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岁月（1926—1938）
一、艰辛家境
1926年农历十二月的一个大雪之夜，我出生在浙江省嵊县（现嵊州市）黄泽镇坑边村。
嵊县位于绍兴以南，古称剡县，境内多山，据说以“嵊”为名，就是取四面群山环抱之意。一条剡溪蜿蜒而下，山有水而活，给嵊县平添了几分灵气。曾有人把剡溪的“剡”字，分拆为两把火，一把刀，象征着家乡以前多灾多难，不是放火，就是动刀。虽然战乱年代生活并不富裕，民间艺术却一直十分兴盛，村村有戏台，处处可闻锣鼓丝弦之声，越剧正是在这块山明水秀的土壤中孕育而生的。
黄泽江与剡溪相交，坑边村就坐落在黄泽江的支流之畔。坑边村当时只有三十几户人家，村前一条小溪坑，名为灵溪，山涧清冽纯澈，村里的农宅都沿着这条溪坑建房，因此得名“坑边村”。
在坑边村，王姓是个大姓。我祖父靠着勤劳节俭，置起了数十亩田地，属于村里的“新撑”人家。祖父生有三子一女，我父亲王友泉是长子，少年时苦读了几年之乎者也，颇有些古文功底，辛亥革命后，他毕业于绍兴新学堂，曾受教于周建人等先生。我母亲竺银妹是距坑边村十五里的后山镇人，大舅叫竺相荣，就是我表姐竺素娥的父亲。
母亲是竺家的独生女儿，在家时很受宠爱，不善料理家务，刚过门时还出了个洋相。按农村风俗，新媳妇三朝过后就要下厨房，这也是婆家考察新妇持家能力的时候。母亲担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不等天亮就起身，给全家做第一顿早饭，边上婆婆小姑小叔婶婶，十几双眼睛都看着。母亲生怕把饭烧焦，不时用锅铲撬开镬盖看一眼，结果第一锅饭就烧成了夹生饭。叔婶小姑不免窃笑一番，祖母也冷言冷语，还是祖父为人宽厚，出来打了圆场：“新媳妇在家没有做过，以后可以学的嘛。”
当时农村卫生条件差，新生婴儿存活率低，比如产婆用破碗的碎瓷片割断婴儿的脐带，容易造成感染。在我之前，母亲连生两个男孩都夭折了。我刚落地的时候，双眼紧闭，好久睁不开，多亏了村里的郎中用土法拿针挑开眼皮，让血水流出，才不至失明。盼子心切的父母见生下的是一个瘪嘴巴、小眼睛、其貌不扬的女婴，不免有些失望。我出生后那几日，家门前的天空常能看见彩虹，父亲就随口为我取了小名“彩娟”。
1950年代中期全家合影。中坐者父母，左一小弟，左二大弟，右一妹妹，右二我
一年多后，母亲又生了个男孩。农村素来重男轻女，为了全心哺育儿子，父母就把我交给雇来的奶妈，带到偏远的村庄去抚养。不久后，新生的弟弟又夭折了，父母都很伤心。尤其是母亲，此时更加思念养在外边的女儿，提出接我回家。奶妈起先不舍得，再三恳求将我收作养女，希望将来能与她儿子配亲。我父母坚持不肯，这才放回。领回家时母亲见我骨瘦如柴头发枯黄，心疼极了。原来奶妈家里穷，没东西吃，奶水下不来，平日只能用糖水喂我。母亲赶紧为我补充营养，过了好几个月才慢慢调理过来。
在我四岁的时候，家里添了一个妹妹，之后又添了个弟弟。弟弟出生没多久，就得了重病。按理该服凉药，但医生错开了热药，弟弟第一帖药吃下去就难受得手脚抽搐，满地乱爬，母亲说：“这药还是别吃了吧。”父亲迷信医生：“自然要听大夫的。”结果才吃了第二帖，孩子就不行了。年幼的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玩得兴高采烈，父亲抱着奄奄一息的弟弟正伤心烦躁，就骂：“弟弟都快病死了，你还笑什么？！”我这才发现家里的空气如死一般寂静，母亲在一边轻轻啜泣。惊吓羞愧之下，我一头钻到藤椅扶手下面，结果脑袋怎么也拔不出来了，大家七手八脚使劲把藤椅扳开，我才从缝隙里脱身。没过几日，这个弟弟还是夭折了。数年来连丧四子，给父母带来巨大的悲痛。
随着父亲与叔父子女增多，分家成为必然。父亲当时兼祧两房，我家分到了十余亩田和一些山地、两幢楼房。父亲一心埋头读书，不擅务农，对短工一概放任不管，平常又出手大方，乐善好施，村里人每逢喜庆做寿，总要来向他求墨宝，他不但不收润笔费，还常常奉送笔墨轴纸。母亲为人善良和蔼，每次有乞讨者到门前，她都会盛出大碗的饭菜，在家听到有盲人敲杖路过，她总要出门将他一直搀扶过村口的小桥。戏班到村里来演戏，一般都住在庙里，庙里住不下，父母就会让演员住到家里来，饭菜不够吃了，也只管到我家来盛。
父亲死守“读而不耕”的信条，母亲又体恤下人，从不责骂，手下人也就乐得偷懒，又兼连年灾荒，渐渐田地荒芜，入不敷出。我们家乡在四明山脚下，山匪常来骚扰。那年，祖父在匪乱中被“请财神”（绑架），父亲闻讯立即带人赶到匪巢，恳求放回年事已高的祖父，自己甘愿代为人质。匪首被父亲的孝心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祖父回家后，全家凑了几盒大洋才将父亲赎回。赎金由大家分摊，父亲身为长子，自然要多承担一些，于是家里只好卖田凑钱。经过分家、荒年、匪乱，家境越来越艰难，没过几年，家里佣工解雇，田地卖完，沦落到租种别人家的几亩薄田糊口，父亲也只得出外教书谋生。
父亲性格爽朗，人缘不错，既在绍兴念过新学，又是挺身代父做人质的孝子，因此在乡里颇有些名望。他个子精瘦，蓄着稀疏发黄的八字胡，常穿一件灰色的竹布长衫，对文言文颇有研究，连平时介绍自己的姓名也古韵十足。比如他介绍自己姓“王”，不说一般人通常所说“三划王”的“王”，而说“一以贯三为王”、“天下归王”的“王”。名字“友泉”，不说一般人所说的“朋友”的“友”或说“友好、友爱”的“友”，而说“两手相握为友”的“友”，或说“同师曰朋，同志曰友”的“友”，“泉”字更加玄妙了，不说“泉水”的“泉”而说“布泉”、“钱泉”的“泉”。弄得村里百姓听都听不懂。因此，人们送了他一个雅号“小老头子”。他教书认真严肃，学生与家长都对他印象非常好。
不过，父亲当乡村教师的收入微薄，尚不足以养家糊口，家里的一切还要靠母亲操持。母亲是个吃苦耐劳的中国传统女性，默默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当年连饭都不会做的她，竟成了全村第一个下地种田的妇女。农闲时，母亲缝补浆洗，照料全家一日三餐、四季衣服，还忙中添忙地年年养蚕。后来家里添了两个弟弟，母亲连吃饭的时候都要抱着小孩，每次等到蚕宝宝上山做茧了，她总要消瘦许多。
坑边村依着四明山，傍着小溪水，在春风送暖的季节里，满山满坡盛开着烂漫的野花。繁星点点的迎春花，淡粉色的野桃花，金黄色的油菜花，漫山怒放的柴叭花（家乡对杜鹃花的俗称），风光秀丽如画。我总喜欢采来一束束野花结成花球戴在胸前，似乎这样能让自己这个黄黄瘦瘦的小丫头变得漂亮些。
我小时候十分活泼好动，有空就带着弟妹去爬山。我们一起玩“打棒”、“抓石子”、“老鹰捉小鸡”，满山满林挖笋，在松树林拾寒仁（一种蘑菇）、烤栗子、采野果、捡乌子，村前的溪坑更是我们一年四季的好去处，里面有捉不完的石蟹、小鱼和泥鳅。
我的拿手“绝活”是拾田螺。有一次和父亲一起去，我平日里留心观察，知道每到傍晚，田螺都躲进田的深处。而父亲老是在田中间找，换了好几块田，都觉得收获不多，见我在远处埋头不知干什么，就大声喊我：“彩娟，你老在那儿做什么？”我并不答话，只低头不停地拣。回到家里，拿出我和爸爸拣的田螺一比，我的有满满一篮，父亲的只够铺满篮底，还不到一小碗。母亲惊讶地说：“友泉，侬还不如彩娟拾得多嘛！”父亲尴尬地笑笑，抛下篮子走开了，我不免小小得意一番。平常拾田螺总和小姐妹结伴，堂姐见我似乎并不卖力，却总是拾得最多，于是趁我不注意，常试探着拿走一些。我不愿为小事和姐妹争执，每次只作不察，提篮回家，于是堂姐更纳闷了。多年之后，我与这位远在西安的堂姐再次见面，想起往事她还忍不住追问：“小时候我常从你篮子里拿走田螺，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我笑答：“当然知道啊。”彼此虽已双鬓染霜，忆及往事，依然亲切如昨。
童年留在记忆中的滋味，恰似故乡山崖林间的野果，甘甜中也时有酸涩。我们村子不大，祠堂寺庵倒是一应俱全。因为提倡新学，家族办起灵溪小学，祠堂变成了课堂，我七岁起在那里断断续续念了三年书。村里请了一位名叫庆才的教书先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相貌清秀脾气和蔼，就住在祠堂里。我读书很用心，小时候记性也好，背书总是最出色的一个，描红、算术成绩也排在前三名。无奈的是，读完小学三年级后，随着家境日益拮据，我不得不辍学了。
我是家里的长姐，十岁左右，母亲便开始教我做衣服，打长脚纽扣。田种下后，放田水、拔草等农活，都是我半夜带着妹妹弟弟一起去做。家里种了五六亩田，有时稻谷还没来得及碾成米，一时断了粮，母亲只得让我去借。闻到别人家里在炒年糕，香味扑鼻，就赶紧关起门来。
有一次我穿着新衣服和妈妈做的新布鞋，去山上采野果。玩得正高兴时，不慎捅了蜂窝，一下子飞出好多“九里蜂”，这蜂十分厉害，据说能追人九里路。我吓得拔腿猛跑，虽然逃得快，还是被几只蜂蜇了脸，还跑丢了新鞋。第二天起来发现满脸红肿，母亲心痛得流泪，为我涂上自家酿的酱油止痛。我咬牙忍住不哭。晚上痛了一夜，也不敢哭出声来，只小声抽噎，生怕惊醒了弟妹，更怕再惹母亲伤心。
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每到收获季节，凝聚着母亲血汗的稻谷刚刚收完，马上就有几个陌生人来到我家，母亲用好菜好酒招待他们吃饱喝足，然后他们把稻谷一担担挑走。我躲在门后眼睁睁看着，心里恨得发疼。母亲叹道：“有什么办法呢？田是人家的呀。什么时候有我们自己的田就好了。”母亲无奈的悲哀，像刀刻斧凿般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该如何去为母亲分挑那沉甸甸的生活担子。
对人世艰难的敏感，还来自家族的生存环境。有钱的族人看不起穷亲戚，同族的大孩子也常欺负我们，有一次把才三四岁的弟弟放在高高的树干上，然后躲得远远的，等到弟弟掉下来，摔得鼻青眼肿，他们乐得哈哈大笑。母亲抱起啼哭的弟弟，心疼极了。面对外人势利的眼神和生活中的冷遇，善良的母亲永远温和隐忍。不管家里如何艰难，她总让孩子们穿得齐整干净，她拿自己的嫁衣缝缝改改，做成儿女的新衣，从不让我们在人前失面子。
母亲文化不高，看戏却多。她常说，十年风水轮流转，当年王宝钏、刘翠屏寒窑受尽苦中苦，守得夫婿封王拜相苦尽甘来，你们要为妈妈争口气。她把对命运与对儿女的祈福，寄托在村头关老爷神像上，她点燃了一支又一支香火，我也在母亲身后暗暗下了决心：长大一定不让母亲受苦，不让弟弟妹妹再受人欺负。现在想想也有点惊讶，当时不过只有十来岁，居然会有如此早熟的责任感。
二、看戏学戏
在童年快乐的记忆中，看戏是最难忘的经历。外婆家所在的后山镇是一个有四五百户人家的大乡镇，当时，女子越剧第一代演员施银花、屠杏花、赵瑞花、沈兴妹等已经唱红，被请到后山镇来演“的笃戏”。她们坐着轿子，风头十足。每逢戏班有演出，外婆都要接母亲回去看戏，母亲也总是会抱上我一起去。从抱在怀里到坐在母亲膝上，再到自己爬到高凳上看戏，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戏迷。
坑边村有时也会把戏班接来，我们村头有个小庙，庙前的戏台很考究，台前一对石狮子，四根台柱顶端有精细的雕刻，有动物花鸟，也有戏文故事，过去嵊县保留着不少这样的戏台。每逢戏班来演出，村里便热闹非凡，这也是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时候。母亲边看边给我讲解台上的戏文，我开始似懂非懂地了解那些花花绿绿的人为什么上台下台穿梭不停地忙，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姐姐更让我感到格外新奇好看。
1950年代中期与父母、小弟在枕流公寓
戏散场后，我和几个同伴还钻到后台去看演员卸妆，等到父母来叫，还不肯走。看完戏后回到家里就学，把床帐当作戏衣披，穿父亲的长衫甩水袖，煞有介事地乱唱一气。母亲是我的第一个观众，也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有时高兴了还会教我几句。出了家门便是田地，我在稻草堆上学戏台上的样子翻跟斗，居然无师自通，自得其乐。母亲缝被子时，我又趁机在上面大练虎跳、仰跌，母亲一般并不责怪。但当她有烦心事的时候，会呵斥一句“吵煞了！”我便不做声，乖乖地领弟妹去外边玩。有一次我在稻草堆边上练习下腰，没掌握要领，身子一斜，后脑勺撞在了地上，流了许多血，把母亲吓坏了。
白天，我和小姐妹结伴去庙里看演员练功排戏，与演员们混得熟了，有时她们开玩笑地问我：“小妹妹，跟我们学唱戏好不好？”我只笑笑不敢答应。戏班不久又要开拔，我和堂妹依依不舍地目送她们离开，几个小姑娘背了小竹椅到台上模仿着又唱又做。
印象最深的是看一个小花脸演小偷，偷了一只鸡，竟连毛都一起放在柴火里烧，烧好就吃，做得活龙活现。我看得目不转睛，看她如何抓鸡，如何学鸡叫，如何用双手捧树枝，点火烧，把这些虚拟动作一一记下。看完后，我就在家门前的空地上学开了，引来好多婶婶、姑姑和邻居看，他们在一边哈哈大笑，给我鼓掌叫好，他们笑得越开心，我演得越起劲。演完他们都称赞我，“彩娟囡头学得蛮像咯！”“是像！是像！”我听了又得意又有点不好意思，转身就奔回家里去了。
我有位大伯婆婆，家里藏了好多吃食，就是不肯分给我们。我从戏台上得来灵感，和堂妹商量好，扮成两个小叫花子去要饭。我们头上各戴一顶竹编的破帽子，身披一件蓑衣，每人手拿一只小木鱼，站在婆婆门前，敲着木鱼，嘴里含含糊糊地念着：“店王师娘，做做好事，给点东西吃！”怕她认出我们，故意把帽子压得很低，越念越响。大伯婆婆开门后居然信以为真，端了一碗冷饭出来，我们忍不住哈哈大笑，婆婆听出是我们，开口就骂：“吓！原来是你们两个小猢狲！”说着作势要打，我和堂妹转身就逃。
家乡的人都爱看戏，常常各家凑钱请一位教戏老师，临时组织起“学习班”，十几个女孩子聚在一起学学唱唱。1936年，我刚满十岁，听到相邻的大洋村要办戏班的消息，兴奋地跑去跟母亲说：“我也要去！”母亲听了一声不响，我就缠着她再三地磨：“我一定要去！”母亲只好替我交了学费，请堂叔带着我和其他小姐妹一起去。戏班里自带饭菜，回家住宿。没几天，大洋戏班解散，我们又去五里路外的许宅学，学馆就设在我远房姨妈家堂屋前的天井里。
1950年代末，与两个弟弟在枕流公寓
越剧最初都是男演员，根据当时的风俗，女子不能上台，后来随着演出班底的家族化，逐渐有男演员的家属登台。女子越剧兴起后，不少男班艺人选择回家乡科班教戏。因为我脸型小，师傅指派我演花旦，教我们一些基本功，如走台步等。一些传统老戏的“肉子”唱段，老师会发给我们手抄的唱词，那时我记忆力特别好，基本上教一遍就会。
在许宅，我们排了“大堂会”等一些小戏和折子，我演“楼台会”里的祝英台，学了十几天就“串红台”（又称“响排”），用几块木板临时搭了个戏台，请来琴师，借来锣鼓等乐器，但没有戏装可穿。观众除了学员的家属和亲朋，还有闻讯赶来的远近乡邻。台上小学员们紧张地演出，台下观众都睁大了眼睛，像看什么大演员一样聚精会神。
前面的“大堂会”结束，“楼台会”开始了，我演得非常认真动情，以当时的年龄，自然无法理解情侣生离死别时的痛楚，但我牢记老师提示的人物感情变化，到剧情悲伤处，还真的流了眼泪。台下的观众纷纷称赞我：“这个囡头演得真好，还哭出了眼泪，真好！”有的内行人还说：“介许多小姑娘里，就属王友泉的女儿唱得最入丝弦。”我家隔壁的三叔婆也去看戏了，她连声夸我演得最好，这下可气坏了自家同在学戏的孙女，也就是我的堂姐。她用头撞祖母，一定要她快点回去，不许再看戏。后来教戏的老师点评说：“这许多小姑娘中，彩娟学戏最认真，教啥会啥，是最有希望出山的一个！”
“楼台会”正演到高潮时，突然进来许多穿黑衣服的人，大声叫喊：“不准演出！”还把锣鼓丝弦等乐器抢的抢走，砸的砸坏，现场一片狼藉。我吓得心怦怦直跳，连忙逃下台去。乱了一阵后，大人们有的摇着扇子回家了，有的嘴里叽咕着什么。我当晚不敢回去，就住在了远房姨妈家里。后来母亲告诉我，这些人都是村里的有钱人家派来的，说女子登台唱戏有伤风化。戏班解散，我第一次学戏就这样夭折了。
三、离家赴沪
虽然戏没学成，我对唱戏的兴趣却似乎更加强烈了。因为学过一点基本功，回家有空就练个不停，有时候走路都学台上花旦的小碎步，乡亲们看见了都会说：“快来看，彩娟会走台步了哎。”梦想到现实，往往相隔遥远，有时，这个距离是一生一世。幸运的是，没过多久，一座桥梁就出现在我脚下，这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命运。
1937年秋的一个傍晚，田里刚割了稻子，我像平日一样在稻草上翻跟斗，打虎跳，玩得十分起劲。忽然田边走来两个人，前面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穿着月白色旗袍的时髦女子，身后是一个中年男子。我看出了神，心想，那姑娘打扮得真漂亮，不知是谁家的客人？忽然听到小姐妹奔来叫我：“彩娟姐！你妈妈叫你快回去，你家来客人了。”原来客人正是我的表姐，在上海红极一时号称“越剧皇帝”的竺素娥，同表姐一起来的就是大舅竺相荣，但我之前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我外公家里也渐趋破落，大舅为养家糊口，不得不去徽班敲鼓板。外婆不同意他从艺，相荣大舅还是坚持去过流浪的卖艺生活。表姐竺素娥1930年进科班学艺，唱红杭州、绍兴、宁波等地，如今在上海已站稳脚跟。但日军“八·一三”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时局不稳，表姐她们不得不在炮火声中结束演出，回到家乡嵊县来避难。
她正与母亲闲聊，见我进来，母亲笑着对我说：“这是你全芬姐（竺素娥小名叫全芬），快叫阿姐。”我当时汗流满面，头发乱蓬蓬地贴在脸颊两边，上下衣服也被汗水浸透，活像一只落汤鸡，十分狼狈。我不好意思地轻轻叫了一声“阿姐！”表姐应了声：“是彩娟吧？”我点点头。表姐看了看我，温和地说：“快去洗一洗，换件衣服。”那天家里杀了鸡，做了好多菜招待远道而来的表姐。我看着表姐唱戏能够养家，还可以去上海杭州各地跑，心里十分羡慕。
表姐走后，妈妈对我说：“全芬姐要带你到上海去学戏。”听到能去学戏，我高兴极了，好像天上掉下个大宝贝一样。当晚我辗转反侧，心想自己如果也能像表姐那样唱红，就能让妈妈不再受苦，想着想着，觉得心里很甜，似乎看见了一线光明……
过了几天，父亲回家了，母亲跟他商量：“全芬来过了，我要她带彩娟到上海去学戏。”话音刚落，父亲就极力反对，“女孩子怎么能一个人到外面去学戏？”他拿起旱烟筒点上火，闷头抽烟。“有她表姐照顾呢。全芬是老实的规矩人，跟着她，我也放心。”母亲轻声解释道。我在旁边听到父亲坚决反对，像一盆冷水浇到头顶，伤心地哭了起来。当时虽然才十一岁，觉得自己的心境已经是个大人了，应该帮助母亲挑起养家的担子，因此有了学戏这条改变命运的出路，我便坚决地要出来。我一定要去上海！一定要去！
“学戏能有什么出息？”“学戏不一定没出息，待在家里不一定有出息，你看全芬到上海，也没有去要饭。要是不行，还可以再回来嘛。”母亲胸有成竹地说着。表姐的成功是支持我去上海学戏的最好理由。我在一旁继续呜呜地哭，声音也大了起来。
沉默，父亲无声地抽着烟，把自己紧紧地缩在时浓时淡的烟雾包围之中，空气有点呛人。虽然家境不好，但是让一个女孩子孤身到外地去学戏，一来有碍读书人的面子——在旧社会，戏子毕竟是让人瞧不起的；二来也舍不得让未成年的女儿吃苦。这实在让一个做父亲的难堪。可是，这确实是改变家庭现状的唯一机会。父亲反复斟酌，左右为难，我的哭闹更加重了他的烦闷焦躁，父亲猛抽了几口烟，随着一口浓烟的喷出，也喷出了一句硬邦邦的话：“我不管了，随你们去吧。”我蓦地收住了哭声，抬头望向母亲，母亲的神情并没有变得轻松，反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学戏的事就这么定了，只等表姐那边的消息。等待的日子十分难熬，一向活泼好动的我变得沉默寡言，每天心事重重。有时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七上八下，突然还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我不想去上海了。可是却又不能说出口，毕竟是自己吵着坚决要去的。
大约十个月后，已是1938年夏，父亲在外教书，母亲接到表姐来信，说上海局势已经稳定，可以送我过去了。又盼又怕的消息终于来了，我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心想上海不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表姐只见过一面，会不会对我好？说不清是喜是忧，是惊是怕。
母亲立刻着手替我准备行装，她卖掉了自己的嫁妆蜡瓶（注：一种锡器，以前女子嫁妆必备物之一），用换来的钱给我做了几件新衣服。两套单衣，一套白底粉红小花，一套青莲色底黄色小花；两套夹袄，一套彩色小格子，一套咖啡色，四周滚了边；还有一套棉衣。母亲把我要穿的和新做的衣服放在表姐送给她的小皮箱里，另拿一只小藤篮放零星用品，皮箱内还放进了两块零用钱。这里面寄托了母亲对女儿的牵挂、祝福和希望，一切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离家的那一天，母亲先请族里一位远房叔叔把我送到后山镇的外婆家，当时与我表姐合作的姚水娟也是后山镇人，她的嫂子正好要去上海看望她，可以顺便把我带到上海。
1984年在嵊县演出间隙，回到家乡坑边村
终于到了真要分离的那一刻，看着弟妹拉着我的衣角，一步步地紧跟着，心里真如刀绞一般。我步履迟缓，泪眼模糊，走两步就忍不住回头看看。来到离村不到一里的高坡上，回首眺望，看见母亲站在家门口挥手送我，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似乎在那里哇哇大哭，想到父母和自幼生长的故乡一时很难再见，我不禁停步不前，泪如泉涌。我第一次尝到了骨肉分离的滋味，走完这十五里路，眼泪也流了一路。这个场面每次想来都觉得心酸不已。
到了外婆家，我已经如泥塑木雕一般，也不说话，呆呆地坐在一边发愣。第二天一早，我跟着姚水娟的嫂嫂坐船去上海，为了省钱，我们没有买卧铺票，晚上只能挤在船头坐着，困了就互相靠着打个盹，我一个晚上都没有合眼。快天明的时候，船停靠在宁波码头，只见岸上明晃晃一片灯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咸鱼的气息。我很害怕，心想这是什么地方？是到了上海吗？机械地迈步跟着大人去岸上吃了碗面，回船继续行程。
一路上我始终呆坐着，心情矛盾。上海当时在我心目中有着太多的未知，身处不可捉摸的异乡客地，将会见到哪些人？面对哪些事？真是越想越畏怯。在那一刻，我真希望上海是个永远也走不到的地方。
