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笔记里有这么一个故事:

苏轼下班回家,吃饭后挺着肚子散步。对家里人问道:

“你们说我这大肚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呢?”

下人们有的说是文章,有的说是见识,但苏轼都摇头。唯独只有婢女朝云:“学士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大笑称是。

苏轼这么说还真不是谦虚。

有宋一代人才辈出,但大多数时候,占据官方学术最主流最顶端位置的只有两位。哪两位?北宋王安石,南宋朱熹。

王安石和苏轼相见一见如故(我是大宋最靓的仔)(1)

这两位都进过文庙和孔子一起吃过冷猪肉。他们的著作都进过官学,成为正统的官方教科书。自他们以后,天底下的读书人,不管你是否赞同这两位的学术,想得到国家承认通过科举得官,都必须读这两位的书。

而偏偏这两位,对苏轼的态度都是不那么客气,王安石认为苏轼有才学却不走正路,朱熹更说得更过分,认为苏轼是个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分子。

王安石和苏轼相见一见如故(我是大宋最靓的仔)(2)

其实很多宋朝皇帝都很喜欢苏轼,因为苏轼这人写的东西确实好看,很容易吸引一堆粉丝。就连把苏轼贬到黄州的宋神宗也不是真心讨厌他,有次听谣言说苏轼在黄州去世了,都伤心得吃不下饭。

但大宋不是皇帝一人说了算的,士大夫集团的群体意志与皇帝喜爱的博弈结果,就是苏轼的政治生涯中,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各地调来调去,很少能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

有句话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配苏轼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王安石和苏轼相见一见如故(我是大宋最靓的仔)(3)

苏轼一生到过的地方太多

那朱熹和王安石不喜欢苏轼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也不能算是文人相轻。

王安石和朱熹都很欣赏苏轼的文采,王安石曾说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朱熹更将苏轼的文章做范本让自己儿子常常诵读。

但朱熹和王安石这样的人物,都有自己超越个人喜怒之上的政治理想,在通向理想的道路上,如果遇到阻碍者,他们会毫不犹豫的一脚踢开。这就是张居正说的“虽芝兰当道,不得不锄”。

王安石和苏轼相见一见如故(我是大宋最靓的仔)(4)

王安石对苏轼的评价是“以飞箝捭阖为事”。

“飞箝”“捭阖”出自《鬼谷子》,原义是“钩其所好,乃以箝求之”。也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即“纵横家”。历史上最擅长这种话术的代表人物是苏秦和张仪。

王安石认为,苏轼在文风上属于纵横家一类,这类人为了让自己的观点使人信服,往往夸大和扭曲事实,从而背离了儒者的直道。所以苏轼的文章越好看,越要对他的观点加以警惕。

我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1057年苏轼参加科考。在策论文章中,为了加强文章说服力,编造了一个典故(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连主考官欧阳修都骗过去了,这事迹在文学上被传为美谈。

但是,科考策论初衷不仅仅是考文采或者机变,更可以看成是一个新人踏上政治舞台前的第一次政策演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文笔是否优秀反而是次要的,举证是否严谨贴切,逻辑是否清楚才是关键。

举个例子,

王安石和苏轼相见一见如故(我是大宋最靓的仔)(5)

《聪明的一休》中有一集,长老为了让总是倚仗小聪明而骄傲的一休醒悟,将他关在寺门外,一休使尽各种小聪明都无法入庙。最后发现入寺的手段只有“跪下诚恳的请求”。

无论做和尚还是做政治家,小机灵都只能偶尔用用,最终都必须以诚恳取信于人。科考中编造典故的苏轼,似乎就和那个沉迷于取巧的小和尚犯了一样的错。

王安石和苏轼相见一见如故(我是大宋最靓的仔)(6)

被指对高太后不敬的就是这一首

而且,苏轼的这个毛病,似乎不仅仅只是出现在他的年轻时代。

在元佑年间,新党宰相蔡确被贬,前往安州任知府,途中在车盖亭停下休息,兴致大发作诗十首。没想到被人诬陷。说他诗词中涉及对执政的高太后不敬。

文字狱这种事往往是捕风捉影,完全就看当政者要不要脸。不要脸的话,你说“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可以被解释成影射清朝。

蔡确的案子就是这种情况,由于高太后仇视他,所以借机把他发配到岭南,在宋朝发配到岭南的官员没几个能活回到中原,几乎等同于死刑。

宋朝以外的党争虽然激烈,但一般都是赶出京城为止。高太后这么做触犯了政治底线,所以不少士大夫都出来劝阻,而当时苏轼也给高太后出了个主意:

苏轼说:

我早看出这蔡确不是什么好人,您一定要重重惩处他,而且要深入调查挖出他的同党一起治罪。到最后一网打尽以后,您可以发手诏从宽发落,以示仁厚。

这种帝王心术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不少皇帝都会用。但你苏轼是什么人?这种话从你这种正统士大夫嘴里说出来,真的合适么?

士大夫的理想应该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不该去教这种鬼蜮人心。

王安石说苏轼“所学不正”“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就是这个意思。

王安石和苏轼相见一见如故(我是大宋最靓的仔)(7)

苏堤

而南宋的意识形态巨头朱熹,对苏轼的看法就更不客气了。朱熹首先是认为苏轼本人政治品行不佳,见风使舵。

初年论甚生财,后来见青苗之法行得狼狈,便不言生财。初年论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虽北取契丹可也”,后来见荆公用兵用得狼狈,更不复言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

东坡议论大率前后不同,如介甫未当国时是一样议论,及后来又是一样议论,及后来又是一样议论。

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

苏轼一开始在变法立场其实也倾向于新党,也上过奏折讲“开辟财源”“积极进攻”等等,但等到王安石在变法上惹起争议,苏轼就转过来攻击变法了。

等到王安石失势呢,他又觉得“新法不可尽废”。

从好的说这是“保持独立性”,但从反感他的人来说,这未免有“沽名卖直”,刻意做个反对党寻求政治资本的嫌疑。这是没法说清的。

王安石和苏轼相见一见如故(我是大宋最靓的仔)(8)

苏轼游西湖

其次是指责苏轼的苏轼的交往圈子:我们今天说判断一个人的品行,可以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那苏轼的朋友圈是些什么人呢?

苏轼的朋友如秦观,黄庭坚,李方叔等人,在后世看来都是文艺青年。

朱熹认为这群人都不是正经的儒者,都谈不上是道德君子。虽然苏轼经常指责王安石任用小人,但苏轼要是坐上那个位子,恐怕会和蔡京类似-----弄一堆文艺青年整天陪皇帝吃喝玩乐

王安石和苏轼相见一见如故(我是大宋最靓的仔)(9)

朱熹对苏轼的政治上的评判如此之低。如果把这件事放到那个时代大背景来看,还是和宋代的党争有关。

在学术渊源上,朱熹继承了北宋“洛党”道统,而苏轼则是“蜀党”的代表人物。在南宋理宗时期,皇帝尤其喜爱苏轼的文章诗词。因此从“大道之争”上,朱熹就必须站在苏轼的反面,大声说出自己的主张。

当然,这也不能说朱熹就是昧着良心污蔑人。他对苏轼的议论同样是基于事实的。

以上就是朱熹,王安石对苏轼的看法。那么,作者本人怎么看呢?

我们现代人一般都明白,作诗归作诗,为政归为政。艺术才能和治国才能是两码事。

萨达姆擅长政治寓言小说,卡扎菲是个抒情高手,霍梅尼年轻时作诗咒骂宗教教条。文采好不好另说,但要是有人说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政治立场,那肯定是胡说八道。

政坛这个大染坊,不管你什么样的人物,进去后自然会有是非。无论朱熹王安石,不是一样有恶评留下来?所以苏轼有恶评实际也不奇怪,各位苏粉真不用太在意,也不需要因此给可怜的作者寄刀片。

作者不想直接下结论说苏轼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家。

只是想说一点:评价一个政治人物,其实我们不能脱离他所在的时代。我们首先要了解苏轼生活的那个时代,当时的国家社会问题是什么。而苏轼做政治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目前对北宋变法的评价,近代从粱启超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现了很多研究,这些成果使得我们可以站在比古人更高的角度去看待是非,所以如何看待政治家苏轼,实际上是如何看待变法的问题。

参考资料:

从“从公已觉十年迟”看苏轼王安石之恩怨

论朱熹对苏轼的批评与接受

蜀党与北宋党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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