚子散步。对家里人问道：
“你们说我这大肚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呢？”
下人们有的说是文章，有的说是见识，但苏轼都摇头。唯独只有婢女朝云：“学士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大笑称是。
苏轼这么说还真不是谦虚。
有宋一代人才辈出，但大多数时候，占据官方学术最主流最顶端位置的只有两位。哪两位？北宋王安石，南宋朱熹。
这两位都进过文庙和孔子一起吃过冷猪肉。他们的著作都进过官学，成为正统的官方教科书。自他们以后，天底下的读书人，不管你是否赞同这两位的学术，想得到国家承认通过科举得官，都必须读这两位的书。
而偏偏这两位，对苏轼的态度都是不那么客气，王安石认为苏轼有才学却不走正路，朱熹更说得更过分，认为苏轼是个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分子。
其实很多宋朝皇帝都很喜欢苏轼，因为苏轼这人写的东西确实好看，很容易吸引一堆粉丝。就连把苏轼贬到黄州的宋神宗也不是真心讨厌他，有次听谣言说苏轼在黄州去世了，都伤心得吃不下饭。
但大宋不是皇帝一人说了算的，士大夫集团的群体意志与皇帝喜爱的博弈结果，就是苏轼的政治生涯中，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各地调来调去，很少能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
有句话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配苏轼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苏轼一生到过的地方太多
那朱熹和王安石不喜欢苏轼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也不能算是文人相轻。
王安石和朱熹都很欣赏苏轼的文采，王安石曾说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朱熹更将苏轼的文章做范本让自己儿子常常诵读。
但朱熹和王安石这样的人物，都有自己超越个人喜怒之上的政治理想，在通向理想的道路上，如果遇到阻碍者，他们会毫不犹豫的一脚踢开。这就是张居正说的“虽芝兰当道，不得不锄”。
王安石对苏轼的评价是“以飞箝捭阖为事”。
“飞箝”“捭阖”出自《鬼谷子》，原义是“钩其所好，乃以箝求之”。也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即“纵横家”。历史上最擅长这种话术的代表人物是苏秦和张仪。
王安石认为，苏轼在文风上属于纵横家一类，这类人为了让自己的观点使人信服，往往夸大和扭曲事实，从而背离了儒者的直道。所以苏轼的文章越好看，越要对他的观点加以警惕。
我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1057年苏轼参加科考。在策论文章中，为了加强文章说服力，编造了一个典故（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连主考官欧阳修都骗过去了，这事迹在文学上被传为美谈。
但是，科考策论初衷不仅仅是考文采或者机变，更可以看成是一个新人踏上政治舞台前的第一次政策演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文笔是否优秀反而是次要的，举证是否严谨贴切，逻辑是否清楚才是关键。
举个例子，
《聪明的一休》中有一集，长老为了让总是倚仗小聪明而骄傲的一休醒悟，将他关在寺门外，一休使尽各种小聪明都无法入庙。最后发现入寺的手段只有“跪下诚恳的请求”。
无论做和尚还是做政治家，小机灵都只能偶尔用用，最终都必须以诚恳取信于人。科考中编造典故的苏轼，似乎就和那个沉迷于取巧的小和尚犯了一样的错。
被指对高太后不敬的就是这一首
而且，苏轼的这个毛病，似乎不仅仅只是出现在他的年轻时代。
在元佑年间，新党宰相蔡确被贬，前往安州任知府，途中在车盖亭停下休息，兴致大发作诗十首。没想到被人诬陷。说他诗词中涉及对执政的高太后不敬。
文字狱这种事往往是捕风捉影，完全就看当政者要不要脸。不要脸的话，你说“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可以被解释成影射清朝。
蔡确的案子就是这种情况，由于高太后仇视他，所以借机把他发配到岭南，在宋朝发配到岭南的官员没几个能活回到中原，几乎等同于死刑。
宋朝以外的党争虽然激烈，但一般都是赶出京城为止。高太后这么做触犯了政治底线，所以不少士大夫都出来劝阻，而当时苏轼也给高太后出了个主意：
苏轼说：
我早看出这蔡确不是什么好人，您一定要重重惩处他，而且要深入调查挖出他的同党一起治罪。到最后一网打尽以后，您可以发手诏从宽发落，以示仁厚。
这种帝王心术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不少皇帝都会用。但你苏轼是什么人？这种话从你这种正统士大夫嘴里说出来，真的合适么？
士大夫的理想应该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不该去教这种鬼蜮人心。
王安石说苏轼“所学不正”“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就是这个意思。
苏堤
而南宋的意识形态巨头朱熹，对苏轼的看法就更不客气了。朱熹首先是认为苏轼本人政治品行不佳，见风使舵。
初年论甚生财，后来见青苗之法行得狼狈，便不言生财。初年论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虽北取契丹可也”，后来见荆公用兵用得狼狈，更不复言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
东坡议论大率前后不同，如介甫未当国时是一样议论，及后来又是一样议论，及后来又是一样议论。
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
苏轼一开始在变法立场其实也倾向于新党，也上过奏折讲“开辟财源”“积极进攻”等等，但等到王安石在变法上惹起争议，苏轼就转过来攻击变法了。
等到王安石失势呢，他又觉得“新法不可尽废”。
从好的说这是“保持独立性”，但从反感他的人来说，这未免有“沽名卖直”，刻意做个反对党寻求政治资本的嫌疑。这是没法说清的。
苏轼游西湖
其次是指责苏轼的苏轼的交往圈子：我们今天说判断一个人的品行，可以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那苏轼的朋友圈是些什么人呢？
苏轼的朋友如秦观，黄庭坚，李方叔等人，在后世看来都是文艺青年。
朱熹认为这群人都不是正经的儒者，都谈不上是道德君子。虽然苏轼经常指责王安石任用小人，但苏轼要是坐上那个位子，恐怕会和蔡京类似-----弄一堆文艺青年整天陪皇帝吃喝玩乐。
朱熹对苏轼的政治上的评判如此之低。如果把这件事放到那个时代大背景来看，还是和宋代的党争有关。
在学术渊源上，朱熹继承了北宋“洛党”道统，而苏轼则是“蜀党”的代表人物。在南宋理宗时期，皇帝尤其喜爱苏轼的文章诗词。因此从“大道之争”上，朱熹就必须站在苏轼的反面，大声说出自己的主张。
当然，这也不能说朱熹就是昧着良心污蔑人。他对苏轼的议论同样是基于事实的。
以上就是朱熹，王安石对苏轼的看法。那么，作者本人怎么看呢？
我们现代人一般都明白，作诗归作诗，为政归为政。艺术才能和治国才能是两码事。
萨达姆擅长政治寓言小说，卡扎菲是个抒情高手，霍梅尼年轻时作诗咒骂宗教教条。文采好不好另说，但要是有人说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政治立场，那肯定是胡说八道。
政坛这个大染坊，不管你什么样的人物，进去后自然会有是非。无论朱熹王安石，不是一样有恶评留下来？所以苏轼有恶评实际也不奇怪，各位苏粉真不用太在意，也不需要因此给可怜的作者寄刀片。
作者不想直接下结论说苏轼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家。
只是想说一点：评价一个政治人物，其实我们不能脱离他所在的时代。我们首先要了解苏轼生活的那个时代，当时的国家社会问题是什么。而苏轼做政治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目前对北宋变法的评价，近代从粱启超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现了很多研究，这些成果使得我们可以站在比古人更高的角度去看待是非，所以如何看待政治家苏轼，实际上是如何看待变法的问题。
参考资料：
从“从公已觉十年迟”看苏轼王安石之恩怨
论朱熹对苏轼的批评与接受
蜀党与北宋党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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